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翻转世界

无须加入WITCH。
如果您是女性
并敢于自我观照，
那您就是女巫。
     ——WITCH宣言
            纽约，1968

WITCH全称为Wome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ell，大意为“来自地狱的国际女性恐怖主义阴谋”，是美国女作家罗宾·摩根（Robin Morgan）于1968年成立的激进女性团体。她还创立了目前女权运动中常引用的一个标识，就是在代表女性的金星符号（即上为圆下为十字）的圆圈内加了一只攥紧的拳头。
人畜无害的标致与清风拂面的和善并不是唯一可想象到的女性命运。少了这份晕眩感，童年就少了点儿滋味。因为蓬蓬婆婆的存在，女巫之于我绝对是个积极的形象。她掷地有声，惩治恶人；她让你感受到报复那些曾经看低你的人所带来的畅快淋漓。有点儿像鬼马小精灵（Fantomette），但婆婆是用她的精神力量，而非穿着体操紧身衣的小精灵所使用的体操技巧：因为我讨厌运动，所以女巫那一套甚合我意。透过她，我曾经想过，作为女性，或许还有另一股力量加持。但那时候也有一个模糊的声音提示我：或许正好相反。从那以后，无论在哪个角落看到“女巫”这个词，我总能被瞬间吸引住，仿佛它宣示了“我”体内一股潜在的力量。这两个字眼咕嘟咕嘟地冒着能量的泡泡。它让人想到某种接地气的学识，与生命直接相关的力量，某种被正统学问蔑视或排斥但却在现实中被反复证明并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也喜欢将其视为某种艺术，让人穷其一生精益求精、倾注所有热忱的艺术。女巫代表着跨越所有支配、所有限制的女性；她趋近至柔，她指明道路。
猎巫运动曾让数个家族满门被屠，制造了恐怖统治，无情地压制了某些至今仍被视为无法忍受的异端的行为与活动。同时，这一运动也参与塑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如果猎杀女巫不曾发生，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将大不相同。这段历史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情，关于人们做出的抉择、享有特权的方式以及那些被处决的女人。然而，我们拒绝直面这段历史。即使我们接受了当时的某些现实，但我们总能找到法子将这场运动远远搁置起来。因此，人们常常将其错放到中世纪时期，把发生的背景描述成一个久远晦暗的时期，与我们毫无关系。但其实几场重大的猎巫行动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大致始于1440年，1560年后渐渐扩大声势。……
与错置时间线类似的是，人们还经常将这些迫害归咎为宗教狂热，认为其执行者是丧心病狂的宗教裁判官。然而，旨在镇压异端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却极少追捕女巫。绝大部分的处刑都是由非宗教法庭裁决的。对于巫术，这些世俗法官看起来“比罗马教廷还要残暴与癫狂”。不过，在一个除了正统的宗教信仰之外不允许“边缘”存在的世界里，裁决法庭的世俗与否，意义也不大。
    通常情况下，替罪羊的指定，远不是一群粗鄙贱民可以操控的，而是来自高层，来自有教养、有文化的阶层。女巫传说的诞生几乎与印刷同时，后者诞生于1454年。印刷术也在猎杀女巫的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贝奇特在书中提到了“当时用到了所有信息渠道”的“传媒联动”：“给识字的人发书，给其他人讲道，给所有人发大量的图画。”
就算反女权主义还远在百年之后，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在猎杀女巫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几个世纪的仇恨与蒙味主义在这场暴行中达到了顶点，而其导火索正是他们面对女性在社会领域内地位日益提升时而滋生的恐惧。
在猎巫运动中被处决的总人数一直备受争议，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数字。1970年，有人提出可能有上百万的受害者，甚至还要更多。今天，我们讨论的人数大致定在了5万至10万。这还不算上那些被私刑处死的、自杀的或者死在狱中的：她们或被凌虐致死，或是因为监押环境太过艰难而去世。其他活下来的，要么被流放，要么看着自己及其家族身败名裂。但所有女人，包括那些从未被起诉的，通通承受了猎巫运动的影响。在公共场合处以极刑，这是恐怖机构与集体纪律的有力工具，迫使她们必须使自己看上去矜持、温顺与服从，不会惹是生非。此外，她们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种体认：她们身上藏着恶之花。她们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本身就有罪且骨子里就黑暗。
