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终章　绝望的深渊】
她们都不是自虐或过度悲观的人，只是无论她们如何努力挣扎求生，都看不到光明的未来。于是她们叹息，放弃，从心底感到绝望。现实的残酷令人不忍直视，然而不可避免地，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女性陷入这地狱般的日子。因为真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令人相信，将来会变得更好。
至此，我们先后看到了孩子、女大学生、精神病患者、单身母亲、非正式雇用劳动者、被权力欺压的被害者、能力得不到认可的高学历专职主妇、独自生活的中高年龄女性等，各式各样的女性贫困悲剧。希望能过上普通的生活，所以现在想好好读书，抱着如此平凡愿望的女大学生，却背负着名为助学金的借款而出卖自己的身体。单身的女性，只能选择非正式的劳动雇用形式。要么穷到什么都买不起，要么就只有去征集干爹或染指风俗业从男人手上获得再分配才能维持生活。单身母亲因为生活的苦难而罹患精神疾病，只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然而维系全国人民生存的社会保障事业却在不断缩小规模。
在年轻人持续减少、少子老龄化极端严重的日本，将来要想缩小各种差距，复兴产业，找回曾经作为发达国家的幸福日子，怎么想都不大可能了。通过一系列采访，我能够明确看到的未来，只有无止境的下坡路，以及随之而来的令眼前的人们互相憎恨的分裂与鸿沟。
碰巧没有跌落悬崖，侥幸留在中流以上阶层的人们，只会嘲讽那些因为离婚拿不到抚养费、使用助学金等因为小小变故便落入贫困深渊的人们是自作自受，随之而来的，便是贫富之间、世代之间、男女之间的尖锐对立。于是，人们无休止地相互争执、谩骂，一同加速沉沦。
【心被医院毁掉了】
本书的最后，我遇到一位浓缩了之前提到的所有消极要素，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困境当中的女性。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戴着口罩出现在我面前的山内里美女士（化名，48岁），让我在见到她的一瞬间就看出了她极为糟糕的状态。嗯啊，嗯啊啊，嗯嗯啊啊……她说了什么，我完全没听清。即使我靠近她，竖起耳朵努力听，还是听不清。于是她从包里取出了笔记本和一支笔，写道：“20分钟后药起效了我应该就能说话了，真不好意思。”字迹非常流畅。
原来，她长年苦于精神障碍、精神药物的副作用和脑脊髓液减少症。最近4年，她的症状加重，别说是参加劳动，就连普通的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只是徒步走上5分钟左右，她都觉得痛苦，因此平时从不出家门，一整天都躺在床上休养。她身着运动衫，脖子上套着颈部支架，看上去十分虚弱。据她说，到这里来的路上，她都休息了好几次，晃晃悠悠地，好不容易才走过来。平时她经常动不了，也说不了话，只有吃了药才能暂时恢复，说一会儿话。这样的状态，只能用满身疮痍来形容。她真的只是勉强活着而已。
山内女士是个有过一次婚姻的单身母亲。她有3个孩子，分别是长女（23岁）、长子（21岁）和次女（19岁），现在她和长子还有次女一起生活在附近的团地。山内女士和次女目前正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
因为在药物起效前她没法儿说话，所以沉默持续了很久。这个时间，山内女士安静地给我看了她带来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明、残障基础年金的到账通知书和过去的照片。摆在桌面上的那张略有些褪色的纸质照片里，是一位有着如花般笑容的女子。那是22年前26岁时的山内女士。当时，她刚刚成为单身母亲，为了抚养孩子正做着陪酒的工作。据说，她当时是池袋一家有名店铺的陪酒女。一边是照片里如花一般的22年前，一边是连路都走不稳、只能靠笔交谈的羸弱现状，面对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差，我不禁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我是被精神病医院搞成精神病患者的。我完全想不到，现实里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20分钟后，山内女士终于能出声了。透过口罩，她用微弱的声音，缓慢地讲述起来。能听得出，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她应该是一位很有涵养的女性。
