补

◆ 序
>> 比尔德对所有的史料都抱着慎重的态度，从不轻易下结论，而执着于对语境、语言、写作者自身的背景、写作目的、写作对象等方方面面的考察。对于古代史料到底能告诉我们多少史实、历史事件究竟能否可靠地复原，比尔德全书中的常用词是“令人沮丧”“充满争议”“脆弱的共识”，等等。
>> 这部著作给读者带来的信息量是巨大的，然而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比尔德以灵活生动而非说教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做历史”，读者不但可以从中学习用何种方法解读历史“剪影”或“碎片”，如何处理相互矛盾的史料，更能学习如何提问，这既包括向史料提问，也包括构思关于罗马历史的大命题。
>> 她曾不止一次地公开推翻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也提醒我们学习是原创的基础，同时也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被称为终结之作，这部著作会激励我们继续探索。
>> 将历史多维化丰富化也意味着把以往位于边缘的人群或事件去边缘化，纳入叙述的框架甚至主线。不同的时代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点，正是提出的问题与关注点的变化在改变我们书写历史的方式，所以历史对比尔德来说是一种对话。
>> “罗马”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种动态便是这部著作的核心之一。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 大大小小的争论、冲突和挑战渐次地，有时是凌乱地或不期地出现在“罗马人”面前，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罗马在世界上的地位、罗马人控制了地中海地区如此之多的土地后什么才算是‘罗马的’、野蛮和文明的边界如今何在，以及罗马位于边界的哪一边”。
◆ 前言 罗马的历史
>> 古罗马是重要的。忽视罗马人不仅只是对遥远的过去视而不见。从高深的理论到通俗的喜剧，我们理解世界和思考自身的方式仍然受到罗马的影响。历经2000年，它仍在支撑着西方的文化与政治，是我们写什么和如何看待世界的基础，决定着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 罗马史正在一如既往地被不断改写，在某些方面，我们对古罗马的了解超过了罗马人自己。换句话说，罗马史研究是一项不断发展的工作。本书是我对这个更宏大项目的贡献，给出了我关于罗马史为何重要的理由。
>> 写作本书的动力来自我个人对罗马历史的好奇，来自我坚信与古罗马进行对话仍然很有价值，来自一个疑惑——意大利中部那个毫不起眼的小村落是如何成为三大洲大片土地上如此强大的统治者的？
>> 罗马人最初并没有征服世界的宏大计划。虽然最终他们用昭昭天命来夸耀自己的帝国，但他们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和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扩张背后的最初动机仍然是历史上的重大谜题之一。
>> 我将主要关注罗马城和罗马人的意大利，但我也会注意采用从生活在帝国更广阔领土上的士兵、反叛者或有野心的合作者的视角从外部观察罗马。
◆ 第1章 西塞罗的人生巅峰
>> 直到公元前1世纪，我们才开始能够通过同时代人的眼睛近距离地和在鲜活的细节中探索罗马。该时期有特别丰富的文字留存下来：从私人书信到公开演说，从哲学到诗歌——包括史诗和艳诗、文人诗和平民诗。得益于这一切，我们仍能追踪罗马政要每天的长袖善舞。我们可以偷听他们的讨价还价和交易，窥见他们在比喻和字面意义上的“背后下刀子”。我们甚至可以感受他们的私人生活：夫妻斗嘴、现金流问题、为心爱孩子（或者偶尔为心爱奴隶）的死而悲伤。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对任何一个更早时期的了解都不可能这样深入和详尽（我们没有关于古典时期的雅典如此丰富和多样的证据）。直到1000多年后，才有另一个地方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细节，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 从井盖到垃圾箱，“SPQR”字样仍然出现在罗马城各处。它可以追溯到西塞罗生前，是历史上生命力最强的缩写之一。它也不出意外地引来了戏仿。“这些罗马人疯了”（Sono Pazzi QuestiRomani）是意大利人喜欢说的一句话。
>> 无论是非曲直，“喀提林阴谋”把我们带到了公元前1世纪罗马政治生活的中心，带到了它的惯例、争议和冲突之中。我们由此得以窥见“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如何运作——本书的书名《罗马元老院与人民》（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中就嵌入了这两股力量的名字。两者（有时针锋相对）都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政治权威的主要来源。它们合在一起组成了罗马国家合法权力的缩写标语，贯穿了罗马的历史，并在21世纪的意大利仍被沿用。影响更广的是，“元老院/参议院”（去掉“罗马人民”）成了从美国到卢旺达的世界各地对现代立法机构的称呼。
◆ 西塞罗对垒喀提林
>> 罗马的竞选花销可能数额不菲。到了公元前1世纪，人们并不总是能够在竞选所需的慷慨花费和贿赂之间轻易做出区分。赌注很高，赢得选举的人有机会以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通过职位带来的某些额外收入回本，失败者则进一步债台高筑——和军事失利一样，罗马的竞选失败者远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多。
>> 罗马的选举制度公开而且毫不避讳地偏向富人的选票
◆ 在元老院
>> 罗马精英最重要的志向之一：成为“能言善辩的好人”（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
>> 公元前1世纪中叶，元老院由大约600名成员组成，所有人之前都当选担任过公职（我说的是所有“男人”，古罗马女性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所有担任过财务官（quaestor，每年选出20人）这一次级职务的人自动成为终身元老院成员。他们定期开会，展开辩论、为执政官提供建议和发布决议。由于这些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如果元老院的决议受到藐视或干脆被无视会导致什么后果始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实际上人们通常会遵守这些决议。
>> 我们不得不想象数百名元老挤在狭窄而不透气的空间里的场景，有人坐在简易的椅子或长凳上，有人则站着，相互之间推挤着，在他们上方，无疑有一座受到尊崇的古老的朱庇特塑像。这肯定是罗马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场合，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就像罗马的许多东西一样，它实际上远不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优雅。
◆ 胜利与羞辱
>> 罗马刑罚的通常选项是罚款、流放和死刑。如果恺撒真在公元前63年提议终身监禁，那将很可能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就能否以这种方式替代死刑进行讨论，但没能成功。
>> “人民”是比元老院大得多的无组织群体，以政治术语而言，是由全部男性罗马公民组成，女性则没有正式的政治权利。公元前63年时，它包括散布于首都和意大利各地（还有少数在意大利以外）的约100万人。在实践中，它通常指选择出现在罗马城中任一选举、投票或集会场合的几千或几百人。即使在古代世界中，人民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也一直是罗马史上的重大争议之一。当时，只有他们才能选出罗马政府的官员；无论你的血统多么高贵，你只能被罗马人民选中才可以获得执政官之类的职位。此外，与元老院不同，只有他们才能制定法律。
◆ 写下来
>> 有关罗马世界，最不同寻常的一个事实是，罗马人在2000多年前写下的东西留存至今的竟有如此之多。除了我已经提到的诗歌、书信、散文、演说辞和史学作品，还有小说、地理学作品、讽刺诗和大量技术著述，范围涉及从水利工程到医学和疾病的一切。这些作品的留存主要归功于中世纪僧侣的勤劳，他们一遍遍手工誊抄心目中最重要或最有用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也为此做出了重要但常被遗忘的贡献，他们把一些哲学和科学材料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此外，得益于考古学家们从埃及的沙土和垃圾堆中发掘的纸草、从英格兰北部的罗马军营中发掘的写字木板，以及在帝国各处发掘的刻有动人言辞的墓碑，我们得以窥见属于罗马世界一些普通得多的居民的生活与文字。我们找到了送回家的便条、购物清单、账本和刻在墓碑上的遗言。即使这一切在曾经存在过的东西中只占一小部分，任何人现在都难以在一生中彻底掌握我们能够读到的罗马文学（以及更多一般性的罗马作品）。
>> 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名誉和声望不仅依靠口碑流传，而且离不开宣传，有时还要经过精心（甚至相当笨拙）的安排。
>> 我们对公元前63年那些事件的最直接了解所依据的文本，是西塞罗在暴动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演说的记录。其中两篇面向罗马人民的公开集会，分别向他们通报喀提林阴谋的最新调查进展和宣布对叛乱分子取得胜利。另一篇是12月5日西塞罗在元老院决定如何处置被捕者的辩论中的发言。最著名的一篇则是11月8日他在元老院对喀提林所做的谴责，我们可以想象那正是马卡里画中的西塞罗正在说的话。西塞罗本人很可能在发表这些演说后不久就开始到处传播它们的抄本，这些抄本由一小群奴隶辛劳地誊录。与他的诗歌创作不同，这些演说辞很快成为广受赞美和常被引用的拉丁文学经典，并作为伟大演说的最佳范例在古典时代剩下的时间里被罗马学童和有志于成为公共演说者的人们学习和模仿。甚至连那些拉丁语并不十分流利的人也阅读和研究它们。
>> 喀提林与西塞罗之间的冲突方式成了理解整个罗马历史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公民不服从和起义的有力模板。当罗马史学家们论及革命时，在他们的叙述的背后某个地方，几乎总是藏有喀提林的形象，他们甚至不惜为此对年代做些奇怪的颠倒。
◆ 故事的另一面
>> 对西塞罗来说，利用演说的书面文本为自己辩护是很有吸引力和非常方便的，即使那意味着要对演说辞做些策略调整和添加一些东西。
>> 重建2000年前的经济状况比重建政治状况更加困难，但我们拥有一些意外得到的信息。该时期留存下来的钱币提供的证据特别有用，这要归功于当时的情况以及现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用巧妙的方法从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能力。罗马钱币通常可以被准确地确定铸造日期，因为当时每年都要重新设计钱币，并“签上”当年负责发行它们的官员的名字。罗马人使用一系列手工打造的模具（冲模）铸造钱币，我们可以在成品钱币上看到模具之间在细节上的微小差异。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每个模具能压制多少钱币（在它们变得太钝以致无法印出清晰图案之前），如果有数量足够大的钱币样本，我们就能大致估算出某一次发行中总共用了多少模具。由此，我们可以对每年生产多少钱币获得粗略的了解：模具越多，钱币越多，反之亦然。
>> 和18世纪以前甚至以后的大多数国家一样，罗马没有真正的货币政策，也没有能够制定此类政策的金融机构。
>> 在这些贵族家庭之间，在罗马社会顶层，无论西塞罗曾经取得过怎样的政治成功，他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为了确保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他无疑希望在执政官任内做出些引起轰动的事。对蛮族敌人取得瞩目的军事胜利无疑是最理想的，也是大部分罗马人梦寐以求的。罗马一直是个尚武国家，战场上的胜利是获得荣誉的最可靠途径。但西塞罗不是士兵：他是在法庭上扬名立万的，而非通过率领军队与危险或不幸的外邦人交战。他需要用别的方式“拯救国家”。
>> 无论喀提林最初怀有怎样的动机，无论他是有远见的激进分子抑或无原则的恐怖分子，他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一位极其好斗、致力于获取自身荣誉的执政官的驱使下，采取了极端措施。西塞罗甚至可能已经说服了自己，让自己相信喀提林对罗马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无论基于什么证据。就像我们从许多更晚近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正是政治偏执和利己主义惯常的运作方式。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实情。那场“阴谋”将永远是典型诠释困境的最佳例子：“赤色分子”是否真的无处不在，还是说危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保守派的虚构？它也会提醒我们，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我们在罗马史中也必须始终注意故事的另一面——这是本书的部分主旨。
◆ 我们的喀提林？
>> 西塞罗劝诫式演说的力量，至少从后者的话还在不断被人们引用或策略性地加以改编来看是这样的。他的《反喀提林第一演说》，特别是著名的第一行（“喀提林啊，你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到什么时候？”），仍然潜伏在21世纪的政治修辞中，它被贴在现代政治横幅上，也能方便地被写进一条140字的推特里。你要做的只是把你的当下具体目标的名字插进去。
>> 这句话的使用指向了某种与专业古典知识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东西。这种用法强烈地暗示了，就在西方政治的表面之下，我们自己的政治斗争和争论仍然在以西塞罗和喀提林之间那只是被依稀记得的冲突为模板。西塞罗的雄辩（即使人们对它只有一知半解）仍然在给现代政治的语言注入活力。
◆ 第2章 罗马的开端
>> “罗马始于何方”这个问题对现代学者和他们的古代前辈来说几乎同样有趣和有吸引力。考古学家对最早期的罗马的描绘与罗马神话中的截然不同，它出人意料，常常造成困惑和争议。甚至著名的青铜母狼像也引发了热烈的争辩。它真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罗马艺术品之一吗？还是像近来的一项科学分析所暗示的，它实际上是中世纪的杰作？无论如何，过去差不多100年间，人们在向现代罗马城地下发掘时找到了一些痕迹，它们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000年那个台伯河畔的小村，这座小村最终成了西塞罗时代的罗马。
◆ 谋杀
>> 在整个古典时代，那条“永不停流的河”也让罗马经常成为大洪水的受害者，而“瘟疫”（或疟疾）则是该城古代居民的头号杀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 劫掠
>> 李维为早期罗马人做了辩护。他坚称他们只抓未婚女性，认为这是婚姻而非通奸的起源。通过强调罗马人不是“挑选”而是随机带走她们，他声称那是他们为了社群的未来采取的必要权宜之计，男人们随后会充满爱意地与新娘谈话，并做出感情承诺。他还把罗马人的行动说成是对邻邦不理智行为做出的回应。他解释说，罗马人最初正当地请求与周围民族订立条约，让他们有权迎娶对方的女儿。李维在这里指的显然是相互通婚的“通婚权”（conubium），不过他犯了严重的年代错误，这是很久之后罗马与其他国家结盟时的一项常规权利。只因这个请求被无理拒绝，罗马人才诉诸暴力。也就是说，这又是一场“正义之战”。
>> 整个这场战争是由于罗马人抢了别人的女人而引发的。最终，多亏了女人们自己，敌对局面才得以结束，现在她们已经接受了做罗马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她们勇敢地走上战场，请求一边的丈夫和另一边的父亲停止战斗。她们解释说：“我们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失去你们任何一方，变成寡妇或孤儿。”她们的干预奏效了。不仅和平降临了，而且罗马据说成了罗马人和萨宾人共同的城市，罗慕路斯和萨宾国王提图斯·塔提乌斯（Titus Tatius）一起统治着这个单一的社群。共治只持续了几年，然后塔提乌斯由于一定程度上由他本人引起的骚乱而死于邻城，②这种横死成了罗马权力政治的标志之一。罗慕路斯再次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作为罗马的第一代国王统治了30多年。