各大化妆品的产品线构成了一座丛林，人们要花很多时间、精力与金钱来巡游。而那些护肤专栏就是要让女金主们徜徉在这片丛林里，让她们保持对品牌与商品的执念。每日护肤流程的内涵包含了培养某种特定的专业知识、女性之间的小秘密（比如被采访者常说这是她母亲传授给她的），是某种具有积极原则与协议的科学，是一种节律，透着秩序感、掌控感与愉悦感。在时而混乱的日常里，这样的存在可以视作低配版的女巫人会仪式了。另外，我们也会说，护肤是有一套“手法”的，掌握得最好的人就会被称为“女祭司”。
……在追溯过上述历史后，我真正想做的是探寻欧洲与美国猎巫运动的影响。这一系列的猎杀既传达又扩大了对于女性的偏见，有些女性受到了奇耻大辱。这些猎杀压制了某些行为和某些生存方式。几百年来，我们一直承袭着他们捏造出的这些形象与作品。这些负面形象，往好了说，是持续让人审视或自我审视存在的阻碍；往坏了说，是持续产出敌意，甚至暴力。即使仍有很多人真诚地希望对这段历史进行批判性的检验，但我们并没有可更换的过去。如同弗朗索瓦丝·德·欧本纳所写：“当代人是由他们可能忽略，甚至不记得的事件塑造而成的。但如果这些事件没有发生，无法阻止的是他们会有所不同，想法也会不同。”
    这段历史涉及的领域很广，但我想集中讨论其中的四个方面。首先是对所有女性独立的渴望的打击（第一章）。在被控行巫的女性中，单身女性与寡妇占了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大量没有依附任何男性的女性被诬告为女巫。在那个时代，女性在劳动世界里的位置被剥夺。她们被赶出了各个行业。各种职业的学徒制逐渐正规化且禁止女性参与。在此时尤为孤立无援的女性经历着“不可承受的然压力”。……今天，说到女性独立，即使从法律层面与物质层面来说是可行的，但还是会遭遇一大片质疑。与男人、与孩子的绑定，即献出自我的活法仍被视为她们身份的核心。女孩们在成长与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会了惧怕孤独，任凭自主性的土地上长着荒草。在著名的“养猫的单身女性”这一形象背后，撇开所谓的可怜与嘲弄对象不提，我们能从中看到的是当年令人闻风丧胆的女巫的影子，有一股子“似曾相识”的妖气。
    与猎巫运动发生在同一时期的，还有避孕与流产的论罪。……这种分工一直持续至今：女人在要不要孩子这一点上是自由的“但前提是你得选择生育。不想要孩子的女人有时会被当成无情的人，暗地里存着坏心眼儿，对别人的孩子怀有恶意（第二章）。
    猎巫运动也在公众心中留下了关于老妇人的非常负面的印象（第三章）。猎杀确实烧死了许多年轻的“女巫”，甚至还有七八岁的孩童，不论男女。但那些较年长的女性，既因为样貌被厌弃，也因为她们的经历而显得格外危险。她们是“备受猎杀者青睐的受害者”。“她们不仅没有得到老龄女性应得的照料与温柔，还频繁被指控为女巫，这被诬告的频率高到若干年之后，在北欧死在自己床上的老妇人都是罕见的。”……
与建立资本主义体制所需的奴役女性的进程同时发生的，还有对包括奴隶、殖民地原住民、免费资源与劳动力的供应者的奴役，这是西尔维娅·费德里希的观点。这一时期还伴随着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以及一种新的知识概念的建立。有一门傲慢的学科从中衍生而出，它充满了对女性的蔑视。在这门学科的知识框架内，女性与非理性相关，与情绪化相关，与歇斯底里相关，与它要支配的某种属性相关（第四章）。现代医学也是在这样的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并且与猎巫运动直接相关。因为后者为当时的官方医生扫除了强劲的竞争对手一疗愈师，普遍来说她们都比当时的医生有能力。现代医学从结构上传承了粗暴对待病人，尤其是女病人的传统。这些年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有关的虐待与暴力事件，这还得感谢越来越通达的社交网络。我们对有时并不那么理智的“理性”的歌颂，我们对自然界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的征伐，一直在引起反思，并且质疑的声音愈来愈迫切。这些质疑有时毫无逻辑可言，但有时是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有些女性思想家认为，两个领域是一起被压迫的，应该共同解决。她们不仅抗议她们在体系内遭受的不平等，她们还批评体系本身：她们想要推翻明显针对她们而设的象征性秩序与认知方式。