我第一次去精神科看病是在12年前。当时，我还是横滨一所上门看护事务所的正式员工，但我已经带着3个孩子，被迫忍受了很多年的长时间劳动了。我真的很后悔选择了这样一份工作，在那家黑心的看护事务所里工作的经历，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的生活。我硬撑着过度劳动了太久，最后熬出了脑脊髓液减少症。这是一种脑脊髓液渗漏，从而引发不间断的头痛和眩晕的病。得病之后，我就没法工作了。疲倦感、失眠等一系列症状依次出现，我只能接受最低生活保障。
然而，山内女士的不幸，并未止步于此。在市政厅最低生活保障科的介绍下，她到指定的精神病医院接受了检查。最开始，只说是“轻微的抑郁症”，但后来每次去医院，他们都会开出更多的药。有一次我有机会看了诊断书，上面写着“统合失调症”“抑郁症”“失眠症”，等等，好多种病名。最终，精神科给她开了8种药。
山内女士为了抚养孩子，被迫长时间劳动，熬坏了身体，得了大病。然而接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开始去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后，她真正打开了地狱的大门。服药后，她的失眠越来越严重，开始产生幻听和幻觉，并且频繁地失去记忆。后来她甚至开始有自伤行为和被害妄想，还会在丧失记忆期间出现狂躁症状，行为失控。她觉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了。这些都是毫无作用的药物的剧烈副作用。山内女士觉得，自己因为服用精神药物，身心都被毁掉了。
【这一辈子，我都无法不戴口罩上街了】
一个母子单亲家庭的顶梁柱垮了，家庭的破碎是必然的结果。山内女士破碎的家庭，波澜不断。当时，还在读中学的长女开始出现疯狂的叛逆行为，几乎不回家了。偷窃、校园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家里频繁地接到警察的电话。后来，上小学低年级的次女也开始丧失表情，拒绝上学。她惧怕班主任和同学，缩在家里的角落瑟瑟发抖，坚决不再去学校了。只有长子，对母亲的病和长女的叛逆视而不见，勉强坚持每天上学。
长女不只是夜不归宿和盗窃，还因为卖春行为接受过辅导。山内女士被警察叫去说过很多次，很明显，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最大的原因。长女的疯狂叛逆，是源自内心的孤独。每次警察一来电话，山内女士都要去接女儿回家，和警察也不知道过多少回歉。她很清楚，长女的叛逆行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她。因此不管女儿闯了多大的祸，心有愧疚的山内女士都没法对她生气。
最后的致命打击，是我在4年前突然发病，得了运动障碍（一种身体会发生反射性运动的疾病）。都是药物的副作用，现在我戴着口罩遮住了，但我的嘴部周围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就连普通的啃咬食物都做不到。要是不吃药，我连话都说不了。因为面部的肌肉异常，所以我取了口罩的样子根本没法见人。镜子里映出来的脸，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山内女士今后已经无法再啃咬食物了。她只能吃流质食物和果冻状的食物，直到死亡。而去掉口罩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件事，她再不会做了。
等我发现行政部门和医院有问题时，已经晚了。那时候我的运动障碍已经发作了。我太无知了，作为患者，我们根本得不到任何情报，所以只能怀疑——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之后觉得，精神病医院是把我们这些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患者当成他们的饭碗了。一切都是从我开始服药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这么想。不管什么病，只要诊断出一个病名然后开了药，患者就会一辈子在他们那儿就医。现在即使能靠药物抑制症状，但我的病这辈子都治不好了。我只能要么一直服药，要么选择死。太不甘心了。
