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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只剩1年半可以工作了】
企业为了压缩用人费用，将越来越多的雇用关系从正式雇用转为了非正式雇用，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对女性雇员的态度上。现在，日本企业的非正式雇用已经超过全体雇用的一半，同时非正式工的报酬则被压得很低。而且一旦合同终止，这些人就看不到未来了。对企业来说，这些人才十分好用，还可以用完就弃。
因为有最低工资标准，所以全职工作的话倒不至于贫困，但也拿不到奖金，不能指望升职或涨薪，当然会看不到未来。这些女性不得不过着拮据而不安定的生活，因此很难下定决心结婚或生孩子，这又成了日本少子化的原因。而贫困的固化，使得必须用“阶级”一词来代替“差别”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就职于某大型家电量贩商场负责手机柜台的售货员佐伯百合女士（化名，30岁）是一名外表干净、看起来非常可爱的女性，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两年半之前她离婚了，目前独自生活在上班的店铺附近的一间单间公寓里。因为我有工作，所以可能算不上世人眼中的贫困人士。但说到女性的贫困，我是无法置身事外的。我觉得现在的日本社会，根本不允许一个女性独立生存，各方面条件都很苛刻。
她给我看了上个月派遣公司发给她的工资明细。基本工资19万日元，固定加班费6万日元，扣去社会保险之后到手的金额是21万日元左右，年收入是300万日元，超过了当时日本女性的平均工资。既然拿到了平均工资以上的收入，那么就算奢侈不起，普通的生活应该还是可以保障的。但是，地处23区内的公寓租金高达7.2万日元，从到手的工资里扣除租金和水电气费，剩下的收入竟只比贫困水准多出5万日元。
到了临近发工资的日子，手上的钱就差不多用光了，完全存不上钱。因为是非正式的派遣工，在职场上除了工作以外人际交往并不多，也没有归属感，万一遇上了健康状况恶化之类的特殊情况，从那一瞬间开始，生活可能就继续不下去了。现在，女性的非正式雇用率是55.5%，超过了全体被雇用女性的半数（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所以，像她这样年收入300万日元，过着单身生活的女性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例子。
非正式雇用是自1999年《劳动者派遣法》实施并在2004年该法修订之后开始激增进而普及的一种雇用形态。一旦将限制放松，贫富差距就会拉大。非正式雇用形态的扩大让日本社会从“贫富差距变成了阶级社会”这一观点，已经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被人们提及。在畅销书《新·日本的阶级社会》（讲谈社现代新书出版）中，除打零工的家庭主妇，非正式雇用的劳动者均被归类到社会阶层的最下层——“社会底层人群”之中。而社会底层人群的平均年收入是186万日元，贫困率也高达38.7%。
企业一般很少会特意将非正式聘用的劳动者转成正式聘用，所以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法爬上来。如此一来，贫困的固化使得“贫富差距”发展为“不同阶级”。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自23岁步入社会后，就一直是“派遣工”】
“我为了多赚点钱，最近开始做风俗业了。”说着，她面带微笑，十分愉快地将手机的屏幕展示给我看。在一个店名充斥着猥琐词语的店铺主页上，显示着一张脸部做过马赛克处理，身穿睡裙的女性的照片。她的睡裙被掀起，露出了阴毛。虽然脸都被马赛克遮住，认不出来，但我面前的佐伯女士表示，照片上这个没穿内裤，颇有些色情意味的女人，就是她自己。
 听她的口气，我感觉她对在风俗店打工提高收入这件事，态度是积极的，相反，她对于自己的主业，大型家电量贩商场的工作和收入以及雇用形态，似乎都很不满。只能挣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既没有保障也看不到未来，这样的非正式雇用劳动自然会令人不满。招收了大量非正式聘用劳动者的职场通常是由正式职工控制的，只有合理的分工劳动，建立不起什么人际关系。佐伯女士是孤独的。她在性风俗店打工这件事，当然也无处可说，无人可听。
在贫困蔓延的当下，我对女性卖身一事并不感到惊讶，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不肯定也不否定。女性能感觉得出什么人是可以倾诉的。不止是她，我经常会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听到风俗业或卖身从业者的自白。这些自白大多都像是抱怨，因为一个人闷在心里太难过了，需要找人倾诉。
我们有时候连厕所都去不了。工作的时候得一直站着，一直接待客人，不能休息。新的苹果手机上市的时候，真的就从早上5点到晚上11点连轴转。我工作的地方人手不足，真的很累。在前台接待客人的基本都是派遣社员，这家店的正式社员就在收银台附近监视。简单来说，我们这些派遣工的待遇，就像是奴隶或者零部件。
这家家电量贩店是按贩卖商品的类别来分配人手的。卖场上的等级制度很严，这家店的正式社员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而派遣售货人员的人事权就握在负责的社员手里。难怪实际在卖场中工作的佐伯女士会觉得自己像“奴隶或者零部件”，这家卖场里集合了各家派遣公司派来的售货员，不管安排到哪里，都没什么人情味，工作氛围十分冷漠。而且，据说这样的卖场也成了滋生正式员工权力欺压的温床。
比如说，如果正式员工问你的问题你没能答上来，就可能会被甩一句“那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然后立刻被解雇。我们管这个叫“出禁”[27]。毕竟不是直接雇用的关系，所以被如此冷酷地对待也很正常。我们唯一的选择就只有遵守社员的命令，没有借口和怨言，绝对服从。
