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本土中国的本土日本

据说，高杉晋作在长崎第一次读到《圣经》时，禁不住喊道：“这很像阳明学。我国的分解就从这儿开始！”〔2〕介绍这一轶事的内村鉴三〔3〕自己也毫无顾忌地断言王阳明是最接近基督教信仰的人（参见《代表性的日本人》）。本来基督教和阳明学的基本体系从根基上就是不同的，基督教预先设定着超越的、作为创造主的神，而阳明学的理是社会秩序伦理，它是人自身生命的本来状态，内在于现在的自我之中。视两者为同根同源，这种视角反而令人感到这里面潜在着本土日本式因素。
也就是说，这二者被视为同根，恐怕是由于在日本存在着与这二者不同的、另外的根。如若是这样，那么植根于这一日本根基的基督教、阳明学，则会因了这植根而不再可能是原来的基督教与阳明学了。于是问题发生了转换，如果真的存在那种日本根基的话，那么它的内容是什么？而且既然日本的这个根基是有别于原本的阳明学和基督教的，那么无论把这二者如何放在一起重合叠加，也不可能在本无关联的二者中找到共同的脉络。于是，那个根基就必须在日本的阳明学和日本的基督教中寻求了。
我们先来看看内村。他高度赞扬西乡隆盛（4),理由是：西乡“知道‘天’是全能的、不变的，而且是甚为慈悲的，其法则（天理）是约束一切的，无可非议的，而其恩惠至厚”（引号内为内村语）。那个“天”，按内村的解释，是以“至诚”所感应的终极法则，那个法则(天理）是关乎人的生死之至高之道，但并不是作为客观性规范预先被赋予的，而是在“至诚”即“心情纯洁而动机高迈”的所谓“皓皓白于雪”的心（以上引自《代表性的日本人》）本身中显现的，因此可以说，天理的至高和心的至高是同一层次的。对内村来说，那个至高是神的至高。
当内村刚刚成为基督教徒的时候，他最感动的是：“宇宙只有一个神。”以前，他是一个“凡路经神社（5),必长时间祈祷，反复不止”的人，但是现在却“可以挺胸抬头以澄澈的良心昂然经过一个又一个神社”。他说，这是新获得的“心灵的自由”。（以上引自《我是如何成为基督教徒的》）但是这一自由并不是由于他信仰了基督教的教义，而是由于信仰了唯一的神。也就是，这个自由来自不再饭依位在四方的无数众神，来自有了自己心中所确定的唯一的一个神。因此对他来说神的至高不是教义的至高，而是自己心中的至极，即还是心的至高。那是对加在自身之上的规范的一种超克。他之所以能和西乡共鸣，原因恐怕也在此吧。
同时，因为这一共鸣绝非内村个人独有，他的看法也在幕府末期所谓阳明学弟子们那里以某种形式得到认可，所以如果这点——即将至高价值的原点设定在内心——真是日本阳明学（姑且假定有这种东西）所独有的，那么恐怕应该将其作为与王阳明的阳明学根基相异的日本的思想加以把握。不，与其说是根基相异，不如说是体系相异，即应该作为结构上独特的思想来加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