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由与束缚
一、十五六世纪明朝的自由与伪自由
由于儒士人格的确立,中国儒士在“游于艺”时注重的是“游”,这是修养心性的途径,也是达到心灵自由的途径。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会以绘事攀附权贵。而这种心理也凝结在其血液之中。为什么呢?
先从儒士人格的产生说起。孔子是自上而下设计政治制度的,“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达到和谐共之的方法是“孝”。社会的发展仰赖于君主。如果处于昏君之世,“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主张修身旁观。在一个侧重于德而不注重事理本身的社会中形成的君子人格实为仆从人格/妻妾人格。
孔子强调的修德、恭顺、慎言、省身等品性相对于主子人格的勇武、雄强等相反,具有阴性特征。而这势必会造成本为阳的士人的痛苦。那么如何化解呢?孔子提倡“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以完成阳刚至阴柔的转化,但无法真正调和。这就产生了庄子的理论:以彻底的“逍遥游”化解痛苦。所以,道家实为儒家的补充,是单向的,而非儒道互补。这种“逍遥游”不是真正的自由。至明代,其中央政治制度使得君权与相权矛盾加剧,常造成君主政务繁多,群臣常被辱没的状况。这样一来,皇帝易消极懈怠、逆反,群臣易产生懈怠和退隐之心,并形成恶性循环而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加剧,都成为集权的牺牲品。士人的“反抗”表现为对自由的畸形追求。或消沉颓放,或怪诞叛逆、或纵欲享乐。此时,王阳明的融汇儒释道的“心学”成为士人除名教的思想根据。
“明朝士人对自由的要求可谓肤浅,始终未能改变君子人格乞赖于恐怖集权的妾妇思维,只能将局部有限的选择自由看作对痛苦的超解,从未认识到自由原是自身不可剥夺的权利。”
因此,晚明时期的人性之解放实为畸形解放。明代士人追求的自由不涉及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只有反叛没有重构,旨在解放情欲而非思想,多零散的感慨没有系统的构建。
二、意大利文艺复兴之自由的根源。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政治体制渊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城邦。柏拉图理想城邦的设计依据是人的自然欲求。文艺复兴的“原位”实为古希腊城邦精神。意大利以此作为政治体制的骨骼,人的自由从而得到尊重。人的天分在这种自由体制下能得到充分发挥。
意大利的新兴政体实际上是社会重新缔约的体现。自由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自由。除此,意大利统治者鼓励人文教育,培养健全的人格,这种人格是“爱世”、“爱人”“爱国家”。再加上财富积累的支撑,如在基督教伦理的影响下,富者愿意将钱财以救赎行善的方式回报给公民。此三者为文艺复兴的自由提供了保障。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创作受制于赞助人,赞助人需以更少的成本获得更优秀的作品,便引起画家之间的竞争。在画家积极入世、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之中,艺术作品的质量得到提高,但画家却由此而具有一种乞赖性:他的创作与个人自由是依附于赞助人的审美、个人命运的自由。画家和赞助者之间还会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这实际上是赞助人迫使画家屈从的法律化文件。这样,画家的私德虽败坏,但极具公德。因为他们奉行城邦精神,这种精神认为个人应辛勤劳动、创造与奋斗以奉献城邦。反之,明朝士人虽保卫了私德,却忽略了公德,对思想观念、制度本身不会进行批判。
三、束缚
明朝绘画观念的束缚来自于两方面:稳定的绘画评价体系,丰富的图式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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