* [27]出禁：该词在日语中的原意是“出入禁止”的略写，指一家店铺禁止一些因惹了麻烦而不受欢迎的人进店的行为。这里是一种引申使用。
量贩店通过正式员工给派遣社员提出的要求，原则并不是以顾客为本的接待服务，而是销售额。据说，店里设定的销售任务非常严格，如果完成不了，负责的正式员工就会受到惩罚。在手机的卖场里，除了手机的机身这一本来的销售目标之外，还会有很多额外的附加消费项目，派遣售货员还让顾客购买了哪些别的东西才是审核的关键。
比如，不久之前出了一款受到了行政干预的问题商品，他们就要求我们“把这个卖出去”；此外还有“尽量卖贵的SD卡”，“让顾客办量贩店的信用卡”，等等。如果顾客确实心动了想买倒还好，但因为有硬性的销售任务，就开始有人私下和顾客商量“如果您买了这个，我就帮你设置手机功能”什么的，整个卖场的风气越来越奇怪。对手机还有电脑这些非常熟悉的人不容易被骗，我们一般不会推销多余的产品，很快和他们签完约，而一旦遇到老年人或者无知的人，我们就会强行给他们推销各种各样的东西。包含我在内，大家都推销得很不情愿。说真的，这样顾客只会损失，而我们卖东西的，心理负担也很重。
据她说，对无知的顾客和老年人最好卖的就是128GB的SD卡。如果在网上买最多只要7000日元，但在实体店里买有时候价格就要翻倍。而且，他们明知道对于根本不知道使用方法的老年人来说，128GB的容量完全没必要，但还是会随便编造一些说辞游说他们购买。不合常理的强制贩卖太常见了。而成天忙于应对投诉的正式员工，只会觉得卖不出好数字的店员就是拿不出成果的店员，所以大家被迫贩卖根本没有必要的商品成了一种常态。日后又会有很多人投诉我们说明不足，而应付这些投诉又造成了长时间劳动，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在苹果手机的最新机种上市的时期，遇上繁忙时段，售货员甚至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派遣售货员因为一天都不能上厕所，只能不喝水。有时候我甚至会出现头痛、视线不稳这些类似脱水的症状。
不久之前，还发生过正式员工把一个拿不出业绩的营业员喊出来，在他的鞋底涂上强力胶水，罚他长时间站立的事情。那些正式员工的权力欺压太严重了，简直违反道德，还很暴力。我虽然已经忍耐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真的不是一份能以平常心应对的工作。在讲述这家家电量贩店职场现状的过程中，佐伯女士好几次深深叹息，表情始终充满了厌恶。
大学毕业后，23岁的她步入社会，之后就一直在做派遣售货员。对充斥着权力欺压的工作日常，她已经烦透了，但一个派遣社员，无论被派到什么地方都差不多，根本看不到希望。于是她只能每天心怀不安，压抑着自己内心，过着只求维持眼前日常的生活。
26岁的时候，她觉得如果结了婚，也许就能逃脱眼下的苦日子，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于是，她冲动性地和一个偶然在喝酒时认识的、大她5岁的上班族交往并结了婚。售货员的工作还是继续做着，俩人组建了一个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因为双方都有工作，家庭收入就是原来的2倍以上，这样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就会上升。通过结婚从单身转变为双方工作的家庭，只要不是所托非人，就是一种社会上最普遍的、可以立竿见影地摆脱贫困的手段。
我的前夫对我的家庭暴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结婚生活几乎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就记得那些糟糕的事了，甚至我都不大记得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和那个人结婚了。从同居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他是一个很执拗的人，对我做的饭菜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如果不全是亲手做的就会不满。我也要工作，根本没那么多时间，结果家务和洗衣服还要被他挑三拣四，真是太没道理了。
佐伯女士的前夫和她的收入水平相当。但是，所有的家务都推给了她。此外，家里管钱的是她前夫，自己的工资还要全部打到她前夫的存折上。她前夫要求她做的菜必须和母亲的味道一样，还要拿走她所有的工资，从结婚第一天起，她心里就只有不满。而后，不满越积越多，便造成了精神上的负担。这是非常常见的夫妻矛盾。
还没过1个月，佐伯女士就从心底里对结婚这个轻率的决定感到后悔了。前夫对结婚生活倒是十分满意，但夫妻之间的感受差距太大，裂痕便产生了。因为结婚生活造成压力，她的身体开始频繁地出现健康问题。可她的前夫见妻子身体抱恙就只会叹气，既不准她回娘家，也不准她去医院。
总之，他成天都在发脾气。而且一发起脾气来就收不住。我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发脾气，反正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候和他说句话，他就会曲解我说话的意图，一直骂我骂到天亮，还要我跪下给他认错。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事情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但说白了，就是我没照他的意思做，他就发火了，一直让我跟他下跪认错。
佐伯女士就这样跪在坚硬冰凉的地板上，一边伏着身子，一边忍受着前夫的辱骂，直到天亮。她明白这是一种病态的精神暴力，所以不管对方发多大的脾气，她都没有责怪自己，但是这一切让她太疲惫了。睡眠时间不断减少，日常生活开始出现问题，不管怎么想，都只能离婚了。
