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4

       就拿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诗来举个例子吧。她生于1661年，出身高贵，嫁入名门，她没生孩子，还写诗，你只要翻开她的作品，就会发现她对女性地位的愤慨喷涌而出：
我们堕落了！因为错误的规矩，
因为教育，我们并非天生愚昧；
我们的大脑停下了脚步，
渐渐迟钝，任凭别人摆弄；
假如有人冲破重围，
喷发着热情的想象和雄心，
反对势力依然强大，
恐惧永远压倒生存的希望。

       显然，她还没有达到“没有阻碍，没有杂质”的境界。相反，憎恨和怨念困扰着她，分散了她的精力。在她眼中，人类分成两种势力。男性是“反对势力”，他们可恨又可怕，因为他们能阻挡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写作。

啊！一个女人拿起笔，
被当成一个狂妄之徒，
任何美德也无法挽回这个错误。他们让我们认清自己的性别和地位；
良好的出身、时尚、舞蹈、装扮和玩乐，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写字、读书、思考或探究，
遮蔽了美貌，虚度了光阴，
搅扰了他人征服我们的青春。
管理房屋和仆人，这些无聊事务就是我们最大的艺术和用途。

       显然，她觉得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出版，才有勇气写下来。她只能用这句悲伤的吟唱安慰自己:
向少数几位朋友，唱出自己的悲伤，
月桂树永远与你无缘；
满足吧，待在阴森森的树影里。

不过，她显然可以放下仇恨和恐惧，放飞自己的心灵，不用忧愁和怨恨堆砌自己的诗句。她心中有一团热火，她笔下时不时流淌纯粹的诗意：
褪了色的丝线，
怎能织出独一无二的玫瑰来。

这些句子得到了墨里先生的赞许，而且据说蒲伯记
住并引用了下面的诗句：
黄水仙让人迷昏了头，
我们沉进痛苦的芬芳。

       一个女人明明可以任由思绪自然流淌，明明可以写出这样的文字，却被逼成了愤怒和怨恨的化身，真是一万个可惜。可她有什么办法呢？想想那些嘲讽和嗤笑，那些谄媚的奉承，还有专业诗人的质疑。为了写作，她一定曾经把自己关进乡间小屋，任由怨恨和踌躇撕裂她的心，哪怕她有一位最最善解人意的丈夫，有一段完美的婚姻。我说“一定”，是因为如果你要调查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生平，就会一如既往地发现，人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饱受忧郁的折磨，我们可以从她的诗句中窥见一斑。每当忧郁缠身，她就会这样想：
人们诋毁我的诗句，误解我的行为
是愚蠢的徒劳，是狂妄的错误。

       就我们所知，遭到以上非难的行为，都是些无害之事，比如在田野中漫步和幻想：
我的手乐于探索一切不寻常，
偏离众所周知的常规轨道，
褪了色的丝线，
怎能织出独一无二的玫瑰来。

       当然，如果这就是她的习惯和爱好，难怪她会被嘲笑，据说蒲伯或者盖伊曾经讽刺她为“乱写乱画的怪才”。据说她还曾经嘲笑盖伊，说他的《琐事》表明“比起坐在轿子上，他更适合下来抬”，因此还得罪了他。不过墨里先生说，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流言”，而且“令人乏味”。这话我不同意，因为哪怕是不可靠的流言，我也想多听一些，好拼凑出这位忧郁的夫人的形象：她爱在田野间散步，思考不寻常的事物，轻率地鄙夷“管理房屋和仆人的无聊事务”。但墨里先生说，她荒废了。她的才华长满杂草，缠满荆棘，再也没法恢复原来的光彩夺目。我把她的作品放回书架上，转向另一位贵妇人，就是兰姆喜爱的那位纽斯卡尔公爵夫人，浮躁、爱幻想的玛格丽特，她是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同代人，比她年长。她们两人截然不同，但都出身高贵，没有孩子，都嫁了最好的丈夫。她们都有一腔创作诗歌的热情，她们的热情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扭曲和破坏。翻开这位公爵夫人的诗作，你能看到那股熟悉的愤怒之情喷涌而出。“女人像蝙蝠或猫头鹰一样活着，像牲畜一样劳作，像蠕虫一样死去……”玛格丽特本来也能成为诗人，要是在今天，她的努力定能形成某种结果。但就算这样，她们的才华如此狂野、宏大、桀骜不驯，又有什么能束缚、驯服和教化它们，让它们为人类所用呢？它们倾泻而出，横冲直撞，形成一股股韵律、散文、诗歌与哲学的奔流，凝结成一册册四开本或对开本书籍，没有人来阅读。她手中本该有一台显微镜，她本该学习如何观察天体，如何科学理性地思考。她的才智因孤独和放任而变质。没有人拦她，没有人教她。教授们奉承她，宫廷里的人又嘲弄她。埃杰顿·布瑞格爵士抱怨她的粗野——“居然是来自于出身高贵、从小在宫廷中长大的人的笔下”。她把自己独自一人关在维尔贝克。
       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让人联想到的，是一幅多么孤独和放纵的光景啊！仿佛巨大的黄瓜藤蔓肆意蔓延，把满园的玫瑰和康乃馨都缠死了。“头脑开化的女人是教养最好的女人”，一个写出这种话的女性，却浪费时间去写一些废话，越来越沉迷晦涩和荒唐的事物，甚至到了她一出门马车就会被人围观的程度，真是太可惜了。显然，疯狂的公爵夫人被当成用来吓唬其他聪明的女孩的妖怪。
       