◆ 兄与弟，内与外
>> 在这些故事表面之下不深的地方，隐藏着某些后来的罗马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以及某些处于罗马人内心最深处的文化焦虑。关于罗马人的价值观和他们的隐忧，或者至少是拥有时间、金钱和自由的罗马人的隐忧（文化焦虑经常是富人的特权），它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中一个主题是罗马婚姻的性质。鉴于其起源，它将注定有多么粗暴呢？另一个主题是内战，我们已经从试图让交战中的父亲和丈夫达成和解的萨宾妇女的话中注意到了这一点。
>> 手足相残在罗马政治中根深蒂固，从公元前6世纪起（公元前44年恺撒的遇刺只是其中一例）反复折磨罗马历史的公民冲突一次次可怕地发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先注定的。有哪座建立在手足相残基础上的城市能摆脱公民的自相残杀呢？
>> 我们可以说，内战刻在罗马人的基因里。
>> 罗马的奴隶制在某些方面与罗马的军事征服方法一样残暴。但对许多罗马奴隶——特别是那些在城市家庭中工作而非在地里和矿井中干苦活的——来说，它不一定是一种无期徒刑。他们经常被释，或者用自己攒下的钱赎身，获得自由；如果主人是罗马公民，那么他们也能获得完整的罗马公民权，与生来自由者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不利之处。在这点上，与古典时代的雅典的对比同样令人震惊：在雅典，很少有奴隶被释放，即使被释也肯定无法就此获得雅典公民权，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国籍的边缘状态。这种释奴做法（拉丁语术语为manumission）是罗马文化的鲜明特征，当时的外邦人对此做出了评价，将之视为罗马获取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像公元前3世纪一位马其顿国王所注意到的，通过这种方式“罗马人壮大了自己的国家”。释奴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历史学家推测，公元2世纪时，罗马城中大部分自由公民都有祖先是奴隶。
>> 罗马从一开始就是奴隶和逃亡者组成的城市（“无论你的始祖是谁，他或者是牧羊人，或者是我最好还是不要提起的人”）。当西塞罗在写给友人阿提库斯的信中拿罗慕路斯的“垃圾”和“渣滓”开玩笑时，他可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取笑一位同时代人，表示当此人在元老院发言时表现得仿佛自己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事实上他却生活在罗慕路斯的贱民（faex）中”。
◆ 历史与神话
>> 罗马学者竭力试图界定罗慕路斯的功绩，并确定罗马最古老时代的准确编年。在西塞罗时代，最激烈的争议之一是罗马城究竟何时建立的问题。罗马到底有多古老？博学者巧妙地从他们知道的罗马年代回推到他们未知的更早年代，并试图将罗马发生的事件与希腊历史编年对应起来。特别是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历史同奥林匹亚运动会规律的四年周期相匹配，后者显然提供了固定和真实的时间框架，虽然我们如今已经知道，后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早先的巧妙猜测的结果。这是一场复杂和高度专业化的争论。但不同的观点逐渐在我们所说的公元前8世纪中叶左右这个时间点上达成一致，学者们得出了希腊和罗马历史大致同时“开始”的结论。
>> 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常常很模糊（比如亚瑟王或宝嘉康蒂③），我们将会看到，罗马是这种界限特别模糊的文明之一。不过，尽管罗马人在这个故事上展现了出色的历史洞察力，我们还是有各种理由把它或多或少地视作纯粹的神话。
>> 反过来说，正因为罗慕路斯的故事是神话而非狭义上的历史，它才能切中肯綮地反映了古罗马的一些核心文化问题，对了解更广义的罗马历史显得如此重要。罗马人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仅仅继承了奠基者优先考虑和关心的东西，恰恰相反，通过多个世纪以来重述和改写那个故事，他们自己建构和重构了奠基者罗慕路斯的形象，将其作为他们的偏好、争执、理念和焦虑的有力象征。换句话说，内战并非像贺拉斯表示的那样，是罗马与生俱来的诅咒和命运；相反，罗马把对似乎永无止境的内部冲突循环的担忧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
◆ 埃涅阿斯和其他
>> 埃涅阿斯故事的核心主张呼应了罗慕路斯故事中的庇护所这个根本主题，或者说实际上是放大了该主题。罗慕路斯欢迎所有来到他新城的人，而埃涅阿斯的故事更进一步，宣称“罗马人”实际上最初是“外邦人”。这对民族身份来说是一个悖论，与许多诸如雅典这样的古希腊城市的奠基神话形成了鲜明反差，后者认为他们最初的全部居民是奇迹般地从本土的地里冒出来的。④罗马起源的其他故事版本也一再强调了这种外来性。
◆ 第3章 罗马诸王
>> 排列上采用所谓的“牛耕田”风格，即各行文字需要交替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阅读。
>> 对任何罗马人来说，受到想要成为国王的指责几乎等于被宣判了政治生涯的死刑；任何罗马皇帝都无法容忍被称作国王，虽然一些愤世嫉俗的观察者不明白这两者有何区别。
>> 王政时期落在横跨神话和历史分界线的地带，令人着迷。这些继任国王看上去显然比奠基者更加真实。至少他们拥有看上去真实的名字，
>> 我们几乎总是很难确定，在流传至今的虚构叙事中可能隐藏着什么事实。仅仅去除明显的幻想元素，认为剩下的就代表了历史要点，这正是19世纪的怀疑者们所抵制的过分简单化的做法。事实证明想要分割神话与历史的联系要困难得多。两者之间存在各种可能和未知。
◆ 国王还是酋长？
>> 无论我们选择用其他什么方式来描绘早期罗马人的城市社区，它的规模仍然只算得上在微小和小之间。这个实际上属于史前史阶段的人口规模极其难以估算，最合理的推测是，罗马的“最初”人口——即那些小定居点开始将自己一起视作“罗马”时——总计最多只有几千人。当最后一位国王在公元前6世纪末遭到驱逐时，根据现代的标准估算，该地区可能有2万到3万居民。这只是根据该地区面积、罗马人当时可能控制的土地总量和这些土地能够合理支持的人口得出的最合理推测。但它比古代作家给出的夸张总人数可信得多。
>> 在大多数早期社群中，各种形式的私人暴力——从粗暴惩罚、家族仇杀到游击战——过了很长时间才完全处于公共控制之下。各种冲突常常掌握在独立行事的个体手中，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私人军阀；此外，代表“国家”和代表某个强大领袖的区别非常模糊。早期罗马几乎肯定是这样的情况。
◆ 奠基故事：宗教、时间与政治
>>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流传至今的许多传统说法远非事实，而是将后来罗马人的偏好和焦虑以迷人神话的形式投射到遥远的过去。
>> 即使在罗马政治秩序的最顶端，“罗马人”也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即便出身低贱者（甚至从前是奴隶）也能获得最高地位。
>> 当后来的罗马人回顾自己城市崛起成为地中海和周边地区的统治者的历史时，他们不完全将自己的巨大成功归功于军事力量。他们认为，取得胜利是因为神明站在自己这边：他们对宗教的虔敬确保了自己的成功。反过来说，他们遭遇的任何失败都可以被归咎于同神明打交道时犯了某种错误：也许他们忽视了凶兆，错误地举行了关键仪式或践踏了宗教规则。虔敬成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引以为豪的东西。
>> 罗马没有真正的教义，没有圣书，也几乎没有我们所谓的信仰体系。罗马人“知道”神明存在，但并不像大多数现代世界宗教中常见的那样，在内化意义上“信仰”它们。古罗马宗教也不特别关心个人救赎或道德。相反，它主要关注仪式的履行，这些仪式旨在让罗马与神明的关系保持良好，确保罗马的成功与繁荣。献祭牺牲是大部分仪式的核心元素，但它们在其他方面截然不同。有的仪式非常奇特，以至于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好地打破了我们认为罗马人稳重和一本正经的刻板印象
>> 努马的奠基拥有两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他确立了一系列负责举行或监督重要仪式的祭司团体
>> 另一方面，他发明了12个月份的历法，为每年的各种节日、圣日和假日提供了框架。
>> 任何组织化的社群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有能力编排时间结构，在罗马，这种结构的发明被归功于努马。
>> 从下水道到地名，或者天主教会中的职衔，在我们设想自己从古罗马人那里继承的所有东西中，历法可能是最重要和最常被忽视的。这是早期王政时期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一个出人意料的联系。
>> 另一组不同的重点问题反映在被归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名下的政治制度中
>> 人们认为他是组织了罗马公民人口调查的第一人，他正式将他们纳入公民体系，并根据财富水平将他们划分成不同等级。但除此之外，他还把这种划分原则与另外两个制度——罗马军队以及组织人民进行投票和选举——联系起来。
>> 在早期罗马城，与人口登记相关的复杂财富评估体系是不可想象的，而军队和人民大会中的百人队组织的复杂结构完全不符合王政时期的公民规模和当时战事可能具有的特点（你在劫掠隔壁村子时不会这样组织军队和开会）。无论战斗和投票方式在某个“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统治下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都完全不会是罗马传统所宣称的那个样子。
>> 不过，通过把这一切上溯到自己城市的形成时期，罗马作家们强调了他们所看到的罗马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关键制度和关键联系的重要性。在人口登记这一点上，他们突出了国家权力高于公民个人，以及罗马官僚所具有的热衷于记录、清点和分类的典型特征。他们还指出了公民在政治角色和军事角色间存在一种传统联系，指出了罗马公民多个世纪以来在定义上也是罗马战士的事实，指出了许多罗马精英所看重的一项臆断：财富能够同时带来政治责任和政治特权。
◆ 考古学、暴政和强暴
>> 罗马人认为最终导致王政垮台的并不是穷苦劳动者遭受的剥削，而是性暴力：国王的一个儿子强暴了卢克莱提娅。这起强暴事件几乎肯定与劫掠萨宾妇女一样充满神话色彩：对女性的攻击象征性地成为王政时期开始与结束的标志。此外，后来讲述这个故事的罗马作家们很可能受到了希腊传统的影响，后者经常将暴政的盛衰同性犯罪联系起来。
>> 铸于2世纪20年代的哈德良皇帝银币
>> 暗示了男性的公共声誉和女性的得体行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 自由的诞生
>> 王政的结束也意味着自由与自由的罗马共和国的诞生。在罗马历史的剩余部分中，国王（rex）一词在罗马政治中成了骂人的话，尽管罗马许多最典型的制度据说源于王政时期。
>> 朱庇特大神庙（这座建筑成了罗马权力的重要象征，后来行省的许多罗马城市都复制了它）
>> 罗马人在多个世纪里有每年往神庙的门柱上锤入一根钉子的习俗，这不仅标志着共和国时间的流逝，而且让时间与神庙建筑有了实体的联系。
>> 他们偶尔会“从建城以来”计算年份，如果他们对建城年份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他们通常用在任执政官的名字来表示年份。
>> 换句话说，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政治、时间、地理和罗马城市景观间一套复杂的相互联系。年份被直接与当选执政官联系起来，在于新制度元年献给神明的神庙的门柱上，被锤入的钉子标出了年份，甚至台伯河上的小岛也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国王被逐的产物。这一切的基础是一条至高无上的唯一原则：自由（libertas）。
>>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把民主理念留给了现代世界——雅典人在公元前6世纪末推翻了“僭主”并建立了民主制度，这在时间上与罗马国王被逐一致。古代观察者们没有忽视这一点，他们在描绘这两个地方的历史时热衷于让它们看起来是平行的。
>>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罗马人的自由呢？
◆ 第4章 罗马的大跃进
>> 罗马的许多独特制度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到前300年这个关键阶段中的某个时候，即从塔克文家族垮台到“长胡子”西庇阿生前这段时间里。罗马人不仅确立了共和国政治和自由的基本原则，而且开始发展支撑他们后来的帝国扩张的各种组织结构、假设和“行事方式”（更冠冕堂皇些的说法）。其中还包括对“什么是罗马人”做了革命性的系统阐述，这界定了他们在多个世纪里认同的公民理念，并且将罗马与其他所有古典城邦区分开来，并最终影响了许多关于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现代观点。
>> 在公元前300年，即使最早的罗马文学作品也要再等上几十年才会出现，后人对这个时期的回顾叙述包含了大量神话、润色和想象。
◆ 《十二铜表法》的世界
>> 所有的迹象表明，起草这条和其他许多法条的人在使用书面语言制定准确的规定时仍很吃力，而逻辑论证和理性表达的惯例仍然处在初创阶段。
>> 尝试创造这种正式记录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是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过程里的一个重要阶段了。许多早期社会都有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常常非常有限的法律初步法典化。
>> 《十二铜表法》与这些非常相似。它们距离综合法典还很远，而且很可能从未以之为目标。它们几乎不包含公法和宪法的内容，除非现存引文所涉及的范围极具误导性。隐含于其中的是为了寻找能够解决争端的一致、共享和被公众承认的做法所做的努力，以及为了应对这些做法在实践和理论上遇到的障碍所做的思考。
>> 《十二铜表法》主要面对家庭问题，特别关注家庭生活、惹人厌的邻居、私人财产和死亡。
>> 从《十二铜表法》来看，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罗马是个农业城镇，其复杂程度发展到足以对奴隶和自由民以及对公民内部的不同等级做出区分。它还足够成熟，设计出了一套正式的民事程序来一以贯之地处理争端、规范社会和家庭关系，还对诸如处置死者等人类活动做了一些基本规定。
◆ 等级冲突
>> 公元前494年，不堪债务问题困扰的平民第一次从城中大规模撤离（以后又有过数次），试图通过这种兼具哗变和罢工色彩的行动迫使贵族进行改革。行动奏效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让步逐渐消除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全部重要差别，实际上改写了罗马城的政治权力结构。
>> 公元前494年到前287年之间，在更多的激动人心的修辞、罢工和暴力威胁中，所有的重要公职和祭司职位都逐步向平民开放，后者的二等公民身份逐渐消失。平民在公元前326年取得了一场最著名的胜利，因为欠债而成为奴隶的制度在那一年被废除，罗马公民的自由原则被确立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40年前，发生过另一件同样重要但更多地限于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公元前367年，两位执政官中可以有一个由平民担任，虽然顽固的贵族几十年来一直拒绝同意，并宣称“让平民成为执政官是渎神”。从公元前342年开始，两位执政官都可以是平民，如果他们当选了的话。
◆ 外部世界：维伊与罗马
>> 这些在罗马人的文化记忆中成为老生常谈的各种故事提供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要将国家的要求置于家庭之上、在必将失败的现实面前要勇敢，以及用黄金衡量城市的价值是危险的。
◆ 扩张、士兵和公民
>> 有两件事是清楚的，并且揭穿了几个具有误导性的关于罗马权力和“性格”的现代神话。首先，罗马人并不天生比他们的邻居和同时代人更好战，就像他们也并不天生更善于修建道路和桥梁一样。诚然，罗马文化特别推崇在战斗中获取胜利（在我们看来则是病态）。从率领凯旋队列穿过街道和欢呼人群的获胜将军到在政治辩论中炫耀伤疤（以期为自己的观点增添砝码）的普通士兵，战场上的善战、英勇和致命暴力不断得到颂扬。
>> 不过，我们不能幼稚地想象意大利的其他民族与此不同。他们是差异很大的群体，在语言、文化和政治组织上远比“意大利人”这个统称所暗示的更多样化。但从我们对他们中大部分民族相对不多的了解，或是从在他们的墓穴里找到的军事装备和文献中偶尔提到的战利品、战事、暴行来看，他们和罗马人一样热衷作战，也很可能同样贪图获利。这是一个暴力肆虐的世界，邻邦之间每年都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劫掠是所有人重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争端都靠武力解决。
