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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政体既已在中国确立，共和理念也已成为顺者昌、逆者亡的时代潮流，那么中国的宪制建设实际上只能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道路。假如中国当政者只会照搬照抄外国共和制的成功模式，一味地进行古德诺所反对的“一般原则的普遍适用”，那么一个在理论模式上完美的共和制设计却有可能让中国在现实中衰变为最坏政体。正因此，古德诺认为，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选择不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而是要么走有中国特色的共和制道路，要么就会形成一个又一个以枪杆子力量占据政治中枢的军人独裁政权，这是古德诺所说的“暂时性的专制”，“没有确定的交接规则，而只能取决于军人专制的暴力，“长远看来，是一个国家所能出现的最坏政府形式”。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德诺不是不要代议制政府，不是建议中国当局舍共和制而复辟君主制，而是要根据中国的现实来进行共和宪制的改造，而所有调整现有模式的出发点就是要防止中国衰退为最坏政体，不要让民国不如大清。
我们为古德诺正名，但并不是为其翻案。以上所有论述都是为了呈现出一个更真实的古德诺，而最坏政体作为隐匿命题的提出，实际上是说沿着这个逻辑和思路，我们能够重新组织起真正自圆其说的古氏论述。但是，无论是更真实，还是可以自圆其说，都并不意味着古德诺以上的论述是绝对正确的，正相反，古德诺在备忘录及其他文献内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始终是有许多技术瑕疵的，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对他而言始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东方，另一部分是因为他关于中国宪制的论述始终都基于宪法顾问的官方身份，而非他的学术权威地位，换言之，都不可以归类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述。
。。。。。。。。。政治的道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