       因此，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变化，如果我能书写历史，我会更加详尽地描述这种变化，并认为它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要。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如果《傲慢与偏见》《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很重要，女性开始写作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这种重要性用一个小时的演讲根本说不清楚，因为写作不再仅仅关乎隐居郊区住宅、守着一堆对开本和奉承者的孤独贵夫人，而是走进了一般女性。没有这些先驱，就没有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就像没有马洛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乔叟就没有马洛，没有那些无名诗人，就不会有乔叟，先驱者驯服了粗野的语言，为后人的创作铺平了道路。大师之作从来都不是独自诞生、独立存在的；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考的产物，是群众的思想，它有一个声音，背后诉说着万千大众的群体经验。简·奥斯汀应该给范妮·伯尼的坟墓献上花环，乔治·艾略特应该向伊莉莎，卡特的巨大影响致敬——这位顽强的老妇在自已床头系了个铃铛，好督促自己每天早起学习希腊语。所有女性都应该向阿芙拉·贝恩的坟墓献上花束，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匪夷所思但是也恰如其分，因为她为全体女性赢得了表达自己的权利。她虽然名声不好，四处留情，但正是因为她，我今晚才能不那么唐突地对你们说：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去挣每年五百英镑吧。
       
 
       我说着把《傲慢与偏见》放在一旁，打开了《简·爱》。我翻到第十二章，目光停留在一句话上，“谁爱责备我就责备我吧”。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要责备夏洛蒂·勃朗特？我读到费尔法克斯太太做果冻的时候，简·爱常常爬上屋顶，眺望田野那头的远方。她渴望——人们责备的就是这种渴望——“我渴望有突破极限的视野，让我看到繁华的世界，看到我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城镇和地区。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跟更多同类人来往，结识更多不同性格的人。我珍惜善良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善良的阿黛勒；但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我希望亲眼看看我所相信的东西。”
       “谁责怪我呢？肯定有很多人说我不知足。我也没办法，我生来就不安分，有时候这让我很苦恼……”
       “光说人们应该满足于安宁的生活，没有一点儿用处；人总得行动；即使找不到方向，也得自己创造。千百万人注定在沉默中消亡，千百万人在默默反抗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芸芸众生中还有多少反抗正在酝酿。女人总被认为是清心寡欲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展露她们的才华，需要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她们和男人一样，如果受到过于严厉的束缚、过于绝对的控制，也会感到痛苦；男性明明比她们享有更多特权，却未免太苛刻，说她们应该安于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绣荷包。如果因为她们打破陈规，去做更多事、学更多东西，就指责和嘲笑她们，未免太轻率了。”
       “我这样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并不是不常听到格莱思·普尔的笑声……”
我觉得这一处转折很突兀。突然说到格莱思·普尔，太奇怪了。连续性被打断了。把这本书和《傲慢与偏见》摆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写下这些文字的女性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如果你把这两本书再读一遍，标出生硬和愤慨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夏洛蒂·勃朗特从未完全、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她的书变形扭曲了。她在本该平静的地方书写愤怒，在本该睿智的地方书写荒谬，在本该描绘角色的地方书写自己。她正在和自己的同胞战斗。这样下去，她怎能不狭隘、挫败、年纪轻轻就死去了呢？
       想象一下，如果夏洛蒂·勃朗特每年能挣三百英镑，那会怎么样？这一点很耐人寻味。但她太傻，一千五百英镑就把自己作品的版权都卖出去了。如果她能多了解这个繁华的世界，生机勃勃的城镇和区县，获得更多人生经验，和更多同类人来往，结识不同性格的人，那又会怎么样？那几句话不仅仅暴露了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缺憾，还揭示了那个时代整个女性群体的缺憾。如果她能做到的不仅是隔着远方的田野眺望，如果她有条件经历更多事、交往更多人、去更多地方旅行，那么她的天分就能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一点她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她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而是被拒之门外。我们不得不承认，《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这些优秀的小说，都是没什么生活经验的女性写出来的，她们能出入的只有体面的牧师家庭；她们的写作地点，就是那栋体面房子的公用起居室，这些女作家太穷了，她们买得起的不过是几叠稿纸，用来写作《呼啸山庄》或《简·爱》。不过，她们当中确实有一位历经苦难后逃离了这种生活，她就是乔治·艾略特，她做到的也只不过是去圣约翰森林里的一座别墅隐居。她生活在世人非难的阴影之中。“我希望大家明白，”她写道，“我只邀请想见我的人来”；难道不是因为她和一位有妇之夫有过一段罪恶的生活，只见她一面会伤害史密斯太太或者某个恰好叫史密斯太太的人的名誉吗？人们必须向社会传统屈服，并“与世隔绝”。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一名年轻男子自由地生活着，一会儿和这名吉卜赛女子交往，一会儿又攀上那一位贵妇人；他投身战场，毫无障碍、无拘无束地体验人世间的各种经历，后来他开始写作，这些经历都成了他丰富的素材。如果托尔斯泰住在修道院，和一位已婚的妇人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那么我想，不管这件事有什么道德意义，他都很难写出《战争与和平》。
      
