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政治转型

1993年，政治学家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里，他用三个浪潮描述了现代代议民主制扩散的过程。第一个浪潮是一个长波，从19世纪早期的美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卷入这个民主化浪潮的主要是西方欧美国家——英、美、法等，它们率先进入民主或准民主体制。第二波民主化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卷入这一波民主化的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卫星国，比如南欧、拉美诸国，还有一些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亨廷顿甚至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精确到1974年4月25日零时25分，为什么这么精确呢？这是1974年葡萄牙政变的发动时间。
历史上的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时期，民主是一种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
在第三波浪潮中，排异反应的确常常发生。这种排异反应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民主崩溃，一种是民主质量上的伪劣化。
民主崩溃，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国家刚刚步入民主转型历程，就因为政治斗争而政体崩溃。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
民主的伪劣化。就是一些新兴民主虽然不至于民主崩溃，但是它的民主质量节节倒退，退到了一个“既够不到民主也不能算是专制”的灰色状态。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国家还有周期性选举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都往往严重倒退，以致它的选举成了一种极其不公平的政治竞争，相当于一个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镣铐的人进行跑步比赛。
民主的韧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不妨指出其中三点:
第一，就转型过程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转型其实反而是相对平稳的，或者说，“水花”相对较小。
第二，就转型成果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民主沉淀”现象。
民主韧性的第三个表现，或许可以被称为“民主反弹现象”。
对于我们比较政治学者来说，不但“发生了什么”值得研究，“没有发生什么”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人心之变”不但是理解制度变迁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制度沉淀的入口。
在某些情境下，观念的“顽固”可以弥补经济社会条件的“赤字”，进而助推民主的落地生根。
“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其实是当代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提出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新兴民主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1997年，扎卡利亚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征不仅仅是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且是自由主义，也就是法治、分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保护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这两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合二为一，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为二。民主在崛起，宪政自由主义却没有与之同步。”
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政治当中的“善恶捆绑销售”原则。
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己、剥夺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很难奏效，但是，当恶与善捆绑出现，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在法国革命的情境下，这种更高的善归根结底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意志”（general will）。众所周知，卢梭是法国革命的精神导师，革命中不管哪个派系都以援引卢梭为荣，“公共意志”理论正是他的学说。为什么说卢梭的“公意”学说通向“不自由的民主”？和美国的开国思想家们一样，卢梭在构建其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就敏锐地意识到，人民主权观念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政治的派系化——如何防止民主堕落为不同政治势力追逐私利的竞技场，是两国革命者共同的难题。美国的开国思想家们的解决方案——正如《联邦党人文集》所揭示，是“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派系制衡派系，所以美国宪法的要旨在于各种政治制衡。但是，卢梭的方案则是诉诸“公共意志”，即每个派系依靠美德，超越各自的私利，抵达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这种“公意”与私利和私利之间相加减形成的“众意”显然不同——“众意关注的是私利，不过是各种特殊利益的加总而已”。受到卢梭的影响，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明文表示：“法律是公共意志之自由而庄严的表现”。
固然，卢梭的学说表达了对民主困境的清醒认识，但其方案却为“不自由的民主”埋下了伏笔。“公共意志”本质上假定了理性的“客观性”、“唯一性”和“真理性”，它以美德的名义否认了人性的局限，以“公共”的名义取消了社会的多元性。正如塔尔蒙所言：“公意对于卢梭就像是一个数学事实……一个人不被邀请去表达个人偏好，也不被询问他是否赞同一个提议，而是被询问该提议是否合乎公意。”可以说，法国革命中后来发生的雅各宾权力垄断乃至恐怖统治，都是这种“客观真理论”的展开形式而已。
罗伯斯庇尔写道：“我们必须拥有单一意志。这个意志只能是共和的意志或是保皇的意志……内部威胁来自资产阶级，要打败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发动人民。一切已经准备就绪，要将人民置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要让共和国的捍卫者在断头台上死亡。”于是，革命的恐怖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成为一种道德义务，“没有道德，恐怖统治会毁灭一切；没有恐怖统治，道德便毫无用处。恐怖统治就是正义”。
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扎卡利亚是对的：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自由之于派系，如同空气于火……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智，就会形成不同意见。”
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阶层之分、存在着观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着万众一心的“人民”。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
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对于很多国家，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这或许是因为，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只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以其勇气但尤其是以其宽容，重新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自由的重负。
如果胜利方保持谦卑，失败方保持耐心，再深刻的裂痕也可能被跨越。
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
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
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我把这个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
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开关。
政治在社会中。政治就像是一条鱼，是养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水池当中的，所以，要理解政治的健康程度，必须从理解这个水池的水质开始。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如果说政府的专制，它的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表亲的专制”，其后盾则往往是社会习俗，或者用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的话来说，叫作“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
习俗甚至比法律更难改变，因为当压迫来自政府时，民众可以聚集到政府门口，去抗议示威，去推动立法改革，但是，当这种压迫来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分散的人群时，你向谁去抗议？你不可能到几千万个家庭门口、挨家挨户去敲门抗议对不对？所以，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社会性压迫为什么会导致民主机制的失灵？
首先，也是最显然的，“表亲的专制”会带来政治冲突的加剧。
第二点，“表亲的专制”抵消选举的意义。
第三点，“表亲的专制”还会将公民社会瓦解为“部落社会”。这里，我说的“部落社会”，不是指古代那种部落，而是指民众视野的狭隘化。——“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
民主绝不是一颗只要往那一撒就能茁壮成长的种子，它需要浇水，需要施肥，需要好的经济政策，需要超越“部落主义”的公民群体，还需要很多我们这里来不及分析的条件。
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似乎远高于政府的法律条文。
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根本而言，试错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间180度转弯。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
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民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比如学者吉尔林（John Gerring）等人把民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