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海与毒药》

出生于1923年（大正十二年）的远藤周作，在三岁时就因父亲工作变动而从日本迁居到中国的大连。七年后也就是1933年才因父母离异而跟随兄长与母亲回到日本，这期间经历了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在《哀歌》里收录的短篇《童话》中有具体而戏剧化的描述。2023年，也正是这位日本文豪的百岁诞辰。
回到日本的第三年复活节，远藤周作正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圣名为保罗。他考大学时三次都名落孙山，终于在20岁时考入庆应大学预科，这所学校在日本的私立大学系统里算地位最高的学校，他却因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执意进入文学部而被断绝父子关系。两年后也就是日本战败那年，他正式入庆应大学法文系就读，也是在此时又收到了入伍通知，体检结果是第一乙种体位，但是因为得了急性肋膜炎而延期入伍，避免了送命的下场。
1950年10月，他以战后第一批留学生的身份赴法国里昂大学研读法国现代天主教文学。三年后回到日本后遍出版了第一本书（《法国的大学生》）。不过让他暴得大名的作品还是《海与毒药》，于1958年发表于《文学界》，斩获了“第五届新潮社文学奖”和“第十二届每日出版文化奖”等日本文学中极富有含金量的重要奖项。
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远藤周作、安部公房、吉行淳之介和三岛由纪夫，他们所有的记忆都属于昭和时代，与大正时代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群体对于战争切身的经验与记忆，是他们身上最重要的共同特征。他们都感受过可能被征兵送上战场当炮灰的压力。拿三岛由纪夫来说，一进东京大学，他就被派到东京北边五十公里的飞机制造厂工作，那里制造神风特攻队队员用来自杀式袭击的飞机。后来三岛在《假面的告白》中回忆说：“我不曾见过这样奇怪的工厂，动员现代科技、现代经营方法、为数众多的优秀头脑、精密而合理的思维，都是为了奉献给一样东西，那就是死亡。这个大工厂使人感到它在轰鸣，在呻吟，在哭泣，在怒吼，活像一种阴暗的宗教。”同样地，战争末期潜伏于日本社会的幽灵也构成远藤身体内部关于生命的挣扎与疑惑。
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军国主义狂热到战败颓废转化的日本人，面对惨败的结果似乎太想认识自己内在的矛盾之处了，这当然刺激了文学的兴起，它毕竟是一种交流探讨的方式。以松本清张为旗帜的“社会推理”崛起，并开始反映美军占领日本时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如名作短篇《黑地之绘》）；还有始终逼迫日本社会反思军国主义和战争责任问题的大江健三郎，都对于日本人战后的集体焦虑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而远藤周作跟他们似乎还有些不同，他提出问题、讨论问题都是自觉地代入天主教徒的视角。我们刚刚提过的《海与毒药》，讲述了二战期间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对几名被俘美军飞行员实施活体解剖实验的暴行，目的是探寻与揭露日本社会没有“罪感”的问题。
小说的叙述者，“我”，患有肺结核，必须进行“气胸疗法”维持生命。于是我搬进了新郊区，找医生治疗。但我却遇到了一位奇怪的、名叫胜吕的医生，他的态度非常冷漠，甚至都不会与人互动，“我对这个医生感到非常的不安，不，说不安还不如说是厌恶”。但他的专业技术非常高超，以至于我会觉得他这样的医术值得离开郊区去大城市发展事业。
随后“我”去了九州主持小姨子的婚礼。“我”从诊所摆放的书籍中得知，这位古怪的大夫毕业于福冈大学医学院，在婚礼中也遇到了跟他们同学院的人，从他们口中听到了这位胜吕大夫的秘密。
小说中的“我”回到东京以后又碰到了胜吕大夫。他意识到我应该是去调查了他的过去。对此他也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那是没办法的事，在那样的情况下，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说接着转为以这位胜吕大夫为中心的第三人称叙述。年轻时候的胜吕大夫经历了也目睹了野心勃勃的第二外科主任勾结军方以抢夺院长高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位年轻的患者，前院长的亲戚田部夫人来医院看病，为她动刀的桥本主任却搞砸了，以至于桥本手下的胜吕在医院中一落千丈，此后也只能分配到去照顾没有价值的病人。