最后一次被他要求下跪的那天，我跟他说“我肚子疼让我去上个厕所吧”，然后偷偷把手机藏在身上躲进厕所拨打了110，请求警察来救我。警察很快就来了，我们被带进了不同的房间，已经是早上了，所以我主动要求他们把我保护起来。那就是我和前夫关系的终结了。我说明了情况请了几天假，回了一趟娘家。然后就和他离婚了。这已经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了。
从她娘家到工作的地方要花两个小时以上，太远了，没办法正常上下班。之前的婚姻生活里她把所有的工资都转给了前夫，所以根本没钱。她向贷款公司借了50万日元，才搬进了现在住的这间租金7.2万日元的公寓。
【每到休息日就去风俗店上班】
我再重复一次，佐伯女士是一个年收入300万日元，处于平均水平线上的劳动者。采访当时，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是287万日元（国税厅调查数据），她的收入还稍高于此。包含前夫在内，她的性经验人数只有5人，她的最高学历是大学毕业，至今为止都没有风俗业和陪酒的相关经历。她真的就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通女性。
能够拿到平均工资的普通女性，为了每个月多赚几万日元让生活能稍微宽裕一些，会去做风俗业的兼职，这就是日本的现状。这一倾向在需要支付房租的单身女性中更为显著，很多贫困问题的研究者都在强调对普通人群实施“住房扶持”的必要性。一旦减轻房租的负担，提高实际收入，女性从事风俗业和卖身的数量就会减少。
这家店是做人妻派遣的风俗服务的。通常是到指定的情侣旅馆去，带上泳装、护士服、水手服之类的指定服装，在男性沐浴的时候换上服装等着，大概就这样。基本上，对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店长和我说：“如果你没经验，那就听对方的，不能做的事情就说不行就是了。”所以我都是照他说的做。
现在，她每逢休息日都会去风俗店上班，和不认识的男性们重复着边缘性行为。做风俗业所得的报酬她都有记录，我让她拿给我看了：4月2日23500日元，4月5日22500日元，4月11日20500日元，4月14日14500日元，4月18日22500日元，4月26日23500日元。光是4月份，她就靠副业挣到了127000日元。而且，提到风俗的话题，她的表情还很明快。
和主业不一样，风俗业只要我努力，收入就会有明显增长，这让我觉得很有动力。做派遣售货员，就算你在自己的柜台拿到了最好的业绩，都不会有哪怕1日元的回报。因为是派遣工，既没办法升职，也没办法拓宽人脉。每天就只能为了不被专横的正式社员骂而拼命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做风俗反而能让我得到应有的评价，令人感到很愉快。我在的那家店里有很多有正常工作的女性，人经常会多到等候间里待不下。
自从兼职做了风俗小姐，到手工资21万日元加上做风俗业赚的12万日元，佐伯女士的收入变成了每月33万日元。既使休息日做风俗业的兼职，不停重复着边缘性行为，她拿到的钱，也不到男性平均工资531.5万日元（国税厅调查数据）的八成。
风俗业你准备做到什么时候呢？结婚那段时间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男女的不平等。今后要想一个人生活下去，光是女性能拿到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用。派遣工没有任何保障，我都不知道绝望了多少次了。能一边工作一边做的兼职就只有风俗业，我想风俗业的兼职我会一直做下去。在职场上，她一直维持着认真勤恳的老实的售货员形象，其他人应该做梦也想不到她在从事风俗业。
国家也好各行各业也好，凡是出现经济困难，都会立刻在风俗业从业者的倾向上反映出来。女性们卖身的原因大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早在10年前，赤身裸体的世界里就挤满了像佐伯女士这样的普通女性。现在生活在夜晚世界的女性之中，像过去那样由于重复过度消费而破产，或者因染指非法高利贷而被迫从事风俗业的案例已经很少见了。大多数女性都是因为每个月的收入缺了3万～5万日元，而作出了这一选择。
如果想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资历，或者在不远的将来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普通的女性自然是不要染指赤身裸体的工作为妙。这是一个灰色产业，做这一行，无疑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在背负巨大的风险。
提倡同薪同酬也好，实施住房扶持政策也罢，或者是实现男女平等也行，无论哪种形式，只要能将普通女性的可支配收入增加3万～5万日元，或者让她们的实际收入能和男性有相同程度的增长，从事风俗业的女性都会大幅减少。女性不断流入卖身世界的现状，现今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已演变成一个国家的问题。
【图书馆的管理员有八成以上都是非正式工】
将女性的身体当作商品贩卖的性风俗业，作为女性人权迫害的象征，对顺应时代而不断壮大的女权主义团体来说，是最典型的攻击目标。为满足男性的欲望而让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产业，其存在的根本的确是男性的优势地位，但实际从事这一职业的女性，却是在理解了相关利弊的基础上，自发主动作出的选择。如今的社会是男性占优势地位，生活困苦的女性即使拒绝了通过风俗业从男性获得再分配的行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充其量就是转而选择长时间劳动，最后牺牲自己的健康。