>> 其次，罗马人并没有征服和控制意大利的计划。在公元前4世纪的罗马，并没有哪个阴谋集团坐在地图边，像我们心目中19、20世纪奉行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那样，以瓜分领土的方式谋划掠夺土地。原因听上去可能很简单，因为他们首先没有地图。对于罗马人和其他“前地图”民族，这一点对他们如何理解周围和就在视野之外的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谜题。
>> 这些罗马人更多地把自己的扩张理解为改变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关系，而非控制领土。当然，罗马日益增强的力量的确显著地改变了意大利的地理面貌。几乎没有什么比穿越旷野的崭新罗马公路或者被吞并后分给新的定居者的土地更能彰显变化了。根据地理面积来评估罗马在意大利的实力仍然很便利。但罗马人统治的主要是人而非土地。
>> 罗马人在被他们控制的所有人身上强加了一项义务，即为罗马军队提供士兵。事实上，对大部分被罗马打败的民族——他们或被迫或被接纳加入某种“联盟”——来说，唯一要尽的长期义务似乎是提供兵源和补给。罗马没有以其他任何方式来接管这些民族，既没有派军占领，也没有强行指派政府。
>> 这些可能都是无心的结果，但它们是开创性的。因为这种同盟制度是一种有效的机制，能将被罗马打败的敌人转变成其日益壮大的军事机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通过在获取胜利时分享战利品与荣耀，它使盟友们参与了罗马的事业。一旦开始，罗马的军事成功便能以其他古代城市从未系统性地实现过的方式自我维持下去。因为在那个时代，胜利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战术、装备、技能或动机，而是你能够调动多少人。
>> 通过把公民权授予居住地同罗马城没有直接领土联系的人，他们打破了公民权同单一城市之间的关联，而古典世界的大多数人想当然认为存在这种关联。通过当时无与伦比的系统化的方式，他们不仅让一个人“成为罗马人”变得可能，而且可以同时是两个地方——家乡和罗马——的公民。而通过在意大利各地建立新的拉丁人殖民地，他们重新定义了“拉丁人”一词，使其不再表示民族身份，而是成了与种族或地理无关的政治身份。以此为基础的公民身份和“归属感”模式对罗马人的政府、政治权利、族群和“民族性”等观念具有重大意义。罗马人很快将这种模式扩大到海外，最终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基础。
◆ 原因与解释
>>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问是什么把相对简单的《十二铜表法》的世界变成了公元前300年时相对复杂的世界，那么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将无疑是罗马庞大的领土面积和大规模作战的组织需求。
>> 虽然在提到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人活动时，我试图避免使用“同盟”和“条约”等具有现代意味的字眼，但到了下一个世纪末，罗马人在半岛各地建立的关系网和对罗马与各个社群间的关系所下的不同定义让这些字眼显得远非那么不恰当。军事扩张推动了罗马的复杂化。
◆ 第5章 更广阔的世界
>> 除了“阿非利加征服者”和“亚细亚征服者”的雕像，一起被立于讲究的家族墓地正门前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的，还有罗马诗人昆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的雕像，所有认出恩尼乌斯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是罗马文学革命的重要参与者，成为第一代罗马文学的赞助人和恩主。这绝非巧合，因为罗马文学的缘起同罗马的海外扩张密切相关，就像一位公元前2世纪的作者所描绘的：“缪斯一身戎装地出现在凶暴的罗马居民面前。”帝国的兴起和文学的诞生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 多个世纪以来，罗马人一直出于各种目的而书写：公示、法规、刻在罐子上的所有权主张。但直到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与希腊世界传统的接触日益增多，才促进了真正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有意保存。罗马文学源于对希腊先驱的模仿，来自对话、竞争和较量，其诞生的时刻本身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 征服与后果
>> 充满军事活动是罗马人生活的基本特征
>> 事实上，罗马人为战争投入了巨大资源，即使最终获胜，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整个该时期，10%到25%的罗马成年男性每年都在军团服役，这个比例超过了其他任何前工业时代国家，上限数字甚至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征兵率。
>> 估算伤亡数字更加困难：古代战场上没有系统化的死亡人数清点；我们必须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古代文本中的各种数字，它们受到夸张和误解的影响，而且后来的中世纪僧侣在抄写时还可能犯下某些严重的错误。
>> 不过，我们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这场杀戮的可怕上，而是必须要更深入地观察战争的真实情况和组织方式，探究支撑扩张的罗马内部政治，以及罗马人的野心和古代地中海地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它们可能也推动了罗马的扩张。
>> 海外的军事成果对罗马本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革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战争收益已经让罗马人在财富上远远超过他们已知的世界中的其他任何民族。成千上万的俘虏沦为奴隶，在罗马人的田地、矿井和磨坊中工作，这些地方以比之前大得多的规模开采着资源，为罗马的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 罗马势力的扩张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争论和矛盾，其中包括罗马在世界上的地位、罗马人控制了地中海地区如此之多的土地后什么才算是“罗马的”、野蛮和文明的边界如今何在，以及罗马位于边界的哪一边。
>> 换句话说，胜利自身带来了问题和矛盾。甚至“胜利”与“失败”的定义都可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坎尼战役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它让我们窥见了古代战斗的战略、战术和真实面貌，但在波利比乌斯看来（汉尼拔可能也有同感），它提出的问题是：这场罗马最惨痛的失败是否在某些方面也是对其实力最有力的彰显。
◆ 坎尼与战争的模糊面目
>> 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在投入10万人以上的古代战场上还能采用什么更复杂的战术。统帅们如何向军队发布有效指令，或者说他们如何知道战场上的不同区域正在发生什么，这些几乎完全是个谜。再加上操着不同语言的军队（无论是来自不同民族的雇佣军，还是不会说拉丁语的罗马盟友）、奇特的景象（一些高卢人显然赤膊上阵）、骑兵在没有马镫（那是后来的发明）的情况下试图驾驭马匹并作战，而在有的交锋中，受伤的战象会发狂，调头冲向己方的阵线（虽然在坎尼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汉尼拔的大象到了那时候已经全部阵亡），画面显得非常混乱。
◆ 波利比乌斯论罗马政治
>> 波利比乌斯先后以敌人和朋友的身份了解过罗马，在对该城的崛起及其制度的思考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 波利比乌斯既是罗马的人质和罗马统治的批评者，又是罗马的合作者，可以想见，现代历史学家会觉得难以准确划定他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有时，他无疑会在自己的不同效忠对象间巧妙地保持平
>> 通过把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在祖国接受的复杂的希腊政治理论训练结合起来，他从得天独厚的视角剖析了罗马的内部组织，强调那是其对外取得成功的基础。事实上，他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尝试之一。
>> 的叙述精彩地把敏锐的观察、困惑和偶尔孤注一掷地用自己的语言对罗马政治进行理论化的尝试结合了起来，这并不让人意外。他细致地审视了周遭的罗马环境和他新交的罗马人朋友。
>> 透过各种罗马制度和最受欢迎的消遣活动的表面，他还非常犀利地看到了它们背后的社会意义。
>> 对共和国来说，无节制的竞争最终更多地起到的作用是摧毁而非维系。即便在这之前，人们也能很合理地想到，每有一个受到鼓舞而去追求达到祖先成就的年轻罗马人，就必然有另一个年轻人无法承受自己身上的传统和期待的重负——如果波利比乌斯选择去思考罗马文化中所有关于弑父的儿子的故事，他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 不过，位于波利比乌斯观点核心的是更重大的问题。如何在整体上刻画罗马的政治制度？它如何运作？
>> 元老院代表了贵族元素，在当时主管罗马的财政，负责向其他城市派遣使者和接待其他城市的使者，并在事实上监督整个罗马和盟友领土上的法律实施状况和安全。人民代表了民主元素。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或“人民”——古代世界没有普选权这种东西，女性和奴隶在任何地方都从未拥有过正式的政治权利。
>> 波利比乌斯表示，其中的秘密在于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之间形成了巧妙的制衡关系，因此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都无法完全占据上风
>> 这个分析堪称睿智，敏锐地注意到了不同政治制度间的细小差异和微妙差别。事实上，波利比乌斯在某些方面试图把他在罗马见证的政治生活硬塞进并非完全合适的希腊式分析模型。
>>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让读者在他们对罗马政治的理解中始终注意到人民的存在，并且不把目光局限于当选官员和贵族元老的权力，波利比乌斯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结束的重要争论。人民的声音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有多大影响力？谁控制着罗马？我们应该如何刻画这一罗马的政治制度？
>> 把共和时期的政治过程描绘成完全被少数富人主导的景象十分容易。等级冲突的结果并非人民革命，而是创造了一个由富有平民和贵族组成的新统治阶层。
>> 当人民集合起来投票时，投票制度的设计使结果向富人倾斜。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制度在选举高级官员的百人队大会上是如何运作的
>> 严格说来，各个大会只是就某个高级官员给出的候选人名单或提议进行投票。没有全体讨论，投票者无法提出建议甚至做出修改，而且人民几乎批准了我们所知的每一份放在他们面前的立法草案。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权力不符。
>> 人民的声音在这种文化中是一种关键的元素。穷人的投票会产生重要影响，是热情拉票的对象。富人并不经常团结一致，选举竞争激烈。担任或寻求公职的人非常重视说服民众为他们或他们的法律草案投票，而且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磨砺能让他们做到这一点的修辞技巧。无视或羞辱穷人会招来危险。
>> 关于拉票活动的重要性和紧张程度，以及如何做可能会赢得或失去人民的选票流传着各种逸闻。
>> 不同利益间的平衡显然不像波利比乌斯所描绘的那样不偏不倚。穷人永远无法登上罗马政治的顶峰；平民永远无法在政治上拥有主动权；个体公民越富有就应该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几乎成了公理。但这种形式的不均衡在许多现代的所谓民主国家中似曾相识：在罗马，同样只有通过民众选举和受到普通人的青睐，富人和特权者才能获得所竞争的政治职位和政治力量，但普通人的财力永远达不到使他们能够亲自参选所需的水平。
>> 富人的成功是穷人给予的礼物。富人必须意识到他们依赖全体人民。
◆ 命令他人服从的帝国
>> 许多罗马人则坚持认为，他们的海外扩张是一系列正义战争的结果，即这些战争得到了神明的必要支持，是出于自卫或为了保护盟友，而后者常常向罗马求助。它们根本不是侵略。
>> 波利比乌斯想象罗马人在这个更早的阶段是受那种贪婪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或某种昭昭天命的驱使，但就像他本人对事件的讲述所清楚表明的，这是错误的想法。驱动罗马人的是渗透在罗马社会各层面的对荣耀的渴望、对征服的欲求，以及对胜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纯粹贪恋。当人民被要求投票支持参加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向他们展示获得丰富战利品的前景并非没有理由。但无论在西庇阿们的集会上曾有何种幻想被提出来过，它们通通称不上统治世界的计划。
>> 从希腊到今天的土耳其及其周边地区，地中海东部的世界是该时期罗马大部分军事活动的背景。那是一个充满政治冲突、不停变换的盟约关系以及各国间持续不断的残酷暴力的世界，与早期的意大利颇为相似，但规模要大得多。
>> 罗马越是显得强大，交战各派就越把罗马人视为当地权力斗争中的有用盟友，并愈加热情地追求他们的影响力。
>> 我们如今无法辨识此类词语背后的所有双重想法：真诚的感激之外无疑也有同样多的恐惧和恭维。但它们很好地提醒了我们，“罗马征服”这种简单概括会掩盖涉事各方的大量观点、动机和抱负。
>> 此外，罗马人并不试图系统性地吞并海外土地，或者建立标准的控制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扩张过程可以如此迅速：他们没有建立任何统治的基本架构。他们的确从被击败者那里榨取了物质回报，但采用的是因地制宜的不同方式。
>> 这是一个强制的帝国，因为罗马人获得了利益，并试图确保他们在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时不受阻碍，而且这背后总是伴随着武力威胁。与后来的罗马人所理解的不同，它不是一个吞并式的帝国。它没有详细的法律控制框架、规则或法规，或就此而言的任何卓有远见的抱负。当时，甚至拉丁语中的imperium一词的意思也更接近“向服从者发布命令的权力”，而非像公元前1世纪末那样可以表示“帝国”，指罗马直接统治下的整个地区。
>> 对罗马人来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在战场上取胜，然后是否能够（通过劝说、威吓或暴力）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选择不这么做。
◆ 帝国的影响
>> 当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奴隶涌入意大利和罗马本身时，这一定是个有关剥削的故事，但也是一个有关大规模强迫移民的故事。
>> 这不仅对罗马经济，也对公民群体的文化和民族多样性产生了巨大影响；罗马人与外来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
>> 与此同时，罗马人也涌向海外。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的旅行者、商人和冒险家不断地探索地中海地区。
>> 所有这些罗马戏剧演出都要求观众必须能面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有的文化复杂性。
>> 对于来自希腊的人，这无疑让他们有机会暗笑那些新的、野蛮的世界统治者。对于其他人，这要求他们在概念上做个转变，想象自己在外部世界看来可能是什么样的。想要享受笑声，他们必须明白，罗马人在希腊人眼中可能是蛮族（即便只是开玩笑）。
◆ 如何成为罗马人
>> 文化身份总是一个微妙的概念，我们不知道早期罗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独特性格以及自己与邻邦的区别。不过，罗马人严苛简朴的鲜明形象——后来的罗马人热切地将其投射回建邦祖先的身上，直到现代世界它仍是对罗马人特性做出的有力刻画——是这个海外扩张时期的一场剧烈文化冲突的产物，冲突的焦点是，在这个新的和更广阔的帝国世界中，在拥有如此多的其他选择的背景下，身为罗马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希腊性”和“罗马性”既截然相反，又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 第6章 新政治
