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但首先，这种信仰（即使出于衷心），在事实上往往只是让报复、权力、利益和俸禄等欲望得到道德上“正当性”的工具：让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自欺，因为唯物的历史解释，同样不是一部随招即来的出租车；它不会因为碰到的是革命者，就不适用。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情绪激攘的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习常守成的日常现实生活。信仰的英雄，尤其是信仰本身，都会消逝，或者沦为（这更彻底）政治上的庸俗人物和政治技术家习用咒语的一个部分。这种发展，在和信仰有关的斗争中，完成得特别快，因为这种斗争，通常是由真正的领袖——革命的先知——所带领或发动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种情况里，一如在其他所有的领袖型机构（Führerapparat）中一样，成功的条件之一，便是让一切空洞化，僵固化，为了“纪律”而让心灵和思想无产阶级化。信仰之斗士的这班跟从者，一旦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会特别容易堕落成彻头彻尾常见的俸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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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亢奋的时刻里——照诸君的看法，这种亢奋，是一次不会“没有结果”的亢奋（亢奋和真正的热情，毕竟是会有不同的两回事）——当整批的心志政治家（Gesinnungspolitiker）突然如雨后春笋般蹦出来，异口同声地复诵着：“愚蠢而庸俗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我；对后果应负什么责任，与我无关；这个责任，是那些受我辛劳服务并有待我来扫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他人的事。”在这个时刻，我公开说，我们首先要问，在这种心志伦理的背后，有多大的内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辈；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想承担的事是怎么样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动（Sensation）之中。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对这种东西缺乏兴趣，更毫无使我感动之处。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只要我们的心尚未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刻，处身在这种情况中。在这个意义上，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两极相对立，而是互补相成：这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道地的人，一个能够有“从事政治之使命”（“Beruf zur Politik” haben）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