日本风俗小姐的人数常年维持在30万人左右，当然，踏入这一领域的只是一部分非正式雇用的女性。女性中的非正式雇用工占了全体的半数以上，年平均工资只有150.8万日元（国税厅调查数据），非常低廉，这样的金额，根本不够在大都市内独自承担房租过单身生活。即使是卖身这样的手段，只要可以增加收入满足生活需要，倒也不算是坏事。然而，绝大多数非正式雇用的女性不会选择卖身这条路。她们只能一天天在不明原因的贫困中痛苦挣扎。
我属于市里的委托职员[28]。在图书馆工作的图书管理员有八成都是非正式聘用的，工资很低。我现在未婚，一个人住，说真的，每天都很不安，非常焦虑。自治体要做的工作包括义务教育机构和福利机构的运营、公园管理、文化旅游、清扫、治安防灾，等等，范围非常广。这些业务工作量巨大，光靠公务员考试选拔聘用的正式职员肯定做不过来。因此，各个公共机关都会雇用很多非正式职员，这才能完成一系列庞杂的工作，维持地域服务的运营。
* [28]委托职员：属于非正式雇用形态的一种，待遇低于正式员工和政府公务员。市里的委托职员，类似于市政机构雇用的临时工。
我们决定到车站附近的咖啡店里坐下聊。朝车站走的路上，我让谷村女士给我看了她的工资明细。支付的总额是17万日元。扣掉所得税、住民税、社会保险费之后，到手的金额是133442日元。没有奖金，年收入是204万日元，到手160万日元左右。谷村女士算是平均水平线下的劳动者，与全体女性281万日元的平均年收入（国税厅调查数据）相比，这样的工资是很低的。
这样的收入，要想在东京一个人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正如上面的计算结果，这样的金额几乎与最低生活保障金同等水平，根本不足以维持平均水平的生活。她租住的房子租金是每月5万日元。从到手的工资里扣除房租，每个月就只剩下8.3万日元，真的就刚好等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最低生活费。
这位谷村女士便是受到诸多诟病的“官制穷忙族[29]”的一员。所谓“官制穷忙族”是指地方自治体的政府机构或公共设施等以临时职员、非常勤职员的形式雇用的劳动者。另外，由于工资水平太低而成了社会问题的看护工作者和保育员等，因其总体的薪金制度设计是由国家规定的，也算在官制穷忙族的范畴之内。
* [29]官制穷忙族：穷忙族指每天拼命劳动却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一旦出现任何意外，生活将立刻失去保障的底层劳动者。所谓“官制穷忙族”则是指专为政府官方机构工作的“穷忙族”。
看护行业和贫困问题采访得多了，就会渐渐看清国家的意图或意向。说实话，国家对除国家的行政公务员以外的职员，根本就不愿意支付酬金。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让协助运营公共事业的国民和市民生活在贫困阶层，并且有意让这些劳动者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贫困线。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等临时职员、非常勤职员的情况和看护保险的制度设计就能非常明显地看出，国家和行政所追求的（针对不是公务员的劳动者）一定是“付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效果”。
我在采访福利行业和看护行业时，看到了深深依赖于雇用非正式化的公共事业中，太多令人绝望的现实。特别是在看护行业里，劳动力不足成了大问题，国家和行政机关专门拨出预算拼命把年轻人往看护行业里拽。因为有专门的预算，一些相关人士和意识超前的学生团体还从旁推波助澜，将更多人往没有未来的贫困地狱里诱导。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一遍遍重申“不要让未来有无限可能的年轻人从事社会福利相关职业。要让他们参与生产，赚钱纳税”。但社会福利这个看上去无比光鲜的产业的宣传语太过美妙动听，像我这种现实的言论，心怀梦想的年轻人根本听不进去。
一系列参与其中的相关人士和学生团体向怀抱不满的年轻人们投去一系列资格研修或自我启发研讨小组之类的商品，其结果便形成了长期剥削的贫困商业模式。
说实话，这是一种以牺牲年轻人的人生为前提的、令人生厌的糟糕商业模式。让一个个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自我实现而陷入贫困的深渊，这是绝不能原谅的愚蠢行为。
每天的生活倒还应付得过去。我也知道有些人的经济条件比我还差。但是我的生活永远是拮据的，明明一点都不奢侈，却连存点儿钱都做不到。委托合同规定是一年一签，最多更新5年，现在是第4年。到了明年，就算我非常努力，在工作上做出再大的成绩，也只能被解雇。因为工资低，我几乎没有积蓄，只有年龄一天天见长，我都不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办。
在1999年和2004年，《劳动者派遣法》分别进行过修订，整个社会的雇用非正式化不断推进。其中，雇用的非正式化推进最快的就是地方自治体。由于小泉纯一郎政权时代的结构改革，给地方自治体的补助金被削减了，于是政府机构转而开始压缩雇用费用。他们将此前由公务员负责处理的业务交给了非正式职员，于是，官制穷忙族便诞生了。
女性首先成为了他们的目标，图书管理员、护工、保育士、窗口接待等工作一项一项改为非正式聘用制。不仅业务部门的职员的雇用被非正式化，从2000年代开始，幼儿园、看护机构，最近连图书馆都开始整个被外包给民间运营，而自治体支付的委托费用又十分低廉，这些行业都变成了严重低薪现象的温床。
谷村女士就职的这家图书馆是由自治体运营的。八成以上的图书管理员都是非正式聘用职员，只有两成左右是公务员。而非正式雇用的图书管理员，无一例外都拿着仿佛计算好的等于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签订了有期限的雇用合同。