>> 撒鲁斯特对罗马权力的观察堪称敏锐，但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想要解释共和国的崩溃并没有那么容易。
◆ 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遗产？
>> 在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这段时间（特别是最后的30年），罗马文学、艺术和文化达到了高峰。
>> 不过，罗马的矛头越来越多地从外部敌人转向罗马人自己。与埃涅阿斯的特洛伊人无关，这是手足相残的双胞胎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遗产。
>> 在回顾那个阶段时，罗马历史学家对和平政治的逐渐消亡感到遗憾。暴力被越来越习以为常地视作政治工具。传统的约束和惯例一一瓦解，直到刀剑、棍棒和骚乱几乎取代了投票箱。与此同时，按照撒鲁斯特的说法，极少数拥有巨大的权力、财富和军事支持的个人统治了国家——直到恺撒正式成为“终身独裁官”，并在几周后被人以自由的名义刺杀。当我们以最简洁和最直接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的要点时，它将由一系列导致该自由国家解体的关键时刻和冲突、一系列标志着政治过程不断堕落的各个阶段的关键点，以及一系列在数个世纪里都将萦绕在罗马人想象中的暴行组成。
>> 公元前1世纪60年代，罗马本身的政治秩序多次崩溃，被成为家常便饭的街头暴力取而代之。喀提林的“阴谋”只是众多此类事件之一。
>> 在上述背景下，庞培、恺撒和克拉苏三人达成非正式协议，决定利用他们共同的影响力、关系和金钱来让政治进程对自己有利。这个“三人帮”或“三头怪”（就像一位同时代的讽刺作家所说的）第一次有效地将公共决定掌握在私人手中。通过一系列幕后安排、贿赂和威胁，他们确保了执政官职位和军事指挥权落到他们中意的人手中，关键决定将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做出。从公元前60年左右（很难确定达成私人协议的准确时间）开始，这种安排持续了大约10年。接着，为了确保个人地位，恺撒决定模仿苏拉的先例，用武力占领罗马。
>> 公元前49年初，恺撒离开高卢，做出跨越卢比孔河（高卢与意大利的边界）的著名举动，开始向罗马进军。40年的时间让情况发生了巨大不同。当苏拉率军攻打罗马时，只有一位高级军官愿意追随他。当恺撒做同样的事时，只有一人拒绝随行。这个例子很好地象征了道德顾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被削弱了多少。随后展开的内战蔓延到整个地中海世界，昔日的盟友恺撒和庞培现在成了对立双方的统帅。罗马的内部冲突不再局限于意大利。决定性的战役在希腊中部打响，庞培最终在埃及沿岸遭到谋杀，被他认为是自己盟友的一些骑墙的埃及人斩首。
即便以最概括的方式讲述，这也是一个关于政治危机和血腥分裂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一部分根本问题显而易见。罗马的政治机构规模相对较小，而且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就很少发生变化，已经很难满足统治意大利半岛的需求，控制和监管一个庞大帝国就更不用提了。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罗马越来越依赖个人的努力和才干，他们的权势、敛财和敌对行为威胁到了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那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没有保障机制（甚至没有基本的警力）能阻止政治冲突演变成血腥的政治暴力，而饥饿、剥削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则同时催生了抗议、骚乱和犯罪。
这也是一个古今历史学家们带着后见之明的各种优势和劣势讲述的故事。一旦知道了结果，人们很容易把这个时期描绘成不可挽回地径直走向危机的过程，或者是向着自由国家终结和独裁统治回归的缓慢倒计时。但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不仅只有喋血事件。就像诗歌、理论和艺术的繁荣所表明的，这个时期的罗马人还在努力解决破坏他们政治进程的问题，并得出了一些他们最伟大的发明，包括国家有一定责任确保公民有够吃的食物这样的激进原则。他们第一次直面应该如何管理和统治一个帝国的问题，而非仅仅是如何赢得一个帝国的问题，并设计出了复杂的实践准则。换句话说，这也是一个充满政治分析和创新的不寻常时期。罗马的元老们没有坐等他们的政治制度陷入混乱，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而引燃危机（虽然的确存在极少数此类行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极为不同的政治派系）试图找到一些有效的补救方法。我们不应允许我们的后见之明、他们的最终失败或者接连不断的内战和刺杀掩盖他们的努力，而这些将是本章和下一章的主题。
>> 这些主题都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海外军队的成功（或失败）对本土具有直接影响；隐藏在一些征服战争背后的是庞培和恺撒等人的政治野心；罗马精英的军事和政治角色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不过，为了清楚地描述这些关键但复杂的发展，第7章将关注罗马之外的情况，以及强大统治者在该时期后期的崛起，特别是庞培和恺撒。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关注与罗马和意大利以及该时期早期相关的问题——用一些仍然主导着叙事的著名名字来说，就是从提比略·格拉古到苏拉和斯巴达克斯。
◆ 盖乌斯·格拉古
>> 分配廉价粮食是盖乌斯最有影响力的改革。虽然在随后的数十年间经过修改，有时还被暂停，但它的基本原则沿袭了多个世纪：罗马是古代地中海世界唯一负责向公民提供日常基本食物的国家。相反，希腊人在食物短缺时通常依赖偶尔的救济，或是富人零星的慷慨之举。但分配食物只是盖乌斯的众多创新之一。
>> 从总体上看，他的方案的确似乎是在系统化地尝试重新设定人民与元老院的关系。
>> 因为在随后的100年间，在面对从公民骚乱到所谓的叛国的各种危机时，这样的决议被多次颁布。它的初衷可能是试图为官方力量的使用设置某种规范性框架。那个时代的罗马没有任何形式的警察，除了有权有势的个人能够集结起来的力量，也没有任何控制暴力的资源。“确保国家不受伤害”的指示在理论上可能是为了在西庇阿·纳西卡未被授权的行动和那些被元老院批准的行动之间划清界限。事实上，这是向行私刑的暴徒提供的许可状，是暂停公民自由的党派借口，是为事先谋划的针对激进改革者发起的暴力行为准备的合法遮羞布。
◆ 战争中的公民与盟友
>> 一个简单的权宜之举显然加快了和平的到来：罗马人向所有不曾拿起武器反对罗马或愿意放下武器的意大利人授予完整的公民权。
>> 这无疑让许多盟友的参战目的看上去仿佛是为了成为真正的罗马人，结束他们在政治上受排斥和屈居次等地位的状况。大部分古代作家正是这样解释这场冲突的。
◆ 苏拉与斯巴达克斯
>> 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暴力？仅仅声称它并不像所描绘的那么可怕是不够的。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流传至今的许多叙事都是基于热衷于夸大敌人残忍程度的不公正描绘之上的。
>> 该时期的冲突在许多方面是同盟战争的延续：昔日盟友间的内战发展为公民间的内战。在此过程中，遭到破坏的是罗马人与外部敌人（hostes）之间的根本区别。
>> 苏拉的独裁官职位有两点不同：首先，它没有时间限制；其次，它拥有批准和废除任何法律的不受限制的巨大权力，而且拥有起诉豁免权。
>> 以“独裁者”这个词的现代意义衡量，苏拉是第一位。恺撒将是第二位。这种特别的政治权力是罗马最有侵蚀性的遗产之一。
>> 导致罗马政治产生分裂的是有关政治权力性质的分歧，而非某一职位的特权。
>> 现代人的叙述常常想要将斯巴达克斯描绘成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英雄，甚至把他描绘成是在为废除奴隶制本身而战。这几乎没有可能。许多奴隶想为自己赢得自由，但来自古罗马的所有证据都表明，奴隶制本身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甚至奴隶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如果他们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最可能的猜想是斯巴达克斯和其他逃亡者想要回到各自的家乡
>> 斯巴达克斯的起义不仅是一场以悲剧告终的奴隶叛乱，也是20年前开始的一系列内战（以阿斯库鲁姆的罗马人被屠杀作为同盟战争打响的标志）的最后余波。
◆ 第7章 从帝国到皇帝
>> 保卫和监管帝国（有时还包括扩张）的需要鼓励或驱使罗马人将大量财政和军事资源一连多年交给个人统帅，相比国内的贵族派和平民派之争，此举对国家传统结构提出了甚至更加根本性的挑战。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期，依托海外征服，“伟大的”庞培和恺撒成了争夺专制权力的对手：他们指挥着事实上属于自己的私人军队，甚至比苏拉或马略更加彻底地无视共和国原则，他们开创了独裁统治的前景，即便恺撒遇刺也无法阻止。
>> 是帝国创造了皇帝，而非皇帝造就了帝国。
◆ 总督和被统治者
>> 盖乌斯的赔偿法被刻在青铜上，1500年左右，人们在意大利北部的乌尔比诺（Urbino）附近发现了它的11块碎片。有两块后来遗失，只能从抄录副本中得知其内容，但19世纪又出土了一块。学者们花了500年才把它们像拼图一样重新组合起来，得到了该法大约一半的内容，其中给出了行省居民如何夺回被罗马官员勒索的财物（并获得赔偿）的法律手段。这是了解罗马政府实践和原则的非凡资料，它也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偶然发现，此类信息很容易从罗马的历史传统中消失。因为，虽然古代作家们偶尔会提到这部法律，但完全没有迹象表明它就像我们现在可以读到的样子。它的细节能够被保存下来得益于公元前2世纪末某座意大利小城的议员们，他们决定将这部法律刻在青铜上向公众展示，我们还要感谢文艺复兴时期碰巧发现这些碎片并认识到它们的价值的人。
>> 该法无疑表明像盖乌斯这样的激进政客开始关注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同时关心罗马公民和罗马帝国臣民中的弱势群体和被压迫者的困境。
◆ 向元老发难
>> 骑士位于罗马财富等级的顶端，他们拥有的庞大财产规模将其与绝大部分普通公民区分开来。他们还经常与元老保持着密切的社会、文化和血缘联系。这个群体比元老群体大得多，在公元前2世纪末已经达到好几千人，而元老只有几百人。事实上，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元老只是当选过公职并因此进入元老院的那部分骑士。但两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而且骑士等级的成分要多样化得多。
>> 罗马人一直通过自己的征服和帝国赚钱，但明确的甚至组织化的商业利益也变得日益重要。
>> 赔偿法在元老和骑士间埋下了不和。该法的初衷是把保护罗马臣民和控制元老的（不当）行为结合起来。通过规定陪审团必须完全由骑士等级组成，它试图确保作为被告的元老和由他朋友组成的陪审团串谋的情况没有出现的可能，只是为了安全起见，亲近支派中有人担任元老的骑士也被禁止参加此类审判。但这样做的后果是让元老与骑士发生冲突，有时还会殃及法律本来希望保护的那些行省居民。
◆ 待售的罗马
>> 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的广泛的政治争论中，贯穿始终的重要话题是所谓的主要元老的腐败、无能和势利排外。
>> 各种人民大会一次次投票将大量资源授予那些说服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最好地保护或扩张罗马帝国的人。事实上，就像庞培的例子所表明的，他们的投票让专制者掌握了权力：庞培自称“伟大的”庞培，却是其他人的“屠夫”。
◆ “伟大的”庞培
>> 古代世界的海盗既是长期的威胁，又是由于不特指而可加利用的引发恐惧的形象，与现代的“恐怖分子”相去不远，其中包括从流氓国家的海军到小股人贩子的各种类型。
>> 庞培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军事行动带来的。
>> 但这份权力更多地来自他把外交、威吓和对罗马势力的巧妙展示明智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
◆ 第一位皇帝
>> 庞培很有理由被称为第一位罗马皇帝。诚然，他通常是以最终支持共和国事业对抗恺撒日益独立的力量的形象被载入史册的，因而是以帝制的反对者被载入史册的。但他在东方受到的待遇和被授予的大量荣誉（或者是他自己策划的授予行为）贴切地预示了许多属于罗马皇帝形象和地位的标志性元素。几十年后在恺撒时期的意大利和罗马，那些成了标准的帝制形式与象征（在他的甥外孙奥古斯都皇帝时期则更加鲜明）几乎都可以在罗马的海外统治中找到原型。
>> 恺撒是第一个还在活着的时候头像就出现在罗马所铸钱币上的人。在此之前，罗马的零钱上只出现过死去已久的英雄的形象，这种创新是恺撒个人权力的醒目标志，被后来所有的罗马统治者沿用。但早在10年前，东方各社区就已经铸造过印有庞培头像的钱币。这种荣誉还伴随着其他夸张的恭维乃至各种形式的宗教崇拜。
>> 庞培的庞大建筑计划——包括剧场、花园、柱廊和会议厅，其间都装点着著名的雕塑作品——完全是带有帝国风格的创新。比起之前的将领们为了感谢神明在战场上的帮助而建造的神庙，它的规模要大得多。
>> 此外有迹象表明，庞培甚至在罗马也受到神明般的待遇，与后来的皇帝们极为相似。
>> 一边是个人的成就与名望，一边是精英阶层名义上的平等和分享权力的原则，如何平衡两者是整个罗马共和时期的一个重大难题。
>> 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期，风险变得不可同日而语，罗马的运作规模和责任要大得多，所能利用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也大为增加，以至于庞培等人的崛起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 最终阻止庞培的是他的对手恺撒，后者来自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拥护沿袭格拉古兄弟激进传统的政治方案，最终还产生了直接走向独裁统治的野心。但首先，这两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三角同盟的组成部分。
◆ 三人帮
>> 相互支持似乎是实现上述不同目标的最佳办法。于是，在一场完全非官方的交易中，他们集中了各自的资源、势力、关系和野心，在短期甚至更久的时间里获得了各人所需。对于许多古代观察者来说，这是共和政府崩溃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在崩溃后回顾往事时，包括诗人贺拉斯在内的一些人都认为公元前60年不同寻常
>> 公元前1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三人帮的操纵仍然是罗马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 掷下骰子
>> 当恺撒犹豫一番后最终走向卢比孔河时，他引用了希腊喜剧作家米南德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赌博用语，字面意思为“掷下骰子吧”。虽然这句希腊文通常的英语译文（The die is cast.）看上去同样暗示了此举是不可挽回的，但恺撒所表达的不确定性要强烈得多，意思是现在一切都在神明的掌握中。让我们把骰子掷向空中，看看它们会落在哪里！谁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 从渡过卢比孔河到公元前44年3月遇刺，恺撒只短暂地造访过罗马，最长的一次是从公元前45年10月开始在那里待了5个月。从罗马城的角度来看，他成了大部分时间缺席的独裁官。
>> 在某些方面，这场庞培与恺撒的内战和同盟战争一样奇特。无从知晓有多少人被直接牵涉其中。意大利乃至帝国的许多居民首先考虑的很可能是避免不慎被卷入敌对军队的冲突，并远离战争在意大利引发的犯罪浪潮。这些边缘的普通人只会偶尔很不起眼地出现在聚光灯下
>> 。其中一些人可能高度具有原则性，但也很不务实，就像西塞罗对小加图的评价：“他发言时像是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事实上却生活在罗慕路斯的贱民中间。”直到后来，在早期皇帝统治下的浪漫怀旧氛围中，他们才被共同重新塑造为一群统一在与专制斗争的旗帜下的真正的自由斗士和殉难者。反讽的是，他们的名义领袖庞培是和恺撒一样的专制者。就像西塞罗再次指出的，无论哪方获胜，结果都注定大同小异：罗马将被奴役。这场后来被视作自由与独裁间的战争事实上只是在对立的皇帝中做出选择。
