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第八章

如上所述，瑞典模式的大妥协之所以可能取得成功，在于统一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在大企业与政府面前拥有强有力的谈判力。与此相反，在韩国国内掀起关于财阀与社会大妥协热议的21世纪初期，韩国工会组织的参加率不足11%，仅为OECD成员工会参加率平均水平的1/2。而瑞典同期的工会组织参加率虽然高达79%，是OECD成员工会参加率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劳资大妥协已经走向解体。另外，韩国工会组织的谈判力仅限于大部分企业工会，作为大妥协主体的全国性工会组织交涉力缺失，只有一部分劳动者加入全国性工会组织，不仅不存在实质上的谈判力，也缺乏对全国范围内企业工会的统率力。而且，虽然全国性工会组织加入了劳资厅委员会，但在解决劳资问题方面不起任何作用的劳资厅委员会不具备对工会组织的约束力，劳动者、雇主和政府长期以来对劳资厅委员会的权威性不予认可。而从企业层面来看，三星集团甚至将“无工会组织”作为企业的经营方针，企业与劳动者的自主权利处于对立面上。除了现代汽车集团之外，其他韩国财阀集团的工会组织大多名存实亡，在韩国很难找到拥有交力的工会组织。
即使韩国的劳资关系允许大妥协的局面发生，大妥协在韩国不具备现实性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韩国的“劳劳关系”。正式就业的劳动者工会无法为占比一半的临时性非正式劳动者提供保护，甚至同一职场的正式就业劳动者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之间摩擦不断。总之，社会性的大妥协争论忽视了韩国与瑞典在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方面的差异，不具备实际操作性，而且韩国不具备有代表性和谈判力的劳动者团体组织，或者说不存在实施社会大妥协的主体。
另外，财阀与其代言机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针对财阀社会性大妥协事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尤其是卢武铉政府时期，青瓦台政策研究室室长李厅宇（音译）教授曾在政府政策层面提案财阀与社会妥协的课题，但是财阀集团方面没有任何企业做出任何回应。单方的妥协本身是不成立的。
韩国资本主义虽然与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具有相似性，但财阀问题和劳资问题是韩国仅有的结构性顽疾。而且韩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完全不同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照搬欧美国家经验引进“外国产理论”的做法无异于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当然，欧美国家的经验可能在“改善大韩民国资本主义”具有参考作用，但最终韩国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对韩国现实和历史发展过程的省察。
在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时，比起研究它们“做了什么”，更应该将关注点放在它们“如何做”。
江北右派和丧失记忆的投票
政治学家的分析结果显示，韩国选民的投票倾向中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以韩国经济阶层为单位的投票倾向不明显。第二，对掌握政权的现有执政党的评价无法反映在选举中。对于同一项分配和福利政策，低收入阶层可以积极支持，但高收入阶层可能持消极支持态度或反对态度，便是以经济阶层为单位的投票倾向，政治学家将此种投票形态称为“阶级投票”。
韩国曾经一度发生过关于“江南左派”的纷争。“江南”是首尔市的一个区，以富人区著称，而韩国的“社会指导层”大多也分布在江南区。社会指导层指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话语权的阶层，政府高官、企业高管、医生、法官、检察官、教授等，都可划归此阶层。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他们，占有韩国社会的大部分资本，大多拥护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立场偏向保守。近年来，作为江南富人阶层的少数，“江南左派”脱颖而出，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进步理念是“江南左派”的典型特征，他们对自己所属的阶层利益持反对的政治倾向，而与“江南左派”相对立的低收入阶层中也有人不支持积极的分配和福利政策。这两个阶层对应地被称为“江南左派”和“江北右派”。
针对低收入阶层在政党选举投票中不支持与自身阶层利益相符的政党，而将选票投给反对立场的政党和候选人的情况，政治学家称其为“阶级背叛性投票”。根据总统大选和国会议员选举中投票结果的分析来看，韩国实际存在“阶级背叛性投票”。最近几轮总统大选和国会议员选举中，低收入阶层大量投票给保守的新国家党候选人和大国家党候选人，而高收入阶层反而很少投票给新国家党候选人和大国家党候选人。另外，以财产和房产等资产为标准划分的经济阶层虽然可能影响选民的进步—保守倾向，但类似的倾向在政党支持和候选人选择中没有太大影响。当然，也存在不同的结果，分析结果显示，以收入和工作内容等客观标准分类的阶层不影响政治倾向，选民自身认识和选择的阶层在投票中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很多选民没有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阶层。另外，对经济前景持消极态度的选民和不稳定居住条件下的选民在选举中弃权的倾向明显。综合以上政治学家的研究结果，选民投票大体呈现三种倾向。第一种是对于积极实行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利益的分配和福利政策的政党和候选人，低收入阶层的选民反而不予支持，呈现“阶级背叛”的倾向。第二种是不能正确认识自身所处阶层利益的“盲目性”投票倾向。第三种是不参与选举的投票弃权倾向。
选民投票倾向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执政党国政业绩的评价无法影响到选举。本届执政党如果国政业绩突出，选民可以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继续投票给现有执政党，但如果本届执政党的业绩无法令民众满意，广大选民可以在下一届选举中投票给在野党候选人，政治学家将其称为“回顾性投票”。2012年4月，在韩国第19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对李明博政府业绩做出的具有审判性意味的投票便是“回顾性投票”。但同年在第18届总统选举中，回顾性投票没有出现。“尽管对李明博政府国政业绩的评价非常低，但执政党候选人朴槿惠依然当选，说明对现有政府和政党的回顾性评价在选民投票中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对李明博政府之前的卢武铉政府的回顾性评价反而在朴槿惠候选人投票中产生较大影响”。
对于现有执政党进行“丧失记忆的投票”，却对之前政权进行“记忆性投票”的现象有悖常理。但朴槿惠候选人将党名更换，与李明博政府的“亲财阀、亲富豪”政策完全划清界限，打出“经济民主化和福利”的旗号，在选举中不是依靠政策性的执政理念和实践，而是依靠“卢武铉乡愁”在投票中取胜。问题的关键在于朴槿惠候选人是否提出了具体可行的“经济民主化和福利”政策。但笔者认为朴槿惠候选人并没有提出有价值的政策，那么问题变成“选民的认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反映候选人的政策”。而选民受参选人口号和塑造形象的影响，“做出主观判断和认识时，政策投票的意义只能减半”。事实上，“拥有政治性常识的选民反而不会受到候选人关于经济民主化的参选承诺的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总统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在执政后往往将参选承诺抛之脑后，这也反映了韩国政治的现实。另外，在第18届总统大选中，选民们“不是将选票投给予自己理念相同的政党，而是根据对个人的喜好做出投票决定”，而“候选人个人的能力不会影响选民的喜好”。
总之，简单总结选民们的投票行为，可以归结为“阶级背叛性投票”“盲目性的投票”和“弃权票”三种情况。另外，针对执政党的执政成果和政党理念，进行“丧失记忆的投票”，对具体的政策和候选人能力不做客观评价，而是仅凭个人喜好进行主观性投票。韩国选民的以上投票行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政治的现实，而韩国政党在韩国实行民主化之后频繁更换党名到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虽然新国家党号称保守党，新政治民主联合号称进步党，但两党候选人的参选承诺却没有进行两党区分，像“新千年民主党”选出的两名候选人一样让人混乱。而且参选承诺仅是为了在总统选举中胜出而做出的演讲而已，在当选总统之后往往不会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