他们利用公务员长久以来的稳定印象来招揽人才，诱导他们进入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低薪系统，最后把人才用完就弃。让单身女性签署有期限的雇用合同，她们付出了劳动，到手的工资却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是何其恶劣的行径。
谷村女士的房租为每月5万日元，家离最近的车站很远，要走15分钟，房子也很旧。这样的房子已经可以算作福利房了。根据排班的情况，她的下班时间是17时15分或者20时15分，下班之后一般会到车站附近的超市里买一些打折的食材和熟食，然后回家。房间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因为工资低，她连几万日元也存不起来，所以买不起。要上网查什么东西只能靠分期购买的智能手机。平时她吃过晚饭就做做家务，休息日或者有空闲的时候，就在家里学习。
一直生活在不安之中的谷村女士烦恼再三后做了一个决定——为了取得学艺员[30]资格，她从4月起成了通信制大学的一名学生。一个因为公共机关的非正式雇用而烦恼的人，为了摆脱贫困却选择了去取得学艺员资格，这让我感到吃惊。然而这恰恰是大多数老实认真的贫困者的行为模式。想要取得医疗行政或看护类资格的人也属同类。
* [30]学艺员：指博物馆、美术馆的研究员或策展人，也指从事相关行业的职业资格。
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贫穷的人们不会去思考其中的原因，反而会着魔似的浏览那些印着各种职业资格的免费传单。然后，他们会为了取得那些难度较低的资格而开始学习。学习自然会花费一定的费用和时间，所以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窘迫。可就算谷村女士学有所成，真的取得了学艺员的资格，能从事的也只有不存在生产行为的文化事业，她想要实现过上普通人生活的愿望，可能性依然很低。
她这样做不仅赚不回那些为了摆脱贫困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很可能招致相反的效果。最后增添更多烦恼，陷入恶性循环。被地方自治体非正式聘用，还在为了取得资格而学习的谷村女士，照这样下去，恐怕没有未来可言。
【有智能手机就不算贫困吗？】
2016年8月18日，NHK的节目《NEWS7》谈到了少年儿童的贫困问题，一位公开了相貌和姓名的女高中生在节目中登场了。但摄像机拍摄到她的房间里有动漫周边玩具，舆论一片哗然。“这能叫贫困吗？”诸如此类对那个女高中生的中伤在网络上泛滥。既然有钱吃动漫联动午餐拿到动漫周边玩具，就算不上是贫困，她这是在撒谎——这一论调占了舆论的大多数。
日本因为《劳动者派遣法》的修订而演变成阶级社会。人们通常都只会在同一个阶层内构筑人际关系，所以贫困阶层的贫困现状是很难被看到的。人们对“贫困”的定义并不一致，因此会以“用得起智能手机的人就不能算是贫困”这一类价值观，简单粗暴地对当事人作出判断，对他们造成伤害。即使用责任自负论和恶意中伤来障目，对贫困视而不见，可最终支援贫困者的还是每个人的税金所支撑的国家和自治体，说到底，损失还是会反弹到我们自己身上。为图一时痛快就对别人恶语相向，毫无意义。
日本的贫困率非常高，在OECD的加盟国中位列第七，在国际上被评价为一个贫困化正在进一步严重的国家。用于衡量贫困的指标有两个，分别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所谓“绝对贫困”是指基本的衣食住都无法保证，甚至可能饿死的绝对贫困状态。而发达国家，一般会把“相对贫困”作为衡量贫困的指标。
相对贫困的定义是：将家庭可支配收入按家庭人数均分后，得出的金额不足全人口中位数的一半。厚生劳动省通过“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所得出的年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244万日元。不足这一数值的一半，也就是在年可支配收入不足122万日元的条件下生活的人，就符合相对贫困的条件，应该被判定为贫困。
谷村女士到手的工资是13万日元，除去房租以外的可支配收入每月只有8万日元。合计可支配收入一年只有96万日元，确实处于贫困状态。而官制穷忙族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不相信，那些在自治体内，怀着较高的志向全日制认真工作的人，居然会陷于贫困。
接下来，不妨让我们继续走近谷村女士这位典型当事人的生活。因为没钱，所以几乎不会在外面吃饭、游玩或购物。每天就是工作、家务、学习，过着孤独而单调的生活。本人虽然对缺少刺激的生活并无不满，但明年、后年是否还能正常生活下去，一直是她心头挥之不去的不安。每天就是单位和家里两点一线，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电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肃静的空间，单位上的人际交往也不深，在这样的日常生活里，她几乎得不到外部的信息。虽然每天都在认真地工作，但她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然而，不管她如何烦恼，最后剩下的都只有“今后该何去何从”的不安。
委托职员的雇用合同更新，最长只有五年。谷村女士工作的这家公营图书馆是以非正式聘用职员为主的形式运营的，即使他们是馆内必需的人才，每年还是会因合同到期而辞职。非正式职员没有无限期雇用这一种选择。如果她想继续做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只能到别的自治体运营的图书馆去，再接受一次非正式聘用。
等5年合同到期的时候，我就39岁了。我非常喜欢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很想继续做下去，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应该下决心接受眼下这种拮据的生活，再去四处寻找非正式聘用的图书管理员职位，还是应该不管自己具不具备其他能力，都努力去找一份工作让自己的生活稍微好一点。我年龄也到这里了，要真是没有未来，我又觉得应该赶紧重新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总之，一直很烦恼。