>> 一块标语牌上写着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口号——“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旨在刻画恺撒取得成功之迅速。
◆ 3月15日
>> 恺撒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遇刺，在罗马的历法体系中这一天被称为Ides。在地中海世界的某些地方，内战还完全没有结束。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Sextus）在西班牙仍然掌握着至少6个军团，并继续为了父亲的遗志作战。但恺撒正在集结将近10万人的大军，准备进攻帕提亚帝国，这既是为克拉苏在卡莱遭遇的耻辱性失利复仇，又为从外敌而非罗马同胞身上取得军事荣耀提供了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机会。就当他准备在3月18日开赴东方时，对他不满的20名左右元老在另外几十人的积极或消极支持下杀死了他。
>> 虽然很少在罗马出现，但恺撒启动了庞大的改革方案，规模甚至超过了苏拉的。其中一项至今仍然主导着我们的生活。在一些他在亚历山大里亚遇到的专业科学家的帮助下，恺撒将后来成为现代计时系统的历法引入罗马。
>> 在许多方面，仁慈是恺撒担任独裁官期间的政治口号。但它引发的反对和赢得的感激一样多，原因仅仅在于，虽然它在很多方面可以被视为一种美德，但完全是君主式的美德。只有有权不这样做的人才有权展现仁慈。换句话说，仁慈是共和国自由的对立面。
>> 如果说刺杀恺撒成了有效铲除暴君的模板，那么此事还有力地提醒我们，摆脱暴君并不一定意味着摆脱了暴政。虽然刺客们提出了各种口号、高调呼声和崇高原则，但他们真正带来的和人民真正得到的是一场漫长的内战和永久的独裁统治。
◆ 第8章 大后方
>> 罗马历史的一种面貌是关于政治、战争、胜利与失败、公民权和重要人物之间公开发生的一切的历史。我已经勾勒出了那种历史的一个版本，描绘了罗马从台伯河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先后发展为地区性和国际性强国，颇有戏剧性。这个变化过程的几乎每个方面——人民对抗元老院的权利、自由意味着什么和如何被保障的问题、应该还是不应该对被征服领土实施控制、帝国对罗马传统政治和价值的影响（无论好坏）——都引发了争论，有时甚至是名副其实的争斗。在此过程中，人们创造了古典世界中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形式。希腊人中偶尔也有享有两座城市的公民权的特例。但罗马人坚持认为同时身为两地公民乃属常态的理念（将两地都视作家乡）对他们在战场上和其他地方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这是罗马人发起的一场革命，我们是它的继承者。不过，这个故事也有其他难以看清的面貌。对于公元前1世纪之前的普通人、女人、穷人或奴隶，我们只是偶尔可能发现他们在罗马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扮演的角色。
>> 上述所有群体的相关证据后来大大增加，他们将在本书余下的内容中变得更加重要。但在关于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历史的现存文献中，甚至对罗马精英的关注点的描述也常常是片面的。它们很容易让人觉得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只关心罗马政治力量之类的大问题，其他问题一概不考虑，仿佛他们的墓碑上所镌刻的令人骄傲的征服战绩、军事才能和当选公职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的。
>> 直到公元前1世纪，有关罗马精英在战争与政治之外所关切之事的证据才开始丰富起来。
◆ 内战的其他面貌
>> 恺撒的胃口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采用了催吐法，罗马富人流行用这种规律的呕吐排毒。
◆ 丈夫与妻子
>> 罗马的婚姻本质上是简单的私人事务。与现代世界不同，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小。大多数情况下，男女双方只要宣布他们是夫妇就被认为结婚了，只要他们（或其中一人）宣布不再是夫妇就被认为离婚了。
>> 对富人来说，财产考虑也重要得多，特别是新娘父亲所能提供的嫁妆，嫁妆在离婚时将被返还。
>> 在罗马，和过去的所有文化一样，结婚的主要目的是制造婚生子，
>> 这正是萨宾妇女故事的核心所在，它把这座新城最早的婚姻描绘成为了繁衍后代而“合法强暴”的过程。在罗马的整个历史上，同样的信息被一次次展示在妻子和母亲的墓碑上。
>> 我们无从知道，在任一时期，上述罗马妻子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更多地属于男人的一厢情愿，而非准确反映了社会现实。罗马无疑存在大量对往昔艰苦岁月的高调怀旧，认为那时的妻子们安守本分。
>> 同样令人生疑的还有另一种形象，即在公元前1世纪非常著名的新式解放女性，据说她们享受着自由的社交和性生活（经常通奸），很少受到丈夫、家庭或法律约束。她们有些人被草率地归为女演员、舞女、交际花或妓女之类不受社会尊重的女性，
>> 其中也有许多人是位高权重的罗马元老的妻子或遗孀。
>> 在古今历史上，一些男人通过同时渴望和谴责离经叛道的危险女性形象来证明自己对女人的主宰，这些女性被加诸于身的多属虚构的罪行、性放荡（这让任何孩子的父亲身份都遭遇了难堪的疑问）和不负责任的酗酒表明，他们需要男性施加严格控制。
>> 此外，在许多事例中，对女性犯罪行为、权力和放纵做出的可怕描绘常常与它们所宣称描绘的女性并不真的有关系，而是以此为载体对截然不同的东西展开辩论。
>> 不过，罗马女性的独立性显然在总体上比古典希腊或近东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女性强得多，虽然按照现代标准来看肯定仍显得有限。在与古典时代的雅典女性做对比时尤其让人感到震惊，那里的富家女性据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们生活在公众的视线之外，基本上与男性和男性社交生活相隔离（不消说，穷人没有钱或空间来实现这种分隔）。诚然，罗马女性也会受到令人不适的限制：比如，奥古斯都皇帝规定她们在剧场和角斗场中只能坐在后排；公共浴场中的女性浴室通常比男性的狭小得多；事实上，罗马人房屋中较为豪华的区域可能主要被男性活动占据。但人们并不认为女性应该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家庭生活也似乎没有被正式分成男性和女性空间，拥有按照性别划分的禁区。
女性还经常与男性一起吃饭，而且不像古典时代雅典宴会上的女伴那样仅限于性工作者、交际花和表演者。
>> 此外，女性不随丈夫的姓，也不完全受制于他的法律权威。父亲死后，成年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可以购买、出售、继承、订立遗嘱或释放奴隶——英国女性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获得其中的多项权利。
>> 事实上，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世纪末或公元1世纪初实施的一项改革正是允许生了3个孩子的自由女性公民不再必须要有一名监护人，对释奴的要求则是生4个。这是激进传统主义的一项巧妙政策：它允许女性获得新的自由，只要她们履行了传统角色的职责。
◆ 出生、死亡与悲伤
>> 生孩子是一项危险的职责。从元老的妻子到奴隶，分娩始终是年轻成年罗马女性的头号杀手。数以千计的此类死亡被记录下来，
>>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更晚近历史时期的现有数据显示，每50名女性中至少有一人可能死于分娩，如果她们非常年轻的话，概率会更大。
>> 杀死她们的是西方现代医学几乎已经能够预防的许多分娩灾难，从大出血到难产或感染——尽管由于没有医院，感染的风险会稍小些（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医院里很容易发生孕妇间的相互感染）。大多数女性依赖助产士的帮助。但除此之外，介入性助产术很可能只会增加危险。剖腹产（Caesarian sections，尽管有现代传言说这个词与尤里乌斯·恺撒有关，但实际上无关）只被用来从已死或濒死的女性体内取出胎儿。对于产道完全被堵住的情况，一些罗马医生建议用刀探入母亲体内，将子宫内的胎儿切碎，很少有女性能安全地挺过这种手术。
>> 怀孕和分娩无疑主导着大部分女性的生活，那些被罗马作家们选择描绘成不负责任的荡妇的女性也不例外。一些人最为担心的可能是自己根本无法受孕，或者无法挺过孕期。罗马人几乎普遍把夫妻无法生孩子归咎于女方，这是离婚的标准理由之一。
>> 除了禁欲，大部分女性在长达几十年的生育期内没有任何可靠的避孕方法。有一些权宜而危险的流产方法。延长哺乳期的女性也许能比不这么做的人（许多富人雇佣奶妈）推迟怀孕。此外，还有推荐使用的各种避孕药剂和器材，有的完全无效（佩戴来自一种多毛蜘蛛头部的小虫），⑤有的效果存疑（将几乎各种有黏性的东西塞进阴道）。但他们的大部分避孕努力都败给了一个事实：古代医学声称月经结束后那段时间里的女性最易受孕，事实恰好相反。
>> 安全降生后的婴儿甚至比他们的母亲面临着更大的危险。体弱或残疾的孩子将被“曝弃于野”，这经常意味着被扔到当地的垃圾堆顶上。不想要的孩子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有线索表明，女婴可能通常不如男婴受欢迎，部分原因是她们的嫁妆，这在相对贫寒的家庭里是一笔不小的预算。在现存的一封来自罗马埃及行省的纸莎草书信中，丈夫告诉怀孕的妻子，如果生了男孩就养着，“如果是女孩就丢掉”。关于这种事的发生频率和受害者的准确性别比例，我们只能猜测，但这常常足以让垃圾堆顶被视为免费奴隶的来源地。
>> 在古罗马，老人并不像你可能想象的那么罕见。但幼儿的高死亡率也会对女性的怀孕和家庭规模造成影响。仅仅为了维持现有人口，每位女性就要平均生育5到6个孩子。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不育和守寡等其他因素，这个数字将上升到接近9个。这很难算得上一个普遍实现女性解放的法门。
>> 从受孕如何发生到何时和如何避孕（或者助孕），罗马人对女性身体和生殖周期的观念与我们的截然不同。
>> 在罗马世界中，凡人和神明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神明的力量和属性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用来表达人类个体的卓越和重要性。
◆ 钱的重要性
>> 把家谱树画在中庭墙上是标准做法，作为罗马人成就的终极标志，男性从战场上得来的战利品也可能被钉在墙上供人赞美。反过来，如果政治形势有变，房子可能被当成主人的替代品而遭到攻击，或者成为额外的靶子。
>> 换个角度来看，罗马家庭与房子的关系也出人意料的松散。比如，与传统上非常重视乡间宅邸所有权的传承的英国贵族截然不同，罗马精英一直在买入、卖出和搬迁。
>> 罗马经济背后有一个相对发达的银行和借贷体系支撑着，但现在只有有关这个体系的零星证据留存。
>> 罗马律师被明令禁止收费，说西塞罗为名人辩护收获的是公共声望并无不妥。但他经常也会通过某种间接形式获得金钱回报。
◆ 作为财产的人
>> 事实上，易遭受体罚正是奴隶之为奴隶的本质特征之一，“替罪羊”是他们的一个常用绰号。不过，在现存的证据中，也有很少一部分奴隶显得极其重要，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能让贫穷、自由而饥饿的罗马公民心生艳羡。
>> 自由人口对奴隶和奴隶制的态度同样矛盾而多样化。主人们既鄙视和虐待奴隶，又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自己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感到恐惧与焦虑，许多俗语和逸闻刻画了他们的这种心情。“所有的奴隶都是敌人”是罗马人的一条智慧格言。
◆ 第9章 奥古斯都带来的改变
>> 屋大维——或者“奥古斯都”（一个新创头衔，意思类似“受崇敬者”），这是公元前27年之后他的官方称谓——主宰罗马政治生活长达50多年，直到他于公元14年去世。他远远超越了庞培和恺撒留下的先例，成为第一个真正的罗马皇帝和整个罗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甚至超过了神话中的努马和塞维乌斯·图利乌斯。作为奥古斯都，他变革了罗马的政治和军队结构，帝国的统治方式，罗马城的面貌，以及人们对罗马的权力、文化和身份意味着什么的根本认识。
◆ 内战的面目
>> 军事暴力与性暴力令人不安的叠合，再加上罗马人对发际线后退者的肆意攻击，这些很可能是前线军团中流行的黄段子的典型特征，同时展现出虚张声势、咄咄逼人、对女性的歧视和难以掩饰的恐惧。
◆ 输家和赢家
>> 能否重建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呢？在细节上不能。问题在于，胜利者的观点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怀疑标准说法比找到替代版本更容易。不过，的确存在一些关于不同观点的线索。
◆ 奥古斯都之谜
>> 屋大维从埃及回到意大利时无疑还没有可以实施的总体专制计划。但通过漫长的一系列现实试验、即兴采取的措施、失败的开端和错误尝试，再加上很快用新的头衔让与“屋大维”这个名字相联系的血腥记忆成为历史，他最终为如何做罗马皇帝设计出了模板，其中大部分重要细节将在随后差不多200年里得到沿用，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持续的时间更是比200年长得多。他的一些创新在今天的政治权力机制中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后来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把“奥古斯都”作为他们头衔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它并不真的表示任何东西。“受尊崇者”大致是它表达的意思。
>> 不管人民爱戴他还是厌恶他，他在许多方面都是让人困惑和自相矛盾的变革家。他是罗马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创新者之一。他对选举施加了如此之大的影响，以至于大众民主过程濒于消亡：公元前26年为举办人民大会而新建的大型建筑很快被更多地用来举行角斗士表演而非投票，而他的继承者最早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将剩下的选举权转交给元老院，人民被完全排除在外。为了控制罗马的军队，他直接任免军团统帅，并亲自总领所有派驻军队的行省的总督。他还试图以全新的介入性方式来细化管理公民的行为，从规范上层阶级的性生活（如果不能生育足够多的孩子就会受到政治处罚）到规定人们应该在罗马广场上穿什么——仅限托加袍，不允许穿戴短袍、裤子或暖和漂亮的斗篷。此外，他前所未有地将罗马传统的文学赞助机制变成了由中央资助的协同活动。西塞罗曾渴望找到诗人来歌颂自己的各种功绩。而奥古斯都实质上已经给维吉尔和贺拉斯等作家定期发工资了，他们在作品中对罗马及其帝国的新黄金时代做了传神而令人难忘的描绘，让奥古斯都位于舞台中央。在维吉尔的民族史诗《埃涅阿斯纪》中——这部作品立刻成为经典，直接进入了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学生的课表——朱庇特对罗马人做了如下预言：“我给了他们没有边界的帝国（imperium sine fine）”。2000年后，它仍然（仅仅）留在现代西方学生的课表中。
>> 罗马人在描绘他的地位时最常用的词是“第一公民”（princeps），而非我们所用的“皇帝”。他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公民身份”（civilitas）——“我们都是公民”。
>> 罗马历史学家们抱怨的问题几乎和现代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完全一样：在试图撰写该时期的历史时，他们发现许多重要事件是私下展开的，而非像过去那样在元老院或罗马广场上公开进行。很难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更别提如何解释它们了。
◆ 我做了什么
>> 罗马的奥古斯都陵，外面曾矗立着记录他功绩的青铜柱。陵墓的规模远远超过哪怕是共和时期贵族的最豪华的墓地，而且在奥古斯都结束漫长统治前很久就立于罗马城中。陵墓之所以早早完工部分是为了预防起见（奥古斯都的健康引发过大量担忧），部分是为了高调地宣示皇帝的权力、王朝野心和对埋在罗马的承诺的恪守。
>> 虽然人口调查数字可能是为了展现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与皇帝对上层阶级没能生下足够多的孩子而做出的惩罚相比，人口数字的上升可能大部分源于新授予的公民权和更有效的统计。
>> 区区3个主题就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奥古斯都的胜利与征服、他对罗马人民的恩惠和他的营建。