趁着编辑去厕所的工夫，山内女士问我：“你想看看我的脸变成什么样子了吗？”说罢，山内女士留心着周围，选了个只有我看得见的角度，揭开了她的口罩。只有短短的3秒钟，我看见她的脸因为肌肉的松弛，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状态。具体来说，因为面部肌肉无力，她的嘴因下颚的重量而张开，整张脸被不自然地拉长了。她的这张脸，和恐怖电影里的妖怪形象一样。我因为震惊而没能说出任何看法。她很快重新戴好了口罩，不久编辑就回来了，我们立刻恢复了原本的姿势。
然而，这样一个令人难以下笔的巨大悲剧的起点竟然又是看护行业，这使我感到愤怒。现在这个优待高龄者的超高龄社会，不仅吞噬了身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和年轻人的工资收入，还吞噬了他们的人生。若要问美丽勤勉的山内女士和她的3个孩子与等待迎接生命终结的高龄者孰轻孰重，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前者。然而，在看护行业周边采访多了，尽管像山内女士这样惨烈的悲剧并不常有，但类似的遭遇却层出不穷。
等待迎接生命终结的高龄者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而现役世代的孩子们却被夺走了人生。这样的现实，究竟哪一点称得上是社会保障呢？很明显，有什么东西已然失控了。成为看护工作者之后，看护事务所里超过过劳死标准的无偿加班被强加到了山内女士身上。
必然地，她的孩子无人看管，走上歪路；她的健康因长时间劳动而受损；行政机构指定的精神病医院开的药物又导致她的精神遭到破坏，现在的她，已经被逼到只能勉强存活的状态了。脸变成我刚才看到的那样，她确实只有戴上口罩才能外出了。终其一生，她都无法再恢复曾经的美丽了。看不到未来，只有绝望，她的状态已然超过了这些语言所能形容的极限，真正徘徊在了生死的边缘。
【选择做看护工作就是一个错误】
除了药物起作用的时间，山内女士甚至无法说话。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在有限的时间里，我问起了她的经历。山内女士出生在东北，从家乡的专门学校毕业后，便上东京来找工作。20岁时，她成了一名公司职员，在市中心区过着安稳的生活。22岁时，她和同事结了婚。24岁时，她为了生育辞职，之后诞下了长女。到了25岁，她又生下了长子。然后，就在长女3岁，长子1岁那年，她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成了单身母亲。关于离婚的理由，她说不想提及。
我突然就成了单身母亲，离婚后基本上就和前夫断绝了关系，所以也没拿到精神赔偿和抚养费。为了抚养孩子，我只能选择夜晚的工作。所以我选了夜总会。池袋、上野、六本木，我都去干过，也赚了不少钱。孩子们就送去夜间托儿所。我尽我所能努力生活，自认为从来没有不管孩子，但现在想起来，我确实挺对不起孩子的，他们太孤独了。
山内女士那时工作的时间是晚上8点至深夜1点，每周出勤4～5天。她当时很卖座，还经常能拿到店里销售的第一名。做陪酒的营生要想人气高并不是件易事。注重外表的修饰自不必说，还要记住和客人的所有对话，投其所好。繁华街区的夜间托儿所收费也高，每个月的花费在10万日元以上，但山内女士还是只用了两年就攒了超过1000万日元的存款。
要带着两个孩子在东京生活很不容易，我本来是想回老家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男人。他是夜总会的客人，我们很谈得来，后来同居了，我还怀了孩子，我们说好了要结婚。我们在一起不久我就怀上了二女儿，但是孩子刚生下来，那个男人就拿了所有的钱失踪了。他说他经营了一家汽车零售店，还说要和我结婚，全都是谎话。
带着3个孩子，还被骗走了所有的钱。当时，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于是山内女士又选择了被称为未来产业的看护工作。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看护保险制度刚刚导入不久，山内女士便取得了当时颇受欢迎的家政服务2级资格，成了上门看护事务所的登录看护人员。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被邀请成为正式员工，成了服务提供负责人，后来又成了管理者。
看护行业非常辛苦。要做的工作多得可怕，上班时间内根本做不完。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主要做的是文件和行政方面的所有工作。除了文件的准备和国家保障申请，还要核算工资和制作新事务所许可文件，基本得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2点。我接触看护行业的21世纪最初的几年，正是各类事务所黑色劳动的全盛期。当时的看护行业经营者脑子里想的都是“应该如何花更少的钱让员工付出更长时间的劳动”。