胜吕认识的户田医师经常在嘴边挂上一句，“这是一个大家都得死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户田医师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远藤周作用户田的口吻回忆起这位医师少年时欺骗别人的故事，来说明他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伤害别人时心中没有闪过哪怕一丝一毫的难过和挣扎——他虽然知道这些事是邪恶的，但是他不会因此而痛苦，当然，前提是不被别人发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美军B29轰炸机在东京上空丝毫不受阻拦地扔下燃烧弹，以至于这些每晚爬到医院天台观察“轰炸发生在什么地方”的医师都能听到垂死者集体发出的痛苦哀嚎。就在这时，有一架美军轰炸机被防空炮弹打了下来，三名美国军人被俘虏。日本军部已经决定枪毙他们，然而他们受伤了，首先是先被送到医院里来。于是一心想要争取当上院长的外科主任桥本就产生了用这三名战俘来进行治疗肺结核的人体实验的想法。
实验的内容都是反人类的。他们要在人体中分别注入食盐水和空气，来看看究竟到什么程度才断气。还有一项则是要看以切除部分肺叶来进行治疗时，切除到多大比例时人还有呼吸？他们明知这三个美国人都必定会死在手术台上，这也是胜吕大夫的秘密，因为他参与了这场活体实验。
然而就在小说的第三幕，也就是三名美国军人就要被实施活体实验的手术台现场，胜吕大夫却突然崩溃着喊道，“我做不了”，于是在整个实验的过程中，他只是背靠墙眼睁睁看着整件事情发生却没有动手。这样的情节无疑增加了道德判断的复杂性，似乎这三位本来就应该被枪毙的美国军人如今被这些医生们改为在手术台上执行死刑，这究竟可不可以？所以我们不得不被远藤周作逼着思考，胜吕大夫有责任吗？他动手与否，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这个责任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他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行为？
这些都不是很好回答的问题，似乎连标准答案也没有。反思右翼暴行与“士兵在战场上屠杀战俘时究竟有无选择”的讨论似乎有很多，村上春树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描述的，骑士团长将剑交给“我”并称想知道秋川真理惠的下落就要先杀死他便是一例，这不是题外话，因为村上春树对于杀人这件事的态度，始终就是“只要有杀人的动机，就必须承担责任”，自己要为自己的恶意负责。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引发恐怖的后果，就会有残酷的战争。不过有关日本社会“无罪感”这一点，远藤自己说的也很明白：正如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一样，日本文化与基督教文明中的“罪感”大相径庭，它是一种“耻感”的文明，它没有类似于上帝与救赎的信仰。
那么这样的社会又如何看待人犯的错？又如何形成“罪责”的概念呢？
依然引用《菊与刀》中得出的结论，日本人的羞耻感是从外部而来的，是通过别人的眼光、社会的谴责，带来的一种羞耻的痛苦，这与西方的由内而外、意识到自己注定犯错截然不同。远藤周作认为，在日本只有信奉天主教，才有机会摆脱日本传统式的暧昧道德立场，才能从缺乏“罪感”的存在中解脱出来。
我们之前读涂尔干的《自杀论》，介绍过“利己型自杀”与“利他型自杀”之间的区别。日本人更重视别人的看法与集体内部的价值判断。因而“武士道”这些信条倡导的都是“利他型自杀”——关于一件事正确与否，他们不会依照自己内心标准来判断，而是首先考虑社会群体的意见，这在远藤周作的作品（如《到雅典》）中甚至还会上升为东西方对比之下民族自卑感——小说的主角到了西方会一直感受到西方人对于东亚人民的刻板印象，以至于痛苦地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从而厌恶、瞧不起自己。
似乎正因如此，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时，在战场上大家彼此监视，就像一杆无形的手枪抵住后脑勺，平民们也不得不表现出为了国家而不惜“玉碎”的态度，这一切都是外部环境施加的压力。而日本投降后，这种压力不在了，日本举国甚至就可以于须臾之间抛弃军国主义，占到相反的立场上来歌颂美国军人，讨好美国军人。
但是答案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近代日本给其邻国造成的灾难，其根源何在？包括远藤周作本人在内的许多日本人，一生都在持续不断地探索追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