看来她苦恼于无论如何认真工作，都无法找到一条能持续走下去的道路，想要找人商量寻求一些建议，才答应接受采访的。同样是图书管理员的同事有的是地方公务员，有的虽然是非正式聘用职员却能和父母一起生活，或者已经有了配偶，没有一个人是单身生活的。在她工作的这家公营图书馆里，处于贫困状态的只有她一个人。
不管哪儿的自治体，都苦于财政困难，像图书馆这种公共服务设施，都有外包给民间指定管理公司运营的倾向。这些设施只会被民间更便宜地承包，将来无论是工资的提升还是雇用状况的改善都毫无指望，甚至可以说是绝望的。
【如果不一直工作就会无家可归】
因为她看上去似乎很想听听我这个倾听者的意见，所以我便将心里的想法如实告诉了她：“你即使取得了学艺员的资格，它也可能没法让你摆脱贫困。”“你的雇主自治体并不认可它的专门性，所以这么做毫无意义。”结果她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叹了一口气。
我很理解她坚持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是特别的职业的这份自尊心，但是无论是自治体还是享受服务的市民，都不认可她的价值。这令人很无奈。即使图书馆的整体水平和服务质量下降，也不过是运营它的自治体的选择而已，对市民来说，其实无所谓。
我之所以这么烦恼，主要是因为总是逃脱不了过几年就会被解雇的不安。我一个人生活又没有存款，如果不一直工作的话就要无家可归了。所以，能工作的时间有限这件事，真的很令我害怕。谷村女士就是一个一心一意的、太过老实的人。她对公共事业充满了信任，怀揣着责任感勤勤恳恳地面对自己的工作，为了服务当地住民而不断创造出成果，让这家图书馆成了一个能令不少人满意的地方。然而，雇用她的自治体想要的是：尽量使用非正式聘用人员，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效果，如果可以，再提高一下服务质量。
这里面其实暗藏着她的选择与市场主义相违背的现实，而对公共事业深信不疑的老实大众则成了牺牲品。因为这些工作并不是生产性的，所以就等于在用被雇用者的良心和善良本性在换钱，而有意让这一切发生就是官制穷忙族现象最丑恶的一面。
在已经被自治体外包出去的看护业和保育业里，这一现象非常显著，明明劳动力非常不足，但工资丝毫不会上涨。结果，他们决定越来越多地引入外国劳动力，所以工资就更不会上涨了。国家和行政都希望在基层工作的非正式聘用人员这一辈子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不仅是自治体，那些民间企业也经常会削减那些老实而顺从、从无怨言的人们的工资。像谷村女士这样老实、顺从又文静、得到的信息量很少的女性，率先成了财政困难的公共事业为了维持生存而献出的牺牲品。
要想从看不到未来的痛苦和煎熬中解放出来，就只能脱离那些已经决定将非正式聘用人员当作牺牲品的公共事业。虽然事到如今，谷村女士依然主张“图书管理员是专门职业，像现在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但谷村女士必须要生存下去。想摆脱贫困，她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丢掉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和积累的经验，离开这艘将沉的破船，改为从事生产性的工作。
独居生活的20～64岁女性中，每3人就有1人处于贫困状态（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调查数据），而65岁以上的独居女性中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占比47%，已经接近半数了。日本社会就是一个让女性无法独立生活的社会。
更何况，图书馆对财政困难的自治体来说就等同于包袱，在图书馆由官方经营转民营的过程中，作为一线工作人员的谷村女士，却深陷残酷的正式雇用与非正式雇用的阶级旋涡之中。所有产业的正式聘用员工的平均工资是321.6万日元，而非正式聘用员工的平均工资只有210.8万日元，只有前者的六成左右（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
自治体的非正式聘用职位让阶层固化，这些职位就是社会底层的最前线，所有人都应该立刻从那里逃出来。说实话，如果国家和自治体实在没钱，不牺牲现役世代就维持不下去的话，我觉得图书馆还是不要开设为好，用不着。
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有两成是正式的公务员。正式工同事在单位上聊的都是购物和旅行、孩子的教育之类的话题。只有那些被正式聘用、有可观的工资还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才能送孩子去学这学那，一年几次地去海外旅行……感觉我和他们简直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因为没钱买机票，我自从在现在的单位工作之后没回过一次老家。人和人的差别，怎么那么大？光是认真努力地工作，难道还不够吗？
安倍政权确立了“工作方式改革”和“一亿总活跃社会”的指标，意欲推动女性进一步进入职场。然而，非正式雇员，占全体被雇用者四成，占全体被雇用女性的六成。那些被迫在临近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的非正式工女性，找不到一条可以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的道路。
结束对苦于官制贫困的谷村女士的采访后，一种令人作呕的绝望感袭击了我。眼睁睁看着这个勤恳认真的女性在痛苦中挣扎，真的太难受了。况且，加害者和计划者还是国家的制度。相较苦于官制贫困的女性，那些做风俗业和干爹征集的女性，看上去反而幸福得多了。