一天要被迫劳动15个小时，别说照顾孩子了，就连自己的健康都无法维持。山内女士只能选择放弃对孩子的照看和管教，自从她进入看护行业，家里就只能靠还是小学生的长女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家庭环境变得十分糟糕。当时不是有长时间工作必须中途休息的规定吗？所以我晚上6点会休息1个小时，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吃，然后再回去工作。看护的工作我干了5年，还得做家务，结果就只能削减睡眠的时间。经常连续很多天只能1天睡2～3小时，最后就把身体熬坏了。
即使做到管理者，再加上如此夸张的加班，山内女士每月到手的工资也只有24万日元左右。单身母亲如果不承受长时间劳动就无法赚够维持家庭开销的钱。然而，一旦选择了长时间劳动，她们就无法照顾孩子，于是，孩子就成了牺牲品。看护事务所让员工违法劳动，却不关心因此而破碎的员工家庭，他们不在乎这些。
因为看护业不合理劳动的影响，首先是大女儿开始不安定起来。原因是没能得到父母足够的关爱，对此我真的很愧疚。小女儿患上适应性障碍，开始不上学。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经常不在家的缘故。那时，我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糟，记忆中断的现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从那以后，一切都乱套了。
山内女士开始持续不断地头疼、眩晕，有时头疼起来，视线甚至会出现重影。最令她痛苦的就是头疼，疼起来连工作都做不下去。去医院检查，结果诊断为脑脊髓液减少症。原因是长期以来，她被迫承受长时间劳动和育儿的双重重压，劳动量超过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山内女士的身体，彻底熬坏了。
变成这样就不可能继续工作了，于是我从上门看护事务所辞了职。虽然我和公司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但对方似乎对此毫无兴趣，连一句道歉都没有，便冷冰冰地将我赶了出来。以我的身体状况，想做别的工作也不可能了。于是我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去了市政厅和福利事务所，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
【为人父母，只有这件事我决不能做】
山内女士接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开始在自己家里休养。已经破碎的家庭却未能得到修复。长女选择了极端的叛逆。山内女士为了把长女拉回正道，曾多次与她发生正面冲突。但面对满身疮痍的母亲，长女却一次次嚷着“这都要怪你被男人给骗了”。次女才上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拒绝上学。她从7岁开始害怕出门，于是没再上学了。直到现在，她19岁了，还是一直躲在家里。
自杀我已经想过无数次了。实际上，我也有过好几次自杀未遂的经历。但是现在想起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绝对不能死。如果我逃了，恐怕二女儿要不了多久就会步我的后尘。为人父母，只有这件事我决不能做，所以我不能逃避现实和生存问题。
长女成年后便离开了家，现在在另一个县和恋人同居。她的性格已经完全沉稳了下来，偶尔还会和家里联络。长子一直默默用功读书，借贷了全额助学金，进了都内一所中等水平的大学。现在，他依然住在家里，继续努力学习。据说，为了尽早离开家，长子找了一份深夜的兼职，正在攒钱。然而不愿出家门的次女，仍旧没能走出负的旋涡。
即使是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山内女士，也仍然将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虽然以她的健康状况根本不适合出来工作，但她仍然树立了数月内“重新做回登录看护人员，开始一点一点恢复工作”的目标。她觉得自己目前尽最大努力，能保证每周1～2天，服药后坚持工作3～4小时。虽然痛苦，虽然不现实，但她还是只能为了生存而尽力前行。
