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金融与社会

性别比例失衡推动经济增长，但减少幸福感：
婚配竞争可以激励人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承担更大的风险，这是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全新的。然而，年轻一代性别比例上升加剧的婚配竞争可能是中国总体增长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此前从未被系统地提出，也未得到过验证。
……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性别比例的不均衡在各地区之间很不同，以及大多数人在本地结婚的事实，都为研究婚配竞争的经济后果提供了难得的好机会。
中国经济增长有超过70%应归功于私营部门的崛起，而近70%的私营部门增长归因于新私营企业的诞生和增长。利用1995年和2004年两次工业企业普查的数据，我们发现更多的国内民营企业可能出现在性别比例较高的地区。 由于财富是一个人相对地位的重要決定因素，为了存钱买房娶妻，有男孩的家庭首先得挣钱。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来说，如果不去冒险，经济地位很难提高，也就很难找到配偶。 这就产生了创造财富的强大额外动力。特别是有儿子的父母，对性别比例上升的反应是参与更多的创业活动，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更愿意从事不愉快或危险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预期薪酬。有女儿的家庭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应对更高的性别比例。这种企业家冒险精神对推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通过估算，性别比的上升每年给GDP增长贡献两个百分点。 通过对幸福感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当性别比例上升时，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性别比例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大于更高性别比例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增长），的间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性别比例刺激的额外增长是一种减少幸福感的增长（英语叫immiserizing growth) 。
另外还会使人在收入-安全的 trade-off 上更倾向于前者：
父母群体死亡率的上升，特别是成年男性死亡率的上升与年轻群体中性别比例失衡的加剧有关。年轻男子或有儿子的父母在面对由男多女少引发的竞争压力时，会更拼命地赚钱，包括承担更多的风险来积累财富，增加他们（或他们的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然而，额外的辛苦工作和冒险行为是以更高的死亡率为代价的。
对于有儿子的家庭来说，性别比例失衡增加了外出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了外出工作的时间，也增加了参与高风险工作的概率，但对于独生女儿的家庭则不然。在性别比例失衡的地区，劳工市场上更多人、更多潜在雇员（potential workers）愿意忍受危险的工作环境（以换取高一点的报酬）。但是，当潜在雇员降低了对工作安全的要求、削弱了议价能力时，雇主也会作出反应，会降低对工作场所安全的投资。张晓波、谭之博与我的共同研究发现，一方面，在男女比例较高的地区，工会成立安全生产专门委员会的比例明显降低。另一方面，性别比例失衡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不太可能提供工伤保险，而这是雇主在工作场所安全方面投资的一个环节。
因此，在年轻女性短缺较为严重的地区，有适婚年龄儿子的父母群体遭受意外份害和因工死亡的发生率显著更高。这些发现都揭开了过去10年中国中年死亡率，尤其是中年男性死亡率上升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