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诗神诸相 | 第一节课 “一个熟识的复合的灵魂的眼睛，既亲近又不可辨认” （第4-6页）

绪言

大家好。为了写一些诗文，这两年，我做过一些还算有目的性的阅读。有目的性的或“研究性”的阅读，固然不可或缺，但在经过一些阶段之后，我们可能又会看到：有目的性的阅读，并不能再继续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价值，于是，又需要从工作性的、“研究性”的阅读中，重新发现自己的无目的性。在此，我也想建议各位，保持无目的性的深度阅读，我相信这与精神生命息息相关。“诗神”这一命题，可能是把我们带向这种阅读的入口。

无目的性的深度阅读，并不是把我们置于放任自流的趣味，而是置于“文学主流” 之中。我也希望，从今天开始的这些“课程”，可以是一种重新认识 “文学主流”的开始。
每在一个阶段的写作之后，我都想无任务感地，回到对一些我喜欢的作家的无目的性阅读之中。可是，我又听从了唐晓林老师的这次邀约，再次把自己置于一段“任务时间”之中。去年，我也在这里做过两次关于诗学和写作的分享。其中一次，促使我写完了一本名叫 《第二次普罗米修斯》的小书，所以我有些自我期望：这一次，会促使我再写出一点什么。而且，“诗神”这个词语，在脑海里游荡已久。从今天开始，我有机会尝试以 “诗神”这个词语作为标记的，一个学期的共同学习，对于我，这也是一次写作机会。

每当这时，我都是一个念稿者。我记得，罗兰•巴特、列奥•施特劳斯都说自己绝对是个 “念稿者”，出处我忘记了，但这话是有的。可我又有些矛盾，所以——有点可笑——为了某种我想象中的“现场性”，我觉得还是不能把讲稿完全写好，至少准备到七八成的程度，允许自己“现场发挥”的部分并不多，事后再整理成文。而且讲者在课堂、在某个讲台上的信口而说，往往会很像《等待戈多》里的那个“幸运儿”。

-----
正文

今天的内容，可以视为整个 “试论诗神”的绪言。当我以这个听起来非常巨大，且你们再一想，又可能感到非常模糊的词语“诗神”为主题，好像是要呼吁一种“反潮流”的任务意识，至少，是对这次课程的相关阅读和议论，施加一种难以名状的目的性和任务性。我不知道，我是否有理由，把如此不明所以而又非常抽象的任务强加给别人。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使别人在各自的知识兴趣和思想习惯中，感到 “诗神”这个词对于他们是切近的，就像对于我一样切近。我也不一定能够把这种切近性分享给你们，在“课堂”这种场合，这是非常罕见的-—可能也因为我孤陋寡闻——一百年中只有很少的人做到过，在我有限的阅读里，有学者瑟特•伯纳德特、阿兰•布鲁姆、诗人弗罗斯特，也许，还有海德格尔。我断然不可能与前人相比。我只是作为一个 “写作着的人”，把一些阅读线索，介绍给各位。

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学习与研究中，是否经常阅读历代世界文学，以及：读诗。当某个艺术领域的从事者说，要反对文学、反对该领域的文学性时，他可能更想说的是，这些领域已陷入到某种非本质性的，以及被社会化和客体化时的状况。然而，当他用 “反文学性”来作为解决办法时，可能，因为是对自身领域所积累的症状的非本质性叙述，从而是一种失败的认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来不用因为居伊 •德波、戈达尔这些人的显然强烈的文学性，就认为他们的电影需要“去文学化”或要求他们 “反文学”。情况更可能是：我们其实还并没有抵达那种作为“开端”和“本己之物”，把我们向精神事件投掷的文学性。与其说，我们在自己从事的艺术领域中，进行了不好的文学叙述，不如说，我们更应该面对自身领域的缺乏，或者不能践行本质性的认识这一事实。

这样说，好像我是在鼓吹某种本质主义。这里说的本质性，不是“元语言”“元政治学”“元地理学”那样的东西。当晚年的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李幼蒸译）开篇说 “写作只有在放弃了元语言时才真地是写作〞时，他正是在尝试，做出与早年那个宣扬“零度论”的年轻理论家截然不同的本质性认识。

我们很容易在第一时间说，“诗神”这个词，是个“大词”，而这个人——我，这个写诗的——是否又是一个来“跳大神”的。首先，我们的理由往往会是，像“诗神”“真理”“光明”这样的“大词”，没有“可读性”。我们会认为，这些词语不提供美学细节。但是，这是因为，这些词语所生成的细节，与我们在那种物质性的、心灵手巧的美学中所认识到的细节，不在同一维度。

我们也会容易认为，现代审美对效率的需求，不会被这些“大词”所满足。但这不是词语的错，是我们的退化。如今，我们对“大词”的警惕有可能是一种虚伪的警惕，而且，更可能是一种知性损失，因为，这可能是我们长期把自己保护在一种语言实用主义范围中的表现，从而，曾经在数个世纪中、在思想史中产生的许多东西就被排除在外，不再被我们理解和讨论了。也因此，像“真理” 和“光明”这样的词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运动和文学语言中发生过的张力，例如，在拉丁美洲文学、现代阿拉伯语文学，以及一些群岛国家的文学中曾经显现的主体化运动——人民主体性的破碎境況，以及对人民主体性的不断激发——就不会被我们所理解，我们也许只会停留在一种“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