【令贫困女性增殖的名为东京的疾病】
我倾听着东京的贫困女性各式各样的心声，将它们梳理成文，依次分析，发现原因几乎都来自国家的制度和法律。除此之外，就是男性的暴力和自身的精神疾病。现状是她们各自为了生存拼尽了全力，却被世间的不合理逼至绝望的境地，而周围的人们，只用一句“责任自负”就封住了她们的嘴。
国家和行政机构诱导原本肩负着日本未来的女大学生们卖身，在严重少子化的环境中，逼得竭尽全力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陷入无法维持温饱的贫困。如果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的修订就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那么本书中所有女性讲述的苦难，对设计制度的统治者而言，甚至有可能是计划之中的事。
最近，无论是报纸上经常出现的“一亿总活跃社会”，还是外国劳动者的引入，都只会加剧贫富差距，使各种差异越拉越大。今后即将实行的劳动方式改革以及同工同酬制度，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然而这就是我们通过选举选出来的国家统治者刻意选择的道路，所以我不得不觉得，目前的趋势恐怕再难回头了。
贫困不只意味着诸如想买的东西买不起、想吃的东西吃不起的消费活动钝化。贫困会造就贫困，苦难会跨越世代持续传递，如果逃不出来，甚至会让人看见死亡。日本社会，现在已经不再营造安全和安心，反而开始催生不安和恐惧了。如今，女性的贫困不断加剧，就像是什么人刻意要将她们绝望、痛苦的姿态展现在众人面前，迫使人们想着“如果不想和他们一样，必须再提高点生产力”，从而更加发奋努力。
可如果一个国家必须让一部分人坠入深渊才能维持运转，那么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推落谷底的对象就会从女性变成中年男性。我自己就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我和采访中遇到的女性重合起来，开始心生恐惧。一旦经济上的贫穷、疾病、稀薄的人际关系、孤独、救济制度的知识不足等负面要素彼此叠加，贫困的程度就会不断加重。尤其在房租昂贵、地域内人际关系淡薄的东京，更是容易失足跌入贫困的泥沼。
【后记　但仍要活下去】
寿町被称为日本三大贫民区之一。而这片贫民区，就在从品川乘坐东海道本线20分钟就能到达的东京近郊的大都市——横滨的境内。这位女性从小在儿童养护机构长大，经历过贫困。长期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孤独和恐惧中的她奋力拼搏，抓住了一份高收入工作的机会，终于摆脱了贫困。然而，即使获得了远高于女性平均工资的收入，她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至今仍旧无法消除对贫困的恐惧。
寿町里平时大白天就能看到烂醉如泥的人散布在各处。很多劳动者模样的男人大白天就喝酒，还会耍酒疯。街上还有几个坐轮椅的老人，不过他们的表情丝毫不显得沉重。寿町原本是在港湾里干活儿的日雇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自20世纪90年代后，港湾里的工作逐渐减少，现在这里已经变成几乎所有居民都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街区。
寿町、西城、山谷被称为日本的三大贫民窟，从昭和时代起就被当作贫困的象征，也被称作“宿民街”。“宿民”这个称呼是从“民宿”演变而来，被称作“民宿”的简易旅馆住宿费是一晚2000日元上下，十分便宜，更高级一点的民宿据说住宿费要3000日元。这里不止住宿费便宜，自动贩卖机里的饮料也只要50～90日元，餐饮店的拉面也只要两三百日元一碗，套餐三四百日元左右一份，总之物价便宜得离谱。
“你看那个。”那位女性指给我的是一台出售酒类的自动贩卖机。没有年龄确认，谁都可以买来喝。虽然地处横滨的中心地区，但寿町像是一个法外之地。和餐饮店挨在一起的还有老年人日托服务机构和医院，生活设施自成体系，居民们不需要离开寿町就能满足生活所需。
这里的垃圾收集日比其他的区域少，行政机关只对寿町区别对待。因为这里多半没人缴纳住民税，所以服务当然就少一些。把贫困人口全都集中到一处，各方面都方便管理。
