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二

       至于“大禹治水”系改造湿地、开发稻田说，二里头宫殿和手工业族群为二元并立模式（后者或属商灭夏的“第五纵队”）说，商代大规模放牧水牛说，商代中期宗教改革失败说，周原凤雏村甲组基址系文王大宅说，周昌创作《易经》为翦商说等，皆颇富新意且逻辑自洽, 可备一说，当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自始祖后稷以来，周族一直有谨小慎微的自我保护意识。周是小 族群,生长在羌人为主的大环境里；自命姬姓，以显示自己和羌人不同； 未参与西土族群抵制商朝的战争,而是躲进山地,远离冲突。他们知道， 和强者保持距离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大约是春秋以后，因为人们要创造更古老的帝王传说，叔均的地位又有了上升，成了神农。”而在传说里，神农和炎帝经常被纠结为一个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春秋始，人们创造的更古老的帝王传说（黄帝和炎帝）的素材主要来自后稷和叔均这伯侄二人, 结果，后稷化身成了黄帝，叔均化身成了炎帝（神农）。甚至在有些版本里，黄帝和炎帝还成了兄弟，这又是后稷和叔均之父台玺关系的翻版。

       对于姬姓周族来说，称为“旧邦”不太确切，他们并没什么太显赫的历史，但姜姓周族不一样，至少武丁王的卜辞能证明，他们曾经是商朝比较重视的对手。所以，这个旧邦应主要是指早已灭亡的姜姓周族。
       从孔子时代以来，解读《易经》 的著作很多，但因为没有甲骨文知识的基础，所以搞错了很多基本概 念，这些“算命技术”自然也就成了无根之木。而用甲骨文和商代考古知识研究《易经》的，高亨先生可谓开先河者，他的著作《周易古 经今注》就是只讨论文王的《易经》，而不涉及东周时人写的《易传》, 以避免让后世的误解逆行侵入商代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算是在高亨先生开创的方法基础上的一种继续。

       甲骨文的这些刻辞不太复杂，背后的原理也很简单，基本不涉及事物的因果关系：先是给诸神献祭并询问问题；然后，诸神的回答就会传递到甲骨的烫纹上；最后，占卜者将其解读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单一的因果叙事：诸神的决定是因，表现到人间就是果，甲骨占卜是读取这种因果关系的工具。至于人类有时候占卜错了，那也是误读了神的旨意，错在人而不在神。
       但六十四卦则与此不同，它的原理更复杂。它认为，世间的一切并不都是由神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事物会发生互相影响并形成一种因果发展的链条，其对应的就是卦里六个爻的阴阳顺序。换句话说, 对于每一个主题的卦，周文王都需要找出与之相关的六个事件或现象作为六条爻辞，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发展链。而且，事物的因果关系不会只有一种模式。在某种环境下，甲是乙的原因，而在另一种环境下，则可能变成乙是甲的原因，甚至原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两个孤立事件，在另一种时空环境下也可能会发生联系。

       其实,不必急于追索每一卦的具体含义,而是应当先明白卦象“颠倒成对"原则的本质是什么。综合前述，本书认为，它是文王发现的世间规律，或者说，一种被称为“易”的思维方式：世间的一切都不是永恒和持续不变的，它们都可以有另一种相反的存在形式，一切也都可以颠倒重来一遍。
       坑中埋有一具成年男性尸骨，怀中紧抱一具幼儿尸骨。成年男性从腰部砍断，下半身和上半身并排放置，大腿和小腿被紧密折叠在一起， 脚跟紧贴骨盆；上半身只剩头部和残缺的两臂，颈椎、肋骨和一只手被砍掉，但他仍用残余的胳膊紧抱幼儿。幼儿的小腿和小臂也都被砍掉。显然，在面临杀戮时，这名男子不愿交出幼儿，杀祭者也不愿立刻杀死他们，而是逐次砍掉他们的腿脚，更对这名成年男性实施了 剔剥肢解。

       大司空村的发掘报告给我们展示的，不只是商代人祭的血腥，屠剥人牲固然是献祭者给诸神和自己加工食物的过程，但献祭者似乎也喜欢观赏人牲被剁去肢体后的挣扎、绝望和抗争。献祭是一种公共的仪式和典礼，从这种血腥展示中获得满足感的，应该不只是使用刀斧的操作者，更还有大司空村从贵族到平民的广大看客。

       逐一列举殷都各族邑的人祭和杀戮现象会令人过于压抑，这里只强调一点：以上讲述的人殉、人祭和人奠基现象，在各商人族邑中都 “大同”，只是个别会因产业或传统习俗而有些“小异”。

       总之，这些商人聚落的总体规律是，伴随着聚落规模的扩大，人祭和随意杀戮现象同步增长，并在殷墟末期达到顶峰。
       无论怎样，伯邑考被献祭，对于他的父亲和弟弟们来说，是一次极为惊悚的经历，但纣王显然对此深表满意：周方伯家族为商朝的先祖诸神贡献了祭品，还和献祭者一起吃下祭肉，一定会获得先王诸神的福佑。换句话说，在纣王看来，周邦正在从蒙昧走向开化，在商朝的天地秩序里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
       在传世的儒家经典中，周灭商可以说是顺天应人,毫无悬念。但《逸周书》不同，在它的叙事中，周武王充满着对翦商事业的恐惧，经常向弟弟周公旦寻求建议和安慰。

       或者说，武王的惊恐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并不完全相信父亲那些沟通上帝的传说。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贡品丰富得无以复加，上帝难道不是会优先保佑商朝吗？翦商难道不是逆天悖伦之举吗？

       至于周公是否逃脱了那段殷都噩梦的纠缠，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在被兄长召唤的每个黎明之前，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除了用餐时偶有失控呕吐的习惯，他没表现出任何异常。

       商纣末年，殷都贵族们已经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之中， 因为即便在以鬼神血祭为常态的商文化里，也少有纣王这种热衷用显贵献祭的做法。可能这才是商朝失控和灭亡的直接原因，周人的威胁原本不值一提。

       即使抛开吕尚和武王的私人关系，此时他已年过六旬，须发花白， 按理武王是不可能派他去完成这种任务的。而且也没人知道，为何吕尚就忽然忘记了所有阴谋、诈术和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
       也许，他只是想改变羌人被作为人牲悬挂风干的命运，毕竟在殷都的屠宰场，他已经看得太多。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就这样，甲子日的清晨，商朝大军覆灭；入夜，商王殒命。一天之内，中土世界天翻地覆。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商朝开国之王成汤（天乙）曾经试图这样做， 而商纣王则首次实践了它。
       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但武王很快还是病重死去了，终年四十五岁。这是灭商第二年的十二月，武王君临天下才二十二个月。从此，周朝进入周公摄政为王的特殊阶段，而这个新兴王朝也将迎来最严重的挑战。
       武王一直活在对商人的恐惧和仇恨之中，但也同时活在对商人宗教理念的痴迷中。在他的计划里，可能是要把商人押解到新城规划之地屠杀祭天，让他们成为“度邑”的奠基礼。他相信，只要有了这份空前丰厚的祭品，上帝会格外垂青于周王室，给他们降下一条平坦的通天大道。如果武王周发的寿命足够长，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像殷高宗武丁一样以杀戮献祭著称的“伟大”君王。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