       既然小说和现实生活有一定关联，那它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生活的价值。通常情况下，女性的价值观显然和男性定义的价值观不一致，这很正常。不过，占上风的是男性价值观。简单来说，足球和运动很“重要”；而追求时尚、购买衣物是“小事”。这种价值观必然会从生活渗透进小说之中。批评家会说，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讲的是战争。这本书不重要，因为它讲的是会客厅里女人们的感情。描写战场的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价值观的差异比这更微妙，而且无处不在。因此，在19世纪初期，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她的大脑肯定会有点偏离正道，受到外界权威的影响，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明确想法。你只需扫一眼那些被遗忘的旧小说，倾听它们的声音，就能看出作家遭到了批评。她的文字一会儿充满攻击性，一会儿又表示妥协。她要么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要么抗议说她“不比男人差”。她面对批评的方式是随性的，有时顺从而恭敬，有时愤怒又强硬。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偏离了事情本身，开始想其他东西。她的书把私人的情感强加给读者。书的核心有瑕疵。我又想到，女性的小说散落在伦敦的二手书店里，像一颗颗没长好的癞苹果。这些书的根部有问题，导致它们腐烂了。她因为别人的观点而动摇了自己的价值观。
       然而，她们不可能不左右摇摆。在一个纯粹的男权社会里，面对所有批评，要想坚持已见不退缩，需要怎样的才能，怎样的诚实品质啊。只有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能够做到。这是她们的成就，恐怕是最光荣的一个成就。她们写女性的小说，而不是男性的。在那个年代，写小说的女性成千上万，只有她们做到了彻底无视老学究们的反复告诫——你得这么写，你得那么想。那些声音喋喋不休，时而怨声载道，时而居高临下，时而盛气凌人，时而悲痛，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和蔼，让女性没有片刻安宁，像一位过于严肃的女教师，命令她们要有埃杰顿·布瑞格爵士那样的教养；甚至连批评诗歌时也扯上对性别的批评；还劝告她们，要想守规矩，想赢得某种耀眼的回报，就要注意自己行为的底线，不能超出某些绅士觉得合适的范围——“女性小说家要想成功，就要勇敢地认识到自己性别的局限性。”这句话点出了问题之所在。别吃惊，我告诉你们，这句话不是写于1828年8月，而是1928年8月。我想，现在你们看到这句话，会觉得挺好笑，但它代表的是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我想翻旧账，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个世纪前，这部分人非常活跃，非常有发言权。在1828年，一个年轻女性必须有非常坚定的意志，才能无视所有斥责、谩骂和别人承诺的奖赏。她一定得通过某种方式煽动自己，对自己说，好吧，他们总不至于把文学也包了。文学向所有人开放。就算你是什么校官，我也不允许你把我赶出草坪。至于图书馆，你想锁就锁吧，但我的思想是自由的，任何大门、门锁和门闩都不能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