公共事业对寻求安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金字招牌，非正式聘用的劳动者要是出了毛病，就解除合同，再找新的人来填上就是。整个过程简直就像是更换零件一样。不仅图书馆如此，在看护机构、残障福利机构和保育园里，即使深陷于负的连锁中仍积极对待工作的官制穷忙族也随处可见。如果对方还年轻，我便会建议她“赶紧辞掉这份工作”，但不知为什么，这些人都坚信，只要自己勤恳认真地工作，就能获得回报，哪怕这些行业明显毫无希望可言。这令我十分费解。
【在房龄42年、房租4.6万日元的房子里和母亲同住】
宇野女士住的房子房龄42年，房租每月4.6万日元。房子是栋老化严重的木造建筑，而且建在轨道边上。两者之间就隔了一道破破烂烂的防护壁，房子和防护壁之间就只留了一条勉强能晾衣服的空隙。特快、快速急行、快速、急行、准急、普通的铁皮车们以迅猛的速度不间断地从她家旁边驶过。没有任何防音和防震措施，声音和震动都直直地传进房里。
因为房外有一个类似晾衣竿的架子，所以被子和洗干净的衣物可以晾在上面。但是，一旦电车经过，就会激起很多碎石。和砂石差不多。所以，晾的衣服和被子都会变得灰扑扑的。每天从早到晚声音都很大，电视的声音都听不见。本来光这样就很让人头昏脑涨了，家里还有一个没工作的母亲。她成天都待在家里，健康状况也在不断恶化。
本来我已经进了宇野女士的家门，但总是有令人不快的噪音传来，房子不停地摇晃，她生病的母亲又躺在里屋，为了隔离噪音用被子蒙着头，正在睡觉。这实在不是一个可以久待的环境，于是我们徒步走了20多分钟，回到了车站附近。
宇野女士在一家承接拆除工作的小微企业做行政工作。她是从职业训练学校毕业后，被应届招聘进去的。工资很低，基本工资13.5万日元，职务补贴4.7万日元，劳动时间外补贴是1.3万日元，总工资额是19.5万日元，到手15万日元左右。自从进了公司，从没涨过工资。而且奖金也很微薄，多的时候一年也只有10万日元左右，有的年份还一分钱都拿不到。
她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员工不足5人的微型企业。公司也没有扩大规模的意思，一直维持着勉强能支付所有员工工资的现状。没有发展前景的微型企业里没有上升渠道，也没有涨工资的迹象。而且，这样的公司基本上做不了多久就会消亡。所谓雇用合同也就是走个形式，给不给涨工资全看经营者的心情。虽然她强调自己是正式职工，但也就形式上不是有期限雇用，实际和非正式雇用没什么区别。
每个月除去房租，手上只能剩个10万日元左右。留出自己的手机通讯费和午饭钱之类的零花钱3万日元之后，剩下的7万日元，全都交给母亲。而母亲管的这7万日元生活费里，扣掉水电气费和餐费也就基本没有了。母亲一直在巨大的噪声环境之中，几乎听不见声音，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每天的生活除了看看大河剧、侦探剧还有月九剧[32]，就是盖上被子躺着。
* [32]月九剧：富士电视台星期一9点开始播放的电视剧，一般都是制作精良，阵容强大的电视剧。
【这半年间，痛苦仿佛扼住了我的喉咙】
自从去年的8月份之后，一切就变得一团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父亲，母亲下决心和他离了婚，父亲离开了家。因为父亲申请了个人破产，所以我们也拿不到赔偿金。为了尽可能地降低房租的开支，我们搬进了现在的房子。当时房屋中介说，价位4万多的房子，就只有这一处。那之后，我们就开始过起了一整天都笼罩在震动和噪声中的生活。
宇野女士的父亲现在68岁，母亲66岁，都算老年人。母亲的腰部还有膝盖的关节不好，这几年经常跑医院。自从16年前全家搬到这边之后，母亲一直勉强拖着病体，拿着接近最低工资水平的薪水，每周在餐饮店或超市里打三四天的工。而离婚失去了父亲这个顶梁柱之后，为了尽可能提高收入，母亲在一家看护机构做起了清扫的工作，每周轮4天班。
她在一家专门照顾认知障碍者的机构里做清扫，会用到很多药品，所以短短两个月，她的手就伤得连正常生活都成问题了。整双手都像被腐蚀了似的，实在是太惨了。母亲的手已经伤到了皮肤溃烂的程度。别说是工作，就连家务都做不了。于是，宇野女士只得从母亲手上揽下了所有的家务。母亲的手伤得最严重的时候，就连用自己的手吃饭都做不到，只能由宇野女士来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
因为母亲没法使用工具，所以工作是做不成了。可机构那边一点儿补偿都没给，只让她自己辞职。母亲本来就一直受到父亲的精神虐待，因为精神上的原因，健康状况很差。自从手受了伤之后，免疫力也开始大幅下降，本来就不好的腰骨和膝盖骨进一步恶化，开始卧床不起了。现在，她的精神是一天比一天差了。
父母离婚前，宇野女士每个月会拿3万日元给家里。但因为自己的工资低，所以即使父亲走后，母女俩陷入窘境，她也最多只能每个月拿7万日元给母亲。母亲用她每个月挣来的这7万日元和父亲在的时候存的一点点钱，维持着两个人最基础的生活。
然而，因为要用到汉方药[33]之类的药物，保险不负担的医疗费用太高，宇野女士母亲的存款很快就用光了。那之后，“我还是回机构做清扫的工作吧”“不只是清扫，我还得找个夜勤的工作，打两份工”就成了母亲的口头禅。面对执意要出去工作的母亲，宇野女士一遍遍地强调“不许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最近她不断和母亲发生争吵。
* [33]汉方药：日本人依据中医和中药的理论改良制出的日式中成药。
我对看护的工作实在是恨到了骨子里，真是打心眼里觉得那个世界太可怕了，简直无法原谅。但我又不可能杀了我母亲，所以只能歇斯底里地对她吼，坚决不许她去。我的工资低，今后也不可能涨了。为了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每个月至少还得多挣5万，最好是10万。母亲心里也很清楚，所以为了每个月多挣这10万块钱，她觉得自己只能去兼职做清扫和看护两份工作。我们到处都找不到答案，已经连活下去都觉得困难和绝望了。