寿町的居民们可以在常住的简易旅馆里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想几点起就几点起。走上街头，遇到的都是和自己境遇相似的熟人和朋友，平日里无所事事，所以大白天就喝酒。他们会吵吵闹闹扯些无聊的闲话，然后醉倒在路边。玩一日元弹子机要是赢了钱，就随便拐进一家小酒吧。听说寿町的餐饮店里流行偷偷搞非法赌博（私人赌马）。这里的居民会一直在店里赌博，消磨时间。
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医疗和看护都是免费的，身边还有不少同伴。只要不背债务，就能凑合安心活到寿终正寝。我忽然明白她为何会带我来寿町了。她是想说，这些生活在所谓贫民窟的人们，生活环境反而比现在人数庞大的贫困女性更为优越，活得也更加幸福。
寿町的居民都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费加上住宅补助，每月能有将近14万日元的收入。简易旅馆的住宿费和水电气费加起来，住一晚只要2000日元左右，所以每月的花销是6万日元。剩下的8万日元左右，他们可以拿来吃喝和玩一日元弹子机什么的。
然而另一边，单身非正式聘用的女性时薪只有1000日元左右，要所有工作日全天候地工作，才能勉强拿到稍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收入。东京和神奈川县的房租很贵，所以这点儿钱根本不够她们维持普通的单身生活。于是她们只能选择长时间劳动，兼职两份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她们不仅没法像寿町居民那样玩乐，还会因为总是在工作而被孤立，交不到朋友。
就是这么回事。日本的制度设计就是让女性在最低生活保障水准线上工作和生活。我只是运气好逃离了泥沼，还有很多普通的女性过得还不如贫民窟的人。由港湾劳动者聚居地发展起来的寿町颇有些历史。它一直被外界的人认为是贫困人员居住的贫民窟。因为这里的贫困显而易见，所以除了社会保障外，还很容易吸引外界的援助。商店的价格是根据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设定的，各种物品的流通价格都比一般市面上要低个三四折。
若将贫民窟居民和非正式雇用的单身女性进行比较，实际的薪金和可支配的收入，贫民窟的居民们要高出很多。把这里的单身女性换作单身母亲的话，更是云泥之别。这些居民们只要能融入贫民窟的生活，真的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相反，走出寿町，你会看到一般社会中随处可见严重的贫困。
我已经无数次地说过，由国家或行政机构规定薪资的自治体非正规职位和看护类的工作者，即使拼命工作，也达不到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水准。甚至，众多看护工作者还被“有梦想，有价值”之类的口号洗脑，一边在贫民窟水准以下生活，一边还心怀感激。
我不得不认为，某些异常的现实正在一步步向前发展。寿町是一条典型的福利街，建有非常合理的保障网。将来，各类差距进一步扩大，像这样的街区，有可能会扩大到一个市区或者一个城市。来这个也许预示着日本未来的街区里转了一圈后，那位女士便回自己家去了。
我已经多次被人建议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了。但现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仅只能维持生存，完全不适合需要教育经费的家庭（对不喜欢学习，只想高中毕业就赶紧工作的孩子来说倒是比较适合）。我的孩子就读于都立高中，2年前，学校老师就建议我们，考大学的费用（包含第一年度的入学金）至少要准备150万日元。这还是一毕业就直接考入国公立大学的最低金额。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和考生支援借款（实质上支付）[43]的话，高3这年可以拿到20万的补习班费和8万的报名考试费援助。虽然这笔钱很管用，但这种支援却近乎是一种伪善。一旦接受最低生活保障，那么医学部医学科就只能是镜花水月。要想能直接从家里上学，就只能考东大或者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但这两所学校的医学科，我几乎就没听说招过初高中连读学校以外的毕业生。就算是这种学校里拔尖的学生，也很少有能应届直接考上的。要想应届直接考上，只能选地方上的大学，但这样的大学也很难考。我们为了尽量降低风险，查询了很多信息，但光报考的费用就不会低于50万日元。我感觉，这就是制度在制造阶级差距。从经济上看，我们家今后的状况之艰难，简直难以想象。