>> 半个多世纪前，庞培只是暗暗透露了这种野心。奥古斯都则明确地将征服世界变成自己实行统治的根本理由，并且他的目标是建立以罗马为中心的疆域“连成一体”的帝国，而非像过去那样由一个个服从的邦国拼成马赛克的状态。
>> 皇帝为罗马城的普通人慷慨解囊，而后者则把他看成自己的恩主、保护者和施惠者，这是一条奥古斯都进行统治的原则。他在获得（严格地说是被授予）终身“保民官权”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把自己同平民派政治家的传统联系起来，后者至少可以追溯到格拉古兄弟，他们维护了街头普通罗马人的权利和福祉。
>> 《功业记述》还是独裁统治的清晰蓝图。就像奥古斯都所阐述的，他的权力表现在军事征服上，表现在他作为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和施惠者的角色上，表现在大规模的建设和重建上。这一切的基础是巨额金钱储备，以及对古老的罗马传统表示尊重。此后200年间的每位皇帝都要面临这个蓝图的评判。
◆ 权力政治
>> 整个罗马历史都通向奥古斯都，后者现在占据着舞台中心。共和国的故事并未被抹去，而是为奥古斯都的权力提供了一个无害的背景，他的权力植根于罗马的起源。换句话说，奥古斯都从之前的罗马政治崩溃的地方开始接手。
>> 他还通过切断军队对个人统帅的依赖和效忠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主要得益于一项简单而有实效的养老金改革。这场改革无疑是他整个统治期间最重要的创新之一。他为参军者确立了统一的期限和条件，将军团士兵的标准服役期定为16年（很快又提高到20年），并由国家出资，保证他们在退伍时能拿到相当于他们年俸大约12倍的现金补偿，或者同样价值的土地。此举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士兵退伍后对将领的依赖，后面这种情况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多次导致士兵对统帅的私人效忠超过了他们对罗马的忠诚。
>> 宽泛地说，奥古斯都用给予荣誉和尊敬（有时还有新的权力）为代价收买了元老院的默许和效劳。许多过去通常对元老院有利的不确定性因素被消除了。元老院决议此前只是建议性的，在迫不得已时可以被忽视或置之不理，当公元前50年元老院命令恺撒和庞培交出兵权时，二人正是这样做的。现在，这些决议被赋予了法律效力，和皇帝的敕令一样，它们逐渐成为罗马立法的主要形式。
>> 特权内容和旨在标榜元老地位的禁令也在增加：一方面，他们被保证可以在所有公共演出中坐在前排观看；另一方面，他们被绝对禁止作为演员登台。
反过来，元老院变得更像是为皇帝效劳的一个行政机构。奥古斯都引入的元老退休年龄只是这方面的一个迹象。元老们还失去了他们最重要的传统荣誉和身份标志。
>> 从此，凯旋式仅限于皇帝和他们的近亲。分享凯旋式带来的荣誉和瞩目地位不符合专制者的利益，这是共和国终结的又一个醒目标志。
◆ 难题和继承人
>> 对奥古斯都来说，更重要的难题是如何找到一个继承者。他显然想把自己的权力传下去。他在罗马的巨大陵墓于公元前28年便已完工，强有力地表明他与安东尼不同，将被埋在意大利的土地上，而且他会开辟一个王朝。他还建立了包括他的妻子里维娅在内的皇室的概念。独裁统治经常让女人变得更加重要，这并非因为她们一定拥有哪些正式的权力，而是因为当关于国家的关键决定是由个人在私下做出的时，任何与他关系亲密的人也都会被认为有影响力。
>> 公元前9年，一首在里维娅的儿子德鲁苏斯去世时写给她的诗中甚至称其为Romana princeps。⑤这是通常被用于称呼奥古斯都的Romanus princeps（罗马第一公民）的阴性形式，意思类似“第一夫人”。这种夸张的称谓也许出自献媚者之手，显然不是女性普遍逐步获得解放的标志，但它表明皇帝的妻子在未来的帝制王朝中会占据重要的公共角色。
◆ 奥古斯都已死。奥古斯都万岁！
>> 这只是罗马世界又一例由原因不明的死亡（大部分来自在外征战、分娩和意外）引发的流言，无论是否有任何根据。此外，下毒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的首选手段。它无须身体力量，只要足够狡猾，而且可怕地颠覆了她们传统上的养育者角色。
>> 无论如何，他为皇帝确立的基本框架沿用了200多年，或者说涵盖了本书余下的内容。我们将会看到的每一位后来的皇帝都“是”奥古斯都，至少也是他的模仿者。他们把“奥古斯都”用作自己的皇帝头衔之一，并继承了他个人的图章戒指，后者据说被代代相传。戒指上已经不是他原先喜欢的斯芬克斯。几十年间，他首先将图案改成亚历山大大帝，最终又改成他本人的肖像。换句话说，奥古斯都的头和特有的面部特征成了每一位继承者的签名。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癖好、美德、恶习或背景，无论我们如何称呼他们，他们不管怎样都是奥古斯都的化身，在他所确立的专制模式中活动，处理着他未解决的问题。
◆ 盖乌斯做错了什么？
>> 不过，无论具体动机是什么，这场刺杀都代表了新型的政治：杀手们在关闭的大门后下手，谋杀王朝统治者要求将受害者的直系亲属也一并铲除。
>> 与此同时，元老院在卡庇托山上的朱庇特神庙（那里是共和国伟大的象征纪念碑）集会，说些有关政治奴役的终结和自由的回归的漂亮话。按照他们的计算，距离失去自由已经过去了100年——他们可能把公元前60年庞培、恺撒和克拉苏组成三人帮视作转折点——因此现在是一个兆头特别好的重获自由的时刻。执政官格奈乌斯·森提乌斯·萨图尼努斯（Gnaeus Sentius Saturninus）发表了最为动人的演说。他承认自己过于年轻，没有关于共和国的记忆，但他亲眼看到了“暴政让国家充满的恶”。盖乌斯的遇刺带来了新的曙光：“现在，你们头上没有了可以摧毁城市的暴君……近来滋养了暴政的正是我们的无动于衷……我们因为和平的快乐而软弱，学会了像奴隶一样生活……现在，我们的首要责任是授予杀死暴君的人尽可能高的荣誉。”这番话听上去令人动容，但被证明空洞无物。在萨图尼努斯发言的时候，他始终佩戴着平日使用的图章戒指，上面忠诚地刻着盖乌斯的头像。有人注意到他的发言和饰物间的不一致，于是起身从他的手指上撸走了戒指。
>> 对于恢复共和国，元老院的纸上谈兵只证明了旧有的统治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几乎只是从未经历过它的人们萌生的怀旧幻想。就像约瑟夫斯所暗示的，任何一边高声倡导回归共和统治一边又骄傲地展示戒指上皇帝头像的人都不明白共和统治意味着什么。刺杀事件后出现的混乱与暴力不仅表明，在一个气氛祥和的上午，一台戏剧表演可以多么轻易地变成一场血腥屠戮，还显示了元老院、士兵和普通民众间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大部分富人和特权者为暴君的死兴高采烈。相反，穷人对他们的英雄遇害感到悲伤。
>> 换句话说，盖乌斯可能因为残暴而被刺杀，但同样可能的是，他因为被刺杀而被描绘成暴君。
>> 不过，让我们忽略一切怀疑，假设这些故事完全准确，假设普通民众只是容易上当，假设罗马曾被一个介于临床心理变态和暴君之间的施虐狂统治着。事实上，除了绝对清楚地表明皇帝的地位已经被永久确立，盖乌斯的被杀对帝制的长期历史没有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公元41年的刺杀者与公元前44年的刺杀者的一个共同遭遇，后者杀死一位专制者（恺撒），结果却迎来了另一位（奥古斯都）。无论谋杀盖乌斯引发了何等兴奋，无论当时出现了什么悬念和不确定性，无论对共和主义有过何种逢场作戏（既短暂又不现实），最终的结果是又一位皇帝登上了宝座，与被他取代的那位没有多大区别。与盖乌斯相比，克劳迪乌斯身后的名声更好，书卷气也浓烈得多。这是因为对他的继承者尼禄而言，玷污人们对他的记忆并无明显的好处。但在表面之下，他同样拥有残忍和罪恶的可怕记录（根据一项古代的统计，在他统治期间有35名元老［元老共约600人］和300名骑士被处死），而且他在罗马的权力结构中占据了同样的位置。
>> 这正是重新雕刻前任皇帝雕像的行为所传递的信息之一。这种聪明的修改背后的驱动力必定部分来自合理的经济考量。任何在公元41年1月将近完成盖乌斯头像的雕刻工匠都不愿看到自己的时间和金钱白白浪费在一个不在位统治者的无用雕像上，更好的做法是快速将其改造成新皇帝的样子。某些改变还可能是某种形式的象征性消除。罗马人经常试图从记录中删去失意者，拆掉他们的房子，推倒他们的雕像，从公共铭文中抹去他们的名字（铭文中常常出现粗暴的凿痕，这反而更多地吸引人们注意那些他们想要忘记的名字）。但与奥古斯都和乌鸦的故事非常类似，另一个关键信息是，皇帝之间的相似性要超过他们的区别，只需稍做些表面调整就能将一个变成另一个。刺杀只是更宏大的帝制叙事中的小插曲。
◆ “好皇帝”和“坏皇帝”？
>> 罗马从提比略到康茂德经历了3个王朝的14位皇帝，关于这段将近两个世纪的专制统治的标准故事专注于宝座上的统治者的德性与恶习，以及他们对专制权力的行使和滥用。
>> 尼禄的行径只是皇帝暴虐行径的大量不同变体之一。
>> 此外，我们在区分各种有关盖乌斯恶行的故事中的事实和想象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无疑，关于皇帝僭越行为的古代故事为我们提供了难忘的洞见，让我们深刻理解了罗马人的焦虑、怀疑和偏见。从罗马作家们究竟如何想象坏皇帝的坏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从与游泳池中的性行为相联系的特别兴奋感（至今仍然如此）到出人意料地对虐待苍蝇行为提出异议（可能是为了表明在图密善的世界里，哪怕伤害再不起眼的东西都会成为他的爱好）——之中，我们可以得到大量关于罗马人的文化假设和更一般的道德的知识。但作为皇帝统治的现实状况的证据，它们仍是准确记述、夸大和猜测的混合物，让人几乎永远无法辨清。
>> 皇位更迭的方式对每位皇帝的历史形象具有重要影响，因为皇帝的生涯和形象会被重塑，以迎合继任者的利益。罗马历史的基本原则是，遇刺者会被妖魔化，就像盖乌斯那样。而死在自家床上、由儿子和继承人（无论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接班的则会被誉为慷慨和慈爱之人，被认为致力于罗马的成功，不太看重个人得失。
>> 这种历史怀疑主义是有益的。但它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无论苏维托尼乌斯和其他古代作家的观点如何，个体皇帝的品质和性格对帝国大部分居民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过多影响罗马史及其重要发展的基本结构。
>> 没有迹象显示，统治者的性格会对国内外的统治基本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即便盖乌斯、尼禄或图密善真像他们被描绘的那样不负责任、暴虐和疯狂，在占据头条标题的轶事背后，罗马政治和帝国的运转方式也完全或几乎没有区别。在丑闻传说和鸡奸故事之下（它们既让故事变得生动，又模糊了真相）和吉本精心构建的格言之外存在着一个异常稳定的统治结构，而且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整个该时期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的内容也异常稳定。为了理解帝制，我们必须了解的是这些，而非统治者个人的癖性。毕竟，从未有哪一匹马真的当上了执政官。
◆ 顶层的改变
>> 到了30年后的克劳迪乌斯时代，皇帝拥有了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截然不同的行政组织。一系列新设立的部门或办公室负责不同的行政工作：有分别处理拉丁语和希腊语通信的不同的办公室，还有处理皇帝收到的请愿的、管理账目的，负责准备和安排由皇帝审理的案件的。它们大多由奴隶担纲，人数达好几百，受到部门主管——最初通常为释奴，他们是可靠的管理者，可以基本确保忠诚于皇帝——的领导。不过，当这些人行使的巨大权力开始引发传统精英的争议后，主管改由骑士等级的成员担任。元老们从不喜欢被强大而卑躬屈膝却在他们的地盘上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在他们眼中是这样）的下层等级抢戏。
这看上去很像现代的文官制度，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在部门主管之下没有清晰界定的等级，也没有我们今天将之与现代西方或古代中国的文官理念联系起来的岗位分级、资质和考核。据我们所知，它仍然建立在类似西塞罗的旧式家庭奴隶的基础上，即便规模要大得多。不过，它也指向了皇帝的工作中经常被各种奢侈和放纵故事所掩盖的另一个方面：文书工作。
大部分罗马统治者在书桌边度过的时间要超过在餐桌边。人们期望他们努力工作、在众人面前行使实际权力、对请愿做出回应、对帝国各处的争端做出裁断和对棘手的案件做出判决，哪怕是那些在外人看来显得相对微不足道的（虽然对涉事各方而言无疑不是如此）也包括在内。
>> 人们都是用“恺撒”当面称呼皇帝。角斗士在开始战斗前偶尔会向皇帝高呼“恺撒，那些将死的人向您致敬”，这种致意方式适用于每一位皇帝。
>> 不过，这14位皇帝也继承了奥古斯都留下的问题和矛盾。因为“奥古斯都的模板”虽然在某些方面持久而牢固，但在其他方面只是岌岌可危地保持着平衡。它留下了一些非常危险的悬而未解的问题。特别是奥古斯都从未解决的皇位继承问题。此外，元老院的角色以及皇帝和其他精英的关系也充满争议。更一般地，如何界定和描绘罗马世界统治者的权力也带来了令人尴尬的问题。比如，标榜“公民身份”（civilitas）或者认为自己只是“同辈中的第一人”（primus inter pares）的观念是否与皇帝的巨大荣耀和近乎神明的身份相符？罗马统治者究竟有多么接近神明？这些难题就位于许多可怕轶事的表面之下，所有的皇帝和他们的谋士都不得不去尽力解决。
>> 现在我们将把目光投向皇权中的这些标志性冲突：继承问题、元老院和皇帝的身份（无论是否具有神性）。对我们理解罗马帝国的政治运作方式而言，它们和巨大的营建计划、军事行动、慷慨的施惠同样重要，远比所有关于犯罪、阴谋或让马担任执政官的猎奇故事还要重要。
◆ 继承问题
>> 虽然皇帝的存活率相当不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只经历了14位皇帝，这是稳定性的一项证据），但继承时刻充满了暴力，并被各种不忠指控所包围。
>> 由此传递的信息是，继承过程几乎永远伴随着一场争斗或有一个受害者。
>> 罗马人关于地位和财产的继承规则并不固定，在此背景下，奥古斯都试图从零开始创造一套王朝继承制度。重要的是，罗马法律并未设定长子将成为唯一或主要继承人。近代标准的长子继承制确保了对谁应该继位的问题不会产生疑问，虽然将出生顺序作为唯一标准可能导致完全不合适的人登上宝座。
>> 确保和平交接的唯一可靠方法是新皇帝在老皇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接过他的图章戒指，没有令人尴尬的间隔。
>> 确立一个对皇位提出的合法主张的过程充满了这些不确定因素，这也有助于解释罗马宫廷为什么具有特别险恶的形象，似乎那里的每一枚无花果上都蕴藏着危险。
>> 许多故事很可能更多地属于想象而非事实，罗马精英的天性并不特别残酷和无情，即便那是他们在电影和小说中的形象。真正无情的是皇位继承的基本逻辑。
>> 罗马皇帝和他们的谋士从未解决继承问题。他们部分败给了生物学因素，部分败给了始终围绕着何为最优继承原则这个问题的不确定因素和分歧。继承问题总是变成运气、权宜、阴谋、暴力和秘密交易的某种结合体。罗马权力的交接时刻总是它最脆弱的时刻。
◆ 元老
>> 在纪元后的前两个世纪里，另一个问题也不断出现在这14位皇帝的故事中，并在古代作家们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关注，那就是宝座上的人和元老之间的关系，以及元老院如何在专制统治下运作的问题。帝国的运营离不开元老们。在他们之中，有皇帝的大部分朋友、谋士、亲信、座上宾和酒友，也有身份仅次于皇族并可能成为皇帝的有力竞争者、高调的对手和刺客的人。
>> 皇帝拥有羞辱和伤害他人的权力同样是引发不满的重要主题。
◆ 天哪，我觉得自己正在成神……
>> 在皇帝与元老中反对他的人之间发生的许多冲突背后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界定、描绘和理解已知世界的统治者及其家族的权力。在一个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内，皇帝只是“同辈中的第一人”的观念位于其中一端，另一端则是神明身份，或者与其非常类似的东西。
>> 主要是由于受到古代世界两大一神教（犹太教和由其衍生的基督教）的影响，创造新的神明、调整和扩大神明的队伍，以及人类和神明间界限的变动不居在我们眼中显得有些荒唐。特别是基督徒，他们不仅嘲笑了明显属于人类的皇帝会是神明的说法，而且有时会为拒绝向他致以宗教敬意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神明身份在前基督教时期的罗马人那里毫无问题，或者说对于人类统治者（更别提他的家人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神明这个问题，他们没有争论和分歧。
◆ 第11章 有产者与无产者
>> 无论按照古今的任何标准来衡量，罗马富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奢侈的。
>> 许多富裕的帝国居民同样过着特别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罗马人高调反对“奢侈”并推崇旧式的简朴农民生活，一边是挥霍无度和奢侈张扬，两者经常同时存在。反对者总是需要反对的目标，而且无论如何，精致的良好品位（我的）和粗俗的炫耀（你的）之间的区别必然是主观的。