以上主题的内容是说不尽的。我只能就每个主题提供一条我经过思考与阅读后找到的思路。因此，我也会援引一些女作家的言论。在我看来，这些女性很好地代表了对上述禁忌的藐视一独立地生活、自然地老去、掌控自己的身体与性，从某些角度上对女性来说仍有禁忌的意味。总而言之，她们对我而言就是现代的女巫。她们的力量和敏锐就像童年时的蓬蓬婆婆一样鼓舞着我，帮我驱散父权社会的雷霆之击，绕过其禁令之间的障碍。无论她们是否自我定位为女权主义者，她们都拒绝放弃用十足的才干与自由去探索自己的欲望与可能性，并且充分地愉悦自己。因此，她们也会将自己暴露在某的就可能只是本能不假思素地将两者融合起来，因为对于何为女人的狭隘定义已经根植于我们脑中。回顾她们忤逆的这些禁忌，既可以衡量我们平时所受的压制，也可以看到她们的胆魄。
其实，施魔法，简单来说就是操控文字来改变人们的意识。所以我觉得艺术家或作家是如今世界上最接近萨满的一群人。”®从一层层堆叠的文字与图像中驱逐我们之前奉为圭桌的东西，找出那些在不知不觉中捆绑我们思维的专横又偶然的象征物，并以其他内容来替代它们，让我们完整地生存下去，用赞许包裹自己：这就是我乐于一生践习的巫术。
    然而，有一些女性，不管她们是否与男人一起生活，不管她们是否感受到了使命的召唤，她们都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避免自己被淹没在忠诚的女仆这一角色中：不生养孩子；成就自我，而非传递生命；创造一种省略母亲属性的女性身份。
    尽管我自认为是个相对和喜又冷静的人，但我近乎惊忍地发现，每当想到生育以及我拒绝的原因时，我的心头就会迅速窜起一团怒火——啊，再次出现怒火了……不愿生育或许是一种让社会为其缺陷与失败负起责任的方式，是拒绝忘却与原谅的方式，是宜告不会有任何和解的方式。这也是他人会为此感到不安的原因。但此处的“否定”是“肯定”的另一面：它源于一个念头，即人类的冒险本可以更好地展开；也源于一种对我们将生活与世界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反抗；还源于一种能够通过没有孩子的存在方式，更好地逃避顺从，以及共同命运的压迫与陷阱的感觉。这个选择提供了一种氧气袋、一个丰裕之角。它准许人恣意地活，放开来过：你会在其中发现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你可以无限畅游，直到筋疲力尽，不用担心做得过头了，凭直觉行事，有趣的事情往往开始于人们认为应该阻止其发生的时候。在我的逻辑里，不传递生命的火把，才能充分地享受生命。至今为止，这番论调也只让我和一位朋友争吵过一次。那次争吵十分激烈，是在闲聊当中毫无预警地爆发的。后来，尽管我们试图重归于好，但我们的友谊已回不去了。那个男人与我父亲同年，所受的天主教教育在他身上根深蒂固。虽然不能直接把他等同于严苛的天主教徒（不然我们之前也成不了朋友），但正是这种敏感让他有了那样的反应。另外，在争论的交锋中，他的话里也带着浓烈的宗教意味。他挥舞着食指，狠狠地对我说：“希望是不会被割裂的！”对啊，有时候，不生孩子就是不“割裂希望”的最好办法。
有一次在某个会议上，在我网刚发表完希望大家能够不再把做母亲看作女性必经之路的观点后，下一位发言人——一位专治不孕的医生——神情凝重地说，我的言论对他的病患来说“太可怕了”。这让我大为震惊。在我看来，情况正好相反。如果她们最终无法受孕，我的这番话对她们倒是有所助益。届时，她们应该就能跨过所盼落空的遗憾了，本来就不该让她们在伤心之余徒增“自己成了不完整或挫败的女人”这样的怨怼。许多医生惯常于对那些不想要孩子的女性进行道德绑架，比如对她们说“想想那些要不上孩子的吧”。然而，正如马丁·温克勒（Martin Winckler）国虐书所提醒的：“做母亲不是连通器现象。”当然，一个很难怀孕的女性确实会对轻视怀孕机会的女性产生一瞬间的嫉妒情绪，但稍微冷静下来思考片刻，就能分辨出这种嫉妒是无端的：从一个怀不上孩子的女性的角度出发，强迫另一个不愿生孩子的女性，只会导致加倍的不幸。所有其他的说辞都意味着将女性视为本质同一的可替换的对象，而非个性鲜明、欲求不同的活生生的人。
    当不再质疑那些自主不生孩子的女性的人品时，人们开始从她们身上寻找某些替代性的母性表现：女老师就是自己学生的母亲，书籍就是女作家的孩子等。劳利·丽斯在一篇反思如何解决没有孩子的污名的文章中，列举了一长串象征性做母亲的例子。这显然符合某种体面的个人需求。但按照网上评论的说法，这种类比惹恼了不少并非从事以上职业的女读者们。“我就想翘了做母亲这门课。”克洛蒂尔德代表自己说道。她就是自主不生孩子的一员，而且她还是护士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不错。
    对大众而言，除了做母亲之外的任何自我实现不仅都是一种替代，而且是一种权宜之计。
    这位研究者是希望我们能在她所采访的女性经历中看到：社会不但应该让做母亲这件事变得不那么艰难，还必须重新审视“为女必为母”这项强迫机制。某些女性的懊悔“表明了本来是有别的路的，但社会禁止她们走那些路，比如一上来就给她们封死了不做母亲这条路的路口”。就算我们把那些封禁的路都打开，世界也不一定会崩溃。也许我们甚至能避免许多悲剧、无谓的煎熬和困境。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意料之外的更多幸福的可能。