* [43]考生支援借款：是东京都社会福利保健局所提供的一项针对贫困考生的支援服务。就读初三或高三的贫困家庭学生如果符合条件就能申请。东京都社会福利保健局会先借出一定金额给申请者用于支付初三或高三一年的补习班费用和报名考试的费用，考生如果成功考上志愿学校就可以免还款。
残障年金中儿童抚育的份（年金额22万多日元）将会停发，但支出还会增加。学生打工的收入也今非昔比了。我听说，现在的大学生学习和社会实践很忙，升上高年级开始学专业课程之后就没法打工了。而且收入最可靠的补习班讲师和家庭教师的工作也越来越难找，单价也降低了（家庭教师现在的时薪一般是3000日元左右。我上学的时候是在5000日元以上选择，当时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想多给孩子些生活费，所以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那我就很可能无法在维持自己生存的情况下多拿出1分钱。小儿子曾抱怨说“完全看不到将来”，他既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又没钱，选择真的很有限。我一直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让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尽情地描绘自己的未来。
井川女士的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是如此艰难，但他们仍然如此优秀，并且尽全力准备着国立大学医学部的入学考试。而井川女士自己，则因国家对残障人士的排挤感到愤怒。要想改变社会，只有靠当事人提出抗议从而促进修改法律。所以，她强撑着徘徊于生死边缘的虚弱身体撰写论文，向出版社投稿，企图说服国家和政府，行动力之强，实在令人叹服。像我这样天天做着令人看不到未来的采访，一边与女性的痛苦境遇产生共鸣，一边绝望地想着“算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的人，真的应该向她学习。
从结论上讲，在接受了您的采访之后，我顺利地做了1年半的看护工作，但因工作强度过大，我的身体垮了，现在的状况比以前更糟糕了。现在，我还住在那个屋顶阁楼里，但房主说希望我搬出去，所以到了3月份，我就不得不搬出去了。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是，儿子因为读了网上的报道和我取得了联系。不过听说他去年刚刚奉子成婚，生了孩子，现在光是经营自己的生活就很吃力了。
至于女儿，前年我前夫升任了外务省的干部回国了，他是带着现任的妻子和3岁的孩子一块儿回来的，新的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以及婆媳关系让女儿备感焦虑，她患上了酒精依存症并且自杀未遂，现在因为精神疾病正在住院。把这些事儿写成文字看着好像挺悲惨的，但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想通了，反正已经这副样子了，再落魄也不过如此了。人生是痛苦的。但仍要活下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合作的女编辑联络我说，“菅野舞女士回信了”。菅野女士是在第1章“想为人生画上句号”中登场，在儿童养护机构长大，在自己身上打了很多眼，靠着做风俗小姐和征集干爹供自己读中等私立大学的女大学生。高部小姐（女性编辑），久疏问候。如果可以，请代我转告中村先生，此前承蒙他照顾了，我非常感谢他。接受了你们的采访，让我的内心起了一些变化，今年春天，我就能从大学顺利毕业了。今后我也会进入媒体公司工作，成为一名编辑。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我说不定会找身为编辑前辈的高部小姐商量，也说不准，我们以后还能有机会见面呢！届时，还望您多多关照，多多指教。
看样子，菅野女士今年春天会进入一家媒体，成为专职编辑。我能想象她做采访和编写稿件的样子，她写的文章一定很漂亮。要成为向读者传达信息的编辑或撰稿人，有过一些特别的经历是非常有利的。儿童养护机构，自残，互相依赖症[44]，卖身等惨痛的经历都会对她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看来，她选择了一份很合适的工作。
* [44]互相依赖症：又称“互累症”或“拖累症”，是指人与人之间有过度互相依赖的情形，造成生活上、情感上不易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