>> 金钱无法保护富人免受古代生活中的各种不适和艰难困苦的影响。虽然在罗马生活的皇帝与民众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而且富人通常偏爱一两片特别的区域（被皇宫吞没前的帕拉丁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古代城市大多不像现代城市那样分区。富人和穷人比邻而居，拥有许多瓦片的大房子与小茅屋共同分享着街道或区域。
>> 病菌对富人也不会区别对待。足够富有的人拥有与外界隔绝的乡间别墅，有机会逃过席卷所有城市（特别是罗马）的周期性流行病，他们还会寻找蚊子相对较少的地方度夏。更好的饮食还可能帮助较富有的人熬过勉强糊口的人无法幸免的疾病。但同一种疾病和大致相同的污物对富人和穷人的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此外，任何前往公共浴场的人（显然有时也包括自家拥有浴室的人）都有成为那些滋生传染病的温床的受害者的风险。一位理智的罗马医生完全正确地写到，当你有一处开放性创伤时应该避免去浴场，否则可能会感染致命的坏疽。
>> 在少数以生物学因素为主的方面，不幸在所有人那里存在一定的公平性。但在大多数方面，罗马世界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边是少量拥有大笔富余财富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介于非常安逸和过于奢侈之间，一边是甚至包括非奴隶人口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最多只拥有少量余钱（用于买更多的食物、加盖一个房间、购置廉价的珠宝或简朴的墓碑），最糟糕时则穷困潦倒、没有工作和无家可归。
>> 精英罗马作家大多瞧不起这些不如自己幸运和富有的同胞。除了对农民的朴素生活方式的怀旧式赞美——一种对乡间野餐和树荫下的慵懒午后的想象——他们觉得贫穷、穷人乃至诚实地挣得一天的工资都毫无可取之处。
>> 在罗马人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里，真正的绅士被认为应该靠庄园的收益过日子，而非靠出卖劳动，后者本质上是可耻的。这种理念在拉丁语词汇本身那里有所反映：人类的理想状态是otium（它通常被译为“休闲”，但并不完全准确，而是指一种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的状态），任何种类的“买卖”都是其令人讨厌的反义词negotium（“没有otium”）。
>> 白手起家的富人同样遭到了势利的嘲笑，被视作小人得势的暴发户。
◆ 贫穷的等级
>> 对这些家庭来说，除了换了一个不同的收税人、能在更大的经济体中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以及有闲钱时能够买到种类更多的小饰品，罗马人的统治没带来什么改变。
>> 罗马世界的极端贫困通常能够自我消除：贫困者将会死去。缺乏保障机制的人无法生存。
>> 实际上，我们将要看到的更多的是生活在较低而非较高楼层的人的世界：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越多，留给我们的证据就越多。我们将关注工作、休闲、文化和焦虑的世界：不仅关注非精英阶层在哪里生活、如何生活，也包括他们如何面对罗马生活中的不平等、能享受到什么乐趣，以及有何资源来应对从遭遇小偷小摸到痛苦和疾病的各种不幸。
◆ 工作的世界
>> 和现在一样，对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工作是弄清他们的身份的关键。工作通常很艰辛。如果可能，大多数需要固定收入才能生存的人（大部分人属于此类）都会工作到死。享有某种退休安排的军人是个例外，即使如此，其中也通常包括打理一个小农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的，许多孩子身体刚一够格就开始工作。在发掘出的一些年纪很小的死者骨架上，可以看到繁重体力劳动在骨骼和关节上留下的清晰痕迹；在罗马城外不远的一处墓地中（位于古代的洗衣坊和织坊附近），人们发现了一些年轻人的遗骸，他们显然曾多年从事繁重劳动，骸骨显示出了处理衣物时的踩踏工序而非蹦蹦跳跳和玩球类游戏产生的影响。就连孩子的墓志铭也把他们当作工人来纪念。
◆ 酒肆文化
>> 各地的精英经常对下层等级集聚的场所感到忧虑，虽然那里肯定有不堪的一面和一些粗俗的谈话，但正常酒肆的现实情况不像传言中那么糟。因为酒肆不仅是喝酒的场所，对那些住所里最多只有简陋烹饪工具的人来说，那里还是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公寓楼的布局一样，罗马人在这方面的特点也正好与我们的相反：拥有厨房和多个餐厅的罗马富人在家里吃饭，而如果穷人不想只吃古代版三明治，他们就必须外出吃饭。罗马城镇里遍布廉价的酒肆和馆子，大批普通罗马人不工作时会在那里度过多个小时。庞贝同样是最好的例子之一。考虑到城中尚待发掘的部分，并抵挡住将任何拥有服务台的建筑都称为酒肆的诱惑（有些考古学家没有抵挡住），我们推测那里有远远超过100处的此类场所，为大约1.2万居民和路过的旅人服务。
>> 上述口号回击了罗马精英们的某些严厉指摘，描绘了酒肆生活的风趣和热情，以及普通民众能从罗马人身份中获得的快乐（从竞技到征服），还对何为幸福生活和满足提供了不无道理的看法。正是在这样的口号面前，庞贝的普通洗衣工们在晚上来到当地的酒肆坐下，喝上一两杯酒（掺了热水），与朋友、赌桌和骰子为伴，梦想通过赌博过上更好的生活。
◆ 忍受与凑合
>> 在我们看来，甚至公寓楼更舒适的较低楼层的居民也面临着充满风险的未来，他们的安逸生活总是岌岌可危。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甚至猜测，赌运气的游戏之所以在普通罗马人中流行，与它们和这些人的生活结构非常相似有一定的关系。对大部分罗马人而言，生活总是一场赌博，赚钱与中彩票相去不远。
>> 没有可以接受报案或者帮助受害者寻求救济的警察。大多数受害者只能依靠自己强壮的双臂或者朋友、家人和当地自发的治安队来向他们认为应当承担罪责的人讨回公道。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处理普通不法行为的有效体系，只有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 尽管在制定法律规则和原则、决断责任问题以及确认所有权和契约权利时表现出非凡的专业，但罗马法的复杂大厦没有对精英阶层之下的民众产生什么影响，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当他们试图使用法律时，法律系统有时会直接过载。我们不知道埃及那些普通受害者的控诉后续取得了什么进展，尽管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向行省官员提出法律诉讼。
>> 大多数时候，官方法律机构对普通人的问题不感兴趣，反之亦然。
>> 我们发现了许多此类铅板，上面刻着愤怒或绝望的信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布鲁克鲁斯（Brucerus）之子多基利阿努斯（Docilianus）致最神圣的苏利斯女神，我诅咒偷走我带风帽的斗篷的人，无论是男是女，是奴隶还是自由的，愿苏利斯女神置此人于死地，使其无法入眠，现在或将来都没有孩子，直到此人把我的斗篷带来您的神庙。”
>> 唯一可以声称源于精英世界之外的罗马文学主流体裁——动物寓言
◆ 燕子与蛇
>> 虽然公共秩序在帝制时期不像在共和国晚期那样反复崩溃，但还是有证据表明罗马和帝国其他城镇不时会发生暴力骚乱。骚乱的主因是食物供应的中断。
>> 虽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精英对不太幸运者的鄙视，以及显眼的双重标准，富人至少与罗马的“中产”民众（或者说生活在公寓楼中较低楼层的人）享有比我们所想象的面积更大的文化重合。
>> 维吉尔的诗歌是共享的文化用品，得到了人们的引用和改编，甚至被用于笑话和戏剧中，尽管只是诗中的一些片言只语。
>> 无论贫富，所有人都认同富有是令人渴望的状态、要尽量避免陷入贫穷。正如罗马奴隶对未来的憧憬常常是自己获得自由，而非废除奴隶制，穷人对未来的憧憬也不是重塑社会秩序，而是让自己能在更接近财富顶峰的地方拥有一席之地。除了很少的哲学极端派，罗马世界中没有人真的相信贫穷是光荣的——直到基督教兴起后才有所改变
◆ 第12章 罗马之外的罗马
>> 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关于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正是如何讨论这种文化差异和怪异之处，以及罗马和意大利之外的居民变得多么像“罗马人”，还有行省居民如何将自己的传统、宗教和语言（某些情况下还包括文学）同强大帝国的这些东西联系起来。
◆ 帝国的边界
>> 在直到公元2世纪末的随后200年间，巩固和扩张这两种不兼容的帝国目标出人意料地融洽共存。罗马的疆域有所扩大。
>> 我们所谓的“哈德良长城”长度超过70英里，从不列颠岛的东海岸延伸到西海岸。军队为长城的建造投入了巨大人力，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很难理解它的用途究竟是什么。老观点认为它是阻挡“蛮族”的防御工事，但难以令人信服。诚然，那位提到长城的建造的古代作家（一位在公元4世纪末写作的匿名传记作家和幻想家，然而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他假装自己活跃于一个世纪前）说的是哈德良将罗马人同蛮族“隔开”。不过，具有一定勇气且组织有序的敌人只要想翻越，它就很难阻止他们，特别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墙体只是用泥炭筑就的，而非像大多数照片中所呈现的部分那样是用坚石砌成的。由于长城顶部没有走道，它甚至也很难起到监视和巡逻作用。近来也有人暗示这是关卡，或者是用来控制更一般的人口流动的，但为此建造长城又显得小题大做。它宣示的是罗马对这片土地有控制权，并暗示了它带有某种终点的意味。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其他边界地区也出现了不那么宏伟的长墙、堤坝和要塞，仿佛暗示罗马权力的边界开始变得更加具体有形。
>> 也许这是调和第一位奥古斯都的矛盾遗产的最简便方法：艺术和象征有效地弥补了现实生活中不再有那么多蛮族遭到践踏的事实。
◆ 帝国的管理
>> 就我们所知，即便在帝制时期也很少出现类似帝国运营的一般性政策或是军事部署的总体性战略这种东西。
>> 虽然像哈德良长城这样的大规模营建计划无疑来自高层决定，但皇帝的介入大部分采用图拉真介入比提尼亚事务的模式，即只有当问题被提出时才进行处理。皇帝的确代表了命令体系中新的层级，但他的角色主要是回应式的，而非战略家或制订长期规划者。
>> 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人很少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准则强加给当地人或者废除当地的传统，即便是在帝国的控制相对无忧的这个时期。
>> 罗马人很可能不想强加任何文化准则。但即便有过强加的打算，他们也不具备实现的人力。一个合理的估算是，整个帝国的精英罗马行政官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到200人，再加上可能有数千名的皇帝的奴隶，他们被从帝国中心派出，管理着一个超过5000万人口的帝国。小普林尼只提到过自己的副手（legatus）和经管官。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之一是军队。在实行帝制的最初几十年间，士兵越来越多地从意大利之外招募（行省人民实际上保卫着帝国），并越来越多地驻扎到罗马世界的边缘（按照奥古斯都的模式让他们安全地远离罗马）。除了前线工作，他们在行政事务中也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 我们熟悉的罗马兵营生活画面是只有男性、高度军事化，这些文献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当然，它们包含的信息暗示了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一些对当地人的不敬之词的存在。
>> 罗马人成功统治的另一个答案是，罗马通过在罗马世界各地资助或建造城镇，使当地人口在帝国的运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与臣民精英的合作越来越多地成为帝国统治的主要特点。反过来，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上，精英们也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利益与罗马人的等同起来；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与罗马人的计划休戚相关，是参与人员而非局外人。后来，其中一些最成功的和罗马公民一样在罗马中央政府占据了一席之地。对这些人和他们的家族而言，经历罗马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为罗马人”的经历。
◆ 罗马化与抵抗
>> 罗马化通常不是上层直接强加的，更多地是行省精英选择接受某种版本的罗马文化的结果。它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
>> 上述现象的背后是多种力量的动态组合：一方面，罗马的势力让罗马文化成为渴望的目标；另一方面，罗马人传统的开放性意味着那些希望“按照罗马方式行事”的人将会受到欢迎——当然，这也有助于维持罗马统治的稳定。主要的受益者（或者说塔西佗眼中的受害者）是富人。但他们不是唯一为自己创造罗马身份的人。
>> 在整个罗马世界，从当地接受、适应或抵抗帝国势力的特定尝试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混合物。
>> 此类互动中最引人瞩目的案例来自希腊世界的各个行省，那里兴起的一场不寻常的文学和文化复兴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殖民地邂逅”的结果之一。在罗马海外军事扩张的初期（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的文学和视觉艺术在与希腊模板和先驱的对话中发展起来。
>> 这是一种复杂得多的相互关系，独特地结合了向希腊文化致敬、雄心勃勃地改造希腊文学模板，以及赞颂拉丁传统。
>> 最引人瞩目的发展是大量希腊语作品的涌现，在其中，以戏谑的讽刺、被动的抵抗、好奇或赞美等各种形式，罗马的力量或者隐约出现在背景中，或者被直接提及。现存的绝大部分古代希腊语作品都来自帝制的这个时期。
◆ 自由流动
>> 帝国内部还存在大规模的人员和商品流动，在强化了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这既给某些人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又让另一些人成为受害者。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离开出生地数千英里的地方安家、立业或落葬，罗马城的人口依赖帝国边缘种出的基本食物生活，而贸易将各种新的味道、气味和奢侈品（香料、象牙、琥珀和丝绸）从地中海的一头带到另一头以及之外的地区，受益者不仅是超级富豪。
>> 从帝国其他地方通往意大利的道路是这种流动的重要干线。罗马城需要的一切都被吸入了这座大都市。人也是其中的一种商品。虽然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但高死亡率（死因包括疟疾和各种感染，以及古代生活中其他的常见危险）意味着总是有容纳更多人的空间、对人口有更大的需求。其中一些是奴隶，有的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但现在更多的是人口拐卖这种不光彩行当的受害者，这导致罗马世界边缘的生活很不安全。另一些则怀着希望或出于绝望而移民到罗马城。他们的故事大多已经不为人知，
>> 帝国内的天然产品、奢侈品和珍玩同样涌入了罗马，标志着这座城市所享有的帝国权势地位。
>> 来自罗马帝国各处偏远采石场的色彩绚丽的大理石装饰着国都的剧场、神庙和宫殿。被践踏的蛮族形象并非象征罗马主宰地位的唯一标志。当罗马人在城中最宏大的建筑内行走时，他们脚下的彩色地面起到了相同的作用：这些石头相当于帝国的的地图，宣示了罗马的帝国身份。
>> 不过，帝国的流动性不仅限于大都市中心和罗马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干线。公元后前两个世纪中，帝国最主要的发展之一是它成了人们可以穿越、环绕和在其中流动的疆域，路线常常绕开罗马；交通不仅只在中心和边缘间展开。我们可以使用许多方法来追踪这种流动。最新的方法包括用日益精细的方式检验人骨证据，特别是口腔部分。现代科学分析显示了童年成长期的气候、水源和饮食的独特印记如何在成人的牙齿上留下痕迹，这就为任何一位死者在何处长大提供了线索。此类研究仍然亟待完善，不过它们似乎表明，很大一部分城市人口（比如在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在气候不同的地区成长和死去，但目前很难分辨成长地究竟是温暖的不列颠南部沿海，还是高卢地区寒冷的北方或惬意的南部。
◆ 他们制造荒凉，却称其为和平