去年末，宇野女士认识到靠自己一个人难以支撑母亲的生活，于是到市政厅去寻求帮助。可是，尽管她将自己的困窘现状全都告诉了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没有真心地倾听她的诉求，只是鼓励了她一句“为了母亲，你要加油啊”，然后将她送了出来。母亲怎么看也不像是能工作的状态。看着她一天比一天虚弱，我意识到，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被摆在了我的面前——今后，我恐怕要一直拖着母亲生活了。可我怎么想，都觉得我做不到。所以，我就到市政厅去咨询，如何才能让母亲不必完全依附于我，自己一个人生活。但因为我懂得不多，和他们的人根本没说上几句，就被说很忙，然后结束了咨询。
看来，宇野女士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无所知，她去市政厅咨询的也是市民咨询科。于是，我建议她检索一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世代分离”这两个关键词。后来我问她身边有没有可以商量的人，她摇了摇头。别说是可以依赖的人了，她的生活圈附近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而且，她自己除了每天见面的几个同事外，也没有一个朋友或者熟人。
我们搬到这里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时，一家人是从另一个县连夜逃来这里的。在那之前，我一直因为胖被人嘲笑欺负，而到了这边，又因为方言不一样，没有人愿意理我。父亲经营着一个小的建筑公司，我本来打算继承这个公司的。所以，我从小的目标就是考建筑中专。那时候，我们和父亲的关系还没那么糟糕。然而，宇野女士考入了附近的建筑中专之后，还是没有人愿意理她。虽然没遭受校园霸凌，但班上同学都对她毫不关心，高中3年，她几乎没说过几句话。
孤独还是很难受的。因为朋友不愿意理我，所以我只能自我安慰，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我不需要他们，和这么一群无聊的人能有什么事情可以分享？根本就没必要，这群人实在太无聊了……我差不多就靠这样强行瞧不起周围的人来自我保护。要是不让自己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根本就坚持不下去。
我们进这间KTV包厢后，聊了1个半小时。宇野女士的自尊心非常强。因为她对自己的评价过高，我的采访进行得有些困难。说到人际关系的话题时，她终于说出了“要是不让自己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就坚持不下去”的话，但是她把自己就读的入学偏差值不足40的母校说得仿佛一所名校，把自己工作的郡部微型企业和父亲的公司说得好像一流企业，我花了不少时间才理解了她的实际情况。在人生经历和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匮乏的人，其判断标准往往会出现偏差。他们在向别人描述自己时总会把自己抬得很高，她就是典型的这一类人。
之后，她又开始抱怨起自己的父亲。父亲是一个自营业者，因为工作的关系做了别人的连带保证人，导致破产。在她初中2年级的时候，一家人连夜逃出来，父亲申请了个人破产。连夜逃来这里之后，父亲还是继续做着原来的工作，因此虽然清贫，但一家三口还是过着普通的生活。
我们逃来这里之后，有10年左右过的还是比较普通的生活，但自从5年前父亲患了脑梗塞之后，一切就变了。当时他的症状比较轻，也没留下后遗症，但是，他原本就经常骂哭母亲，那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就像是在拿她出气一样。我母亲是个非常害怕怒吼的人，父亲给她造成的精神压力搞坏了她的身体。自从父亲患了脑梗塞后，工作也不做了，收入减少了很多。于是，母亲就靠打工补贴家用。
后来，宇野女士的父亲换了好几份工作，其间只要一遇到什么不痛快就怒斥她的母亲，而她母亲则是一味地忍耐。这样的生活变成了家里的日常。父亲的精神虐待无休无止，终于，母亲在去年8月下定决心离婚，而宇野女士也表示了赞同。耗光了母女俩亲情的父亲甩下几句绝情的话后便离开家，和他们断绝了往来，现在生活在另一个县。这场变故之前，他们住的公寓每个月房租是5.4万日元，支撑着家里林林总总开销的一直都是父亲。
为了在贫困中活下去，来自亲兄弟、血亲、同一地域的朋友或近邻等人际关系的协助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她和她的母亲都拒绝了人际关系，与家人分离，甚至舍弃了居住10年以上的社区。因为没有人际关系，她们就没有客观审视自身选择的环境，而过高的自我评价又让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所以，她们始终没有察觉自己已经丢弃了“生存所必需的一切”，一步一步陷入困窘之境。
我虽然讨厌和一切人接触，但老人是我最讨厌的。凭什么为了那些老人过得好，我的母亲就要弄伤自己的一双手，还落了一身的病，害我们活得这么苦？只给人这种工作做，这个社会真是太荒谬了。我甚至在想，最坏的结果，恐怕就是我们母女俩一起自杀。要是我能像男人一样工作拿高工资，我们肯定就能活下去了。虽然烦恼很多，但我现在的想法还是比较积极的。我只要能换个工作多赚钱，母亲就不用再透支自己的身体了，这就是我现在的打算。
我们的聊天结束了。最后，宇野女士让我感觉到，她今后还有可能辞掉工作，失去现有的谋生手段。按照她的性格、工作经验和学历，恐怕很难仅靠换个工作就能明显改善自己的现状。然而，因为没有人际关系，她又无法向他人寻求建议和帮助。她抛弃了人际关系，抛弃了原来的社区，抛弃了父亲，现在，我感觉她甚至打算抛弃自己的工作。我想，她是很难靠自己的力量脱离如今的困境了。但她坚信自己是对的，并且拒绝人际关系。于是，我无法再说什么，只向她道了谢，就回了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