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编）第五章 周代礼制及其政治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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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代祭祀中道德伦理精神的注入
     首先，周人提出了“明德恤祀”的理念。如前所述，周人认为人之德是天德授予的，因此若要合理祭祀先祖，自然要肯定祖先之德。他们一方面强调先祖们接受了上天赐予之德，另一方面强调先祖们保持了这一德性，因此他们去世后就能够列入祀典，成为可以接受祭祀的人鬼。即使是毫无生命的社稷、山川、河流、五祀，乃至先啬、司啬、农、邮表畷、禽兽、坊、水庸等，都赋予其道德人格，称颂他们造福百姓，以便他们有资格进入祀典，接受祭祀。显然，周人已经摆脱了殷商盲目的宗教祭祀的观念，祭祀者与被祭祀者注入了“道德”的观念，以“德”作为交接、沟通祭祀者与被祭神灵的媒介，并祈祷获得神灵的福佑。这就是“明德恤祀”理念，它是宗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次，周人否定了祭祀必然赐福的观点，强调祸福在己。殷商人认为祭祀便会获得福佑，因此他们狂祭滥祀，以求多福。然而周人认为神灵零食具有道德意志的存在，会根据人的行为给予吉凶祸福。有两条中所熟知的资料：“国之将兴，神明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又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这两段资料大致反映了西周早期的思想主张。从资料中体现的是：神灵是明于是非的，唯德是辅，天降其衷，并不在于祭祀及祭品丰赡与否。这就是：“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故神明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国家兴亡在于国君有无德行，而神灵只是人间道德原则的化身与审判者，“赏善祸淫”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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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郊祀祭天具有很强很现实的功利性祈求，具有宗教性特征，如正月郊祀祈求农事，大雩以求雨等，但更为重要的是，祭田之礼是周代统治者“证实”自身王权合法性的礼典。我们知道，礼制是王权政治的产物，它作为“制度”面貌出现的第一天，便与天命、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君王垄断了对天的祭祀权和解释权，即所谓的“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种君权神授的解释，表明君王自认为是恭承天命接受治理万民与疆土之任，是具有合法地位的下土统治者，如此，祭天是天子的专利，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天。按照《礼记》规定是“天子祭天地”，这是因为“天地有覆载大功，天子王有四海，故得总祭天地以报其功”。《礼记》又说：“唯圣人能享帝”，所谓圣人，指具有盛德可以上达天命的圣王。也就是说，只有盛德配天的“天子”、“圣人”才拥有祭天权。显然，天子掌控了对神权与天命的阐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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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祭礼，尽管其中不乏宗教因素，但同样有着教化功能，对于国家统治者而言，其宗教功能应该从属于政治利益目的，诚如《礼记•祭统》所言：“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郊祀祭天自然同样具有教化功能及从属其政治目的的含义。郭店简《唐虞之道》云：“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所谓有尊，当然是尊尊，自然首先是尊天子，尊重天子创立的尊尊秩序，无论是各级贵族还是庶民百姓，都应奉行尊尊的价值观，尊敬自己的君长。除了尊尊，还有亲亲。《大戴礼记•朝事》明确表示：“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报德不忘本也。”所谓本，也就是万物本于天，上天具有生生之德，先祖是后世子孙之本，故郊祀上天以具有功德的始祖配祀。在礼家看来：“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他们强调的“教民报德不忘本”便是报本返始也，故以配上帝。”郊祀以后稷配祀，体现出周人追念本源、报本返始之理念。如前所说，尊尊亲亲本来便是德性之表现，因此培育国民之尊尊亲亲自然也是培育其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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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周代的山川祭祀
       在周代，山川祭祀在国家祭祀体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封禅书》说：“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峙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有学者称“周人的天神崇拜实际上就是嵩岳崇拜”。实际上，周人认为他们所崇拜的天神均居住在他们所敬祀的山岳之上，并不限于某一区域。周人崇拜的大河，主要还是黄河及中原一些水系。
      山川祭祀具有维护王权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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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礼制规定，周王还需要驯狩各地并祭祀山岳河川，其实含有借山川祭祀来宣示王权的政治意义。《诗经•般》云：“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据《诗序》：“《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此诗是周武王克商后，巡视四方，祭祀山川的乐歌。《时迈》称：“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毛诗序》说：“《时迈》，驯守告祭柴望也。”该诗歌咏上天佑助周王征服四方，周王敬祭山川百神，提出以文德治理天下的政治理念。周代的巡守之礼，过大山川则祭望之，故《时迈》言“巡守告祭柴望也”；于其所过则祀之，故《般》言“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巡守祭祀山川宣示王权，象征周王拥有天下，通过祭祀山岳昭告天下百姓其文治武功，以震慑天下。
     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曾经改革祭祀制度，对诸侯国的祭祀神灵予以规范化、制度化。随着分封制的实行，对山川的祭祀也随着政权地理权力的转移而划定。这种祭祀权力的划定依据原则是周天子祭祀天下山川，诸侯祭祀境内山川，鲁国则可能略有溢出国境范围者。《公羊传》云：“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左传》规定虞国“修虞祀，归其职贡于王”，即虞国奉周王之命对境内山川之神举行祭祀。《左传》又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即东方诸族主其远祖与河川之祀。显然，诸侯祭祀山川是由周王按礼制规定的，这就是所谓的“祭不越望”。按照礼制规定，卿大夫无祭祀山川的权力，春秋末年礼制受到破坏，有些大夫违礼擅自祭祀山川。按《礼记》说法：“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即周天子有权祭祀四方、山川，而诸侯只能祭祀本国内的山川。
      周代形成了天子、诸侯两级祭祀山川的制度，西周中央王权控制了普天下的山川祭祀权，也就控制了更为广泛的宗教神权，可以获得更多宗教意义上神灵佑助，从而有利于加强王权的权威，使西周王朝能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形成家天下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