    1972年，苏珊·桑塔格在其文章末尾写道：“女人们可以有别的选项。她们可以向往变得睿智，而不只是善良；变得能干，而不只是有帮助；变得强大，而不只是优雅；有自己的抱负，而不只是着眼于和男人、孩子的关联。她们可以自然地变老，而不感到羞耻；所以，她们要违背社会上那套关于年纪的‘双重标准’的传统观念，要积极地反对。与其做女孩，尽可能长时间地做女孩，然后变成被羞辱的中年女性，最后变成猥琐的老年女性，她们还可以更早地成为女人一然后保持活力，享受她们能够拥有的、时间更长的长久欢爱生涯。女人们应该容许自己的脸来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人生。女人们应该说真话。”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段话对女人们仍然有用。
    这些预设的偏见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仍然任由过分自负的男人们“解释人生”，这里借用了丽贝卡·索尼特某篇著名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前一天晚上她刚去参加了一场社交晚宴。当时，某人和她在聊某主题时，提到最近出版的某本书写的就是这一主题，还说他看到了《纽约时报》上的摘要，但他浑然不知这本书的作者就在他眼前…他当时侃侃而谈，以至于某一瞬间丽贝卡差点儿以为自己错过了某本同一主题的重要著作的出版。“这种综合征，”她评价道，“是每个女人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战争，这场战争也在她们内心日日演练，里面充斥的硝烟是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念头，是保持缄默的邀请。虽然我作为一名作家有着不错的职业生涯（有丰富的研究与充分的实践），但我也不能完全摆脱这场战争。毕竟有这么一刻，我就让煞有介事先生和他的自信粉碎了摇摇欲坠的信念，”第二天，她一起床，一口气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该文一发表，就如野火般蔓延开来：“它引发了共鸣。挑动了你的神经。”在无数的读者反馈中，有一则消息来自生活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的某位上了年纪的男性。他说，“他从未对女人做出不公之事，不管是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职场”，还指责她“没多接触些正常男性”，“在说话前先好好了解一下”。“最后他给了我一些人生应该怎么过的建议，并详述了我的‘自卑感’。”
生态女性主义者卡罗尔·P.克里斯特认为，尽管我们生活在高度世俗化的社会中，尽管很多男性与女性都不再信仰上帝，但是父系宗教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表象，由此而来的男性权威范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宗教象征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人心拒绝虚空。象征系统不能简简单单被推翻，必须有替代者。”因此，对一个女人来说，崇拜女神，用她的形象来滋养自己，就是用一个象征来消解另一个象征。这是改变重心，让自己成为自我救赎的源泉，从自身汲取能量，而不是总依赖于某些法定又天定的男性人物。
    1980年，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的结尾做出了这样的诊断：“这世界该翻转过来了。”就在她写下这句话之前不久，1979年3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电站发生了事故。就算我们今天想选择什么来证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估计也只会挑花了眼。将世界翻转过来：并不容易。但可以有巨大的乐趣——果敢、不逊、充满活力的支持以及对权威的挑战——让我们的想象沿着女巫的低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让我们通过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通过皮洛士式的胜利来净化这个世界的形象，从而确保人类福祉。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们的身体与灵魂的自由狂欢将不再被当作地狱的巫魔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