>> 罗马统治的某些方面无疑遭到了强烈反对。融合、流动、奢侈品和商业收益只是帝国故事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包括不服从、逃税、消极抵抗和民众抗议，经常既针对罗马人，也同样针对当地精英。但在公元后前两个世纪里，对罗马人“占领”的公开武装反抗似乎很少见。一些英勇反抗不可战胜的罗马势力的人（尽管最终总是注定失败）成了现代国家的传奇式男女英雄，
>> 但这些只是例外。罗马帝国看上去不是一个到处爆发起义的帝国。
>> 这种印象可能有一定的误导性。和许多现代国家一样，将有原则的政治反抗贬低为背叛、骚乱或单纯的犯罪符合罗马当局的既得利益。我们无从知晓在世界许多地方给罗马总督们带来麻烦的所谓强盗有何志向，也无法指明拦路抢劫和在意识形态上持有异议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 我们所知道的叛乱并非由具备高度原则或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发起的。摆脱罗马人从来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运动。推动它们的也不是受到排斥的底层阶级或宗教狂热者。宗教经常肯定叛乱者的志向，并提供了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仪式和符号——从犹太人的弥赛亚式希望到阿米尼乌斯据说在条顿堡森林中举行的人祭——但叛乱并不就是宗教起义。它们通常由行省贵族领导，标志着当地精英与罗马当局间的共谋走向终结。换句话说，它们是罗马人因为依赖合作而付出的代价。罗马人某些孤立的煽动或挑衅举动会破坏微妙的权力平衡，叛乱通常由此引发。
>> 就像此类叛乱中经常发生的，起义者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并造成了罗马人的恐慌，但罗马人的大胜早晚都会到来。
>> 虽然我们无疑会对无缘见到帝国行省异议分子的真正观点感到遗憾，但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罗马作家们能够想象反对他们自己的帝国权力的话可能是什么样的，这是罗马文化和权力的一个显著特征。
◆ 麻烦的基督徒
>> 在公元后前两个世纪里，罗马当局一次次对基督徒施加惩戒。该时期没有普遍或系统化的迫害，直到公元3世纪中期前都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事实上，大部分早期基督徒的生活未受国家干预的影响。但他们有时会成为替罪羊，
>> 无论法律条文或者个人审判的具体情形如何，罗马传统价值和基督教之间都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罗马人不仅信奉多神教，而且与对待外族时非常相似，他们对待外来神明也以吸纳为手段。
>> 但基本规律是，随着罗马帝国向外扩张，它的神明群体也得以扩大。而基督教在理论上是排外的一神教，拒绝承认多个世纪以来确保罗马取得成功的神明们。
>> 在某种意义上，犹太教同样如此。但犹太人成功地在罗马文化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这显得异乎寻常，在某些方面颇为出人意料。对罗马人来说，基督教要糟糕得多。首先，它没有大本营。在罗马人井然有序的宗教地理中，他们认为神明应该来自某个地方：伊西斯来自埃及、密特拉来自波斯、犹太人的上帝来自犹地阿。基督教的上帝则没有根据地，而是宣称自己是普世的，并寻求更多的追随者。各种神秘的开悟时刻可能会为伊西斯教那样的宗教吸引来新的崇拜者，但界定基督教的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精神皈依过程。此外，一些基督徒宣扬的价值观让希腊-罗马人关于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类某些最基本的假设面临被颠覆的威胁。比如，贫穷是善，或者身体应该被驯服或排斥，而非被呵护。上述因素有助于解释小普林尼和像他那样的人所产生的担忧、困惑和敌意。与此同时，基督教的成功植根于罗马帝国，植根于其广袤的疆域，植根于它所推动的流动性，以及它的城镇和文化融合。从小普林尼的比提尼亚到珀佩图阿的迦太基，基督教从位于犹地阿的几处小型发源地扩散开来，这主要得益于罗马帝国开创的遍及地中海世界的交流渠道，以及通过这些渠道实现的人员、商品、书籍和观念的流动。反讽的是，罗马人唯一致力于消灭的宗教正是依靠他们的帝国获得了成功，而且完全是在罗马世界中发展起来的。
◆ 公民
>> 罗马公民权仍然是一个重要概念。对帝国越来越多的居民来说，成为罗马人意味着成为罗马公民。在公元后前两个世纪里的各个行省，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点。在罗马军队服役的非公民退伍时将成为公民；帝国各座城镇的地方官员基本上自动被授予公民权；有时，整个社群或个人（比如提比略·克劳迪乌斯·托吉杜布努斯）会因为他们提供的特别服务而成为公民；如果获释，罗马公民的奴隶将立即成为罗马公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那时不存在我们将之与获得公民权联系在一起的测试或检验，无需向国旗致敬、宣誓效忠或支付费用。公民权是一种馈赠，根据近年来最可靠的估算，到了公元200年，大约20%的自由人口已经成为罗马公民。换句话说，很可能有至少1000万的行省罗马公民。公民权带来了罗马法律下的各种具体权利，涵盖了从契约到惩罚的广泛主题。公元1世纪60年代，圣徒彼得被钉十字架，而圣徒保罗则享有被斩首的特权，仅仅因为后者是罗马公民。对一些人而言，公民权是跻身罗马中央政府精英阶层的第一步，甚至还能引导他们通向元老院和皇宫。从家族来自西班牙的图拉真到第一位来自非洲的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公元193到211年在位），公元2世纪期间有几位皇帝出身意大利以外。出身行省的元老也越来越多。
>> 还有许多人骄傲地在家乡的石刻铭文中展示他们在国都取得的成就（“全亚细亚行省第五个进入元老院的”）。一些皇帝推动了这种潮流。
>> 这并不意味着罗马的统治阶层是温和而开明的文化熔炉的一部分。用我们的话来说，他们相对无视种族。今天我们仍在讨论来自非洲的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种族起缘，这是因为古代作家没有留下相关评论。但罗马精英们无疑对来自行省的元老心怀鄙视。他们找不到去元老院的路成了人们的笑柄。就连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据说也为姐姐的糟糕拉丁语口音感到尴尬，把她送回了家乡。而促使克劳迪乌斯发表演说支持让“长毛高卢”进入元老院的，正是元老们对该提议的普遍反对。不过，至少到了公元2世纪，罗马世界的中心有大批男男女女从两方面看待帝国，他们有两个家（罗马和行省），在文化上是双语的。
◆ 后记 罗马的第一个千年
>>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宣布，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都将成为罗马公民，无论他们生活在从苏格兰到叙利亚之间的任何地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决定，一举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法律差异，把已经延续将近千年的过程推向顶峰。超过3000万的行省居民一夜间成了法律上的罗马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授予公民权的单次行动之一，即便其规模并非绝无仅有。多个世纪以来，一些被打败的敌人已经成了罗马人。奴隶获释时获得了罗马公民权。随着时间流逝，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的大批行省居民成了罗马公民，以奖赏他们的忠诚、服务和合作。此举并非完全没有引起争议或冲突。并非所有被授予公民权的人都想得到它。一些罗马人也没有掩饰自己对外来者的怀疑，无论他们是不是公民。
>> 无论背后隐藏着什么，敕令都永远改变了罗马世界，这也是我的罗马故事要在这里，或者说在罗马第一个千年的末尾结束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与罗马人和被统治者间的界限有关的重要问题一直主导着政治和辩论，现在它有了答案。罗马的“公民权计划”历经千年终于完成，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但这并非一个多种文化平等相处的和平时代。因为，一种特权障碍刚刚被消除，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障碍便取而代之。一旦被授予全体，公民权就变得无关紧要。公元3世纪，重要的是“较尊贵者”（honestiores，指富有的精英，包括老兵）和“较卑贱者”（humiliores）的区别，它再次把罗马人分成两个群体，两者在权利上的不平等被正式写进了罗马法。比如，就像曾经的全体公民那样，只有“较尊贵者”才能被免除特别残忍或不体面的惩罚，诸如十字架刑或鞭笞。“较卑贱的”公民发现自己可能会遭受从前仅限于奴隶和非公民的刑罚。财富、阶级和地位的分界线成了自己人和外人间的新界限。
>> 公民权敕令只是公元3世纪一系列让罗马世界变得面目全非的改变、破坏、危机和入侵之一。罗马的第二个千年——直到公元6世纪时成为东罗马帝国都城的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陷落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后才最终结束——建立在全新的原则和新的世界秩序上，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基于一种不同的宗教。
>> 。事实上，第二个千年的罗马是以旧名字作为伪装的新国家。那个千年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衰亡阶段，还是充满一系列最终将古代世界变成中世纪的零星文化和政治变革的时期，抑或一个艺术、建筑和文化反思特别活跃的时期，一切都取决于你的看法。
>> 皇帝经常不在罗马还加速了元老院的式微。当宝座上的人不见踪影时，皇帝和元老共有的公民身份就无从谈起，两者也没有微妙的磋商，甚至不会有高尚而不切实际的元老愤而离场和坚决反对。皇帝越来越多地通过敕令或书信遥控统治，并不考虑元老院。
>> 公元2世纪末的大规模瘟疫同样产生了影响，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也一定严重削弱了罗马的人力。此外还有奥古斯都模板中的微妙平衡，它没能确立明确的继承规则，而且在皇帝和元老院之间做了难堪的妥协。一旦失败后，它就分崩离析了。但无论原因为何，从公元3世纪“危机”中走出的罗马与我们在罗马第一个千年中所探索的任何东西都截然不同。
>> 罗马城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在公元5世纪三度被入侵者攻陷，那是800年前它被高卢人洗劫后的第一次。罗马世界开始被地区性都会控制，比如拉文纳（Ravenna）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帝国的东、西部分被分开统治。
>> 基督徒发动系统化迫害后，普世的帝国决定接受这种普世的宗教（反之亦然）。在公元4世纪初建立了君士坦丁堡的君士坦丁皇帝是第一个正式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公元337年，他在临终前接受了洗礼。在某种意义上，君士坦丁沿袭了奥古斯都的模式，通过大兴土木让自己登上了权力顶峰，但他建造的是教堂。
>> 在这个新罗马，并非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改变显然不是同时发生的。直到公元5世纪开始后很久，无论是不是基督徒，罗马人仍会在斗兽场观看表演，很可能是猎兽而非角斗。此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还按照旧有的施惠模式赞助大众娱乐活动，经常是战车竞赛。不过，许多政治延续的迹象都是表面性的，甚至是误读。作为遵守传统的姿态，君士坦丁堡有了自己的元老院，但这是一座为一个已经成为化石的机构修建的建筑。
>> 在罗马城，公元315年为纪念君士坦丁皇帝战胜他的一名内部对手而建起的凯旋门最好地展现了世界发生的改变。它仍然矗立在老罗马广场和斗兽场之间，由于曾经成为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要塞的一部分而留存下来。乍看之下，它显得完全是传统的，让人想起为纪念罗马的诸多军事胜利而建造的凯旋门，并被后来的帝国纪念碑所模仿，无论是巴黎的凯旋门，还是伦敦海德公园角的惠灵顿凯旋门。上面装饰的一系列场景使用在罗马专制时代头两个世纪中耳熟能详的元素颂扬了君士坦丁的权威。在这些场景的描绘中，皇帝与蛮族敌人交战、对军队讲话、宽恕俘虏、向传统神明献祭、接受胜利女神的桂冠和赈济人民。这一切都可能是150年前雕刻的。事实上，大部分的确如此。除了少数几块朴素的浮雕，这些雕像都是从早先纪念图拉真、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的纪念碑上撬下或凿下的。皇帝们原先的面容被大致改造成君士坦丁的样子，各个部分被重新拼接后放到新凯旋门上展示。这是一项昂贵和具有破坏性的怀旧活动。在某些古代观察者看来，此举也许成功地将新皇帝纳入了昔日的光辉传统。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小心的重塑显示了古罗马的第一个千年（本书的主题）和第二个千年（这个故事需要留待另一个时间、另一本书和另一位作者）间的历史距离。
◆ 就此结束
>> 过去的50年间，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是与这些“第一个千年的罗马人”共同度过的。我尽自己所能地学习了他们的语言。我读了他们留给我们的大量作品（还没有人能够全部读完），还研究了多个世纪以来关于他们的数以十万计的书籍和论文，从马基雅维利和吉本到戈尔·维达尔和其他人的。我试图解读他们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还在罗马不列颠行省潮湿、多风和乏味的考古遗址中名副其实地挖出过文字。长久以来，我一直困惑于如何最好地讲述罗马的故事，并解释为何我认为它很重要。我还是每年排队走进斗兽场的500万人之一。在那里，我付钱让自己的孩子们和打扮成角斗士的小贩合影。我给他们买了塑料的角斗士头盔，并选择对现代世界的暴行视而不见，向他们保证我们今天不再做如此残忍的事。对于我和其他任何人来说，罗马人不仅是历史和研究的主题，还是想象和幻想、恐惧和欢乐的对象。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天真地认为，我们能直接从罗马人那里——或者说从古希腊人乃至其他任何古代文明那里——学到很多。无须了解罗马军团在两河流域或是面对帕提亚人时遇到的困难，我们就能明白为何今天对西亚进行军事干预可能是不明智的。我甚至不确定那些自称遵循了恺撒战术的将军是否只是出于自己的想象。虽然就像我试图所解释的，罗马人在公民权上的某些做法听上去很有吸引力，但想象它们在许多个世纪后还适用于今天的情况则是愚蠢的。此外，和我们一样，“罗马人”对于世界如何或应该如何运营也意见不一。没有简单的罗马模式可以遵循。事情能那样简单就好了。但我越来越相信，通过与罗马人的历史，与他们的诗歌和散文、争议与争论打交道，我们能够学到很多关于自身和过去的东西。西方文化拥有非常多样化的遗产。幸运的是，我们不仅是古典时代的继承者。然而，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关于权力、公民权、责任、政治暴力、帝国、奢侈和美的许多基本假设是在同罗马人和他们作品的对话中形成的，并得到了检验。我们不想把西塞罗作为榜样，但就像我在本书开头所描绘的，他与破产贵族或民众革命者的冲突仍然是我们有关公民权利观点的基础，并为政治异议者提供了一句口号: “喀提林啊，你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到什么时候？”而塔西佗借罗马在不列颠的敌人之口所表达的将“荒凉”伪装成“和平”的看法仍然回响在对帝国主义做出的现代批判中。此外，被归于那些最令人难忘的罗马皇帝们的骇人罪行不断提出过度专制和恐怖统治的分界线何在的问题。无论我们将罗马人英雄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在伤害他们。但如果没能认真对待他们，或者终止与他们进行的长期对话，那么我们就会伤害自己。我希望本书不仅是“古罗马史”，也是和“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对话的一部分。
◆ 出版后记
>> 由于比尔德的个人风格，《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天然具备了两个方面的畅销潜质：一是她熟谙各种调动读者吸收知识的积极性和兴趣的技巧，写作时借鉴了大量电视纪录片常用的富有戏剧性的起承转合手法，同时她还喜欢从具体的物件或场景着手，以小见大讲述相关主题，全书100多幅相关插图使这本专著颇具“可看性”；二是书中处处皆可见现实关怀，她不仅努力在罗马史的每一阶段都安排章节试图从底层视角揭示罗马社会的面貌，而且清楚告知读者，对于那些古今相通的社会问题，罗马的历史提供了什么教训和教益。总之，这是一部语言平实、风趣幽默、大胆质疑却又不失温情的专著，相信读者一定能从中得到智性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