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摘要
乡村自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组织传统与文化表达，曾被历代王朝奉为治国圭臬。现代以降，仍旧以其惯性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建设，把以村落为主体的县域治理视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基石。县域治理的现代理念与乡村自治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是当代对传统的加强和延续。实践证明，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依赖于社会精英对村落的治理，而社会精英管理职能的顺利实施又往往离不开“武术精英”的大力支持。所谓“武术精英”，就是那些德艺双馨而又有社会担当的武术能人。在村落治理中，有他们的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大大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村落，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重要呈现，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生动活泼的社会变迁剧目。目前，通过村落研究武术，越来越成为一条重新认识武术和深入理解武术的有效途径。已有诸多学者通过村落针对武术的拳种、现状和传承等诸多武术“本体”范畴进行了研究，但作为武术“主体”的人，却鲜有论及。本文则实现了研究对象由武术“本体”到武术“主体”的研究转向，对武术精英及其社会活动进行了研究。故此，如何充分挖掘传统乡村自治中武术精英的社会作用，并将这些规律、经验、智慧等自治资源在当代县域治理中有效传承、合理应用，进而实现“传统”与“当代”的有机对接，就成为本研究所要展现给读者的重要命题。
1在传统乡村自治中维护社会稳定
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与“士绅有为”的乡治模式，以及国家军事力量“外紧内松”的时局应对策略等，都为乡村自治传统的运作与绵延提供了广阔的自主空间。在自治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乡村安全的防卫、社会秩序的维持就成为了村民自己的事情。如此，武术精英的作用和价值就凸显了出来，他们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维护村落生活秩序稳定的责任。
1.1净化道德环境
在中国“泛道德化”传统思想意识的深入影响下，道德始终被摆在“万事之首”的重要位置。武术也不例外，历来都提倡以和为贵、以德服人、见义勇为、除恶扬善、勇于担当、乐于奉献、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对习武人群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从来都是各拳派武术精英贯彻始终的教化方略。由于武术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高度契合了传统社会所提倡的主流思想——儒家道德伦理，既是武术人的武德追求，也是普通大众道德诉求，所以就成为一种被村落民众广泛认同的、完善自我道德的内容体系。再加之，武术精英又是德艺双馨的村落能人，在当地具有极高的威望，极易引发周围村民对自己的崇拜。而崇拜，则是人性中的一个基本天性，崇拜某人，并不是崇拜什么名利权势或其他，而是一直意味着一种对道德力量的崇拜。在武术精英所有的能力中，道德力量是永远列居首位的，是周围村民、特别是习武人群争相效仿的榜样或楷模。武术精英在村落社会中倡导武德教化，除了可以有效完善武术人的品格以外，还可以在广大村民中起到潜移默化的道德引领作用。即通过净化村民思想、提升村民道德意识，进而在村落自治中发挥“改善村落人际关系、维护共同价值规范、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1.2 维持生活秩序
从人类整个生活史来看，人们的生活基本上是由“日常”和“节庆”两部分组成。“日常”是人们天天面对的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节庆”则是人们为打破一成不变的“日常”而创造的喜悦欢庆的新空间。任何关于人们生活状况的研究，都必须从“日常”和“节庆”两种生活类型入手。而要对生活秩序进行探讨，也必须要从“日常秩序”和“节庆秩序”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尽管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但在“日常生活”中仍免不了有种种矛盾纠纷，甚至是一些带有武力性质的冲突，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扰乱了乡村社会的“日常秩序”。此时，武术精英总会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主持公道、维护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日常秩序”的稳定。与此同时，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单调农村生活中，节庆活动则成为了村民宣泄情感、抚慰灵魂和丰富文化生活的盛会和“狂欢节”。在这种场合，日常生活中的约束、禁忌变得相对宽松，社会秩序也变得比较松散，甚至达到了不计后果的狂欢地步，引发冲突的机会随处可见，拌嘴、磕碰、踩挤、误解等随时都会打乱村子的平静。此刻，保证节庆活动的正常进行、维持节庆活动的现场秩序就成为整个村落的头等大事。为此，每逢节庆活动之时，村落的管理者往往都会联合本村的武术精英共同举办，或是请他们出面组织动员，或是请他们参与关系协调，但最重要的还是请他们出面维持“节庆秩序”，以保证村民安全。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日常”中还是在“节庆”时，武术精英都是一支维持村落生活秩序的有效自治力量。
1.3 管理帮会组织
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生了最后一次封建王朝的更迭。这一时期，战争连年不断，政治动荡不安，人民颠沛流离，整个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民间社会的游民数量急剧增加，他们为了抵御生存危机，往往会集聚成某一小团体以图互济互助、防暴自卫，于是帮会就逐渐发展和蔓延起来。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帮会已成为中国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即使在乡村社会也同样影响深远。各地帮会的各种社会活动，既冲击着政府的统治秩序又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所以必须对帮会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当然这种管理既有来自于帮会外部的国家管理也有来自于帮会内部的自我管理，而本研究所关注的乃是帮会的自我管理，即帮会首领是如何利用帮会这一特殊空间，通过门规家法等管理内容和惩罚措施对其内部成员进行有效管控的。由于帮会在从事社会活动时往往会使用武力，其内部首领或主要人物大多都是通过自身武功生成权威、建立威信。所以，武术精英在帮会活动中一般都充当着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同时，他们又都是帮会的实际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道德水准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其所领导的帮会的社会性质。尽管不是所有的帮会领袖都是武术精英，但是有武术精英领导的帮会组织必定是相对守规矩的，也基本上不会扰乱社会秩序的稳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武术精英除了可以利用自己的优良品德影响周围人员之外，更能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对帮内成员进行严格管理。
2 在传统乡村自治中自保家园
传统社会的乡村自治，不光表现为社会的自我管理，还体现为安全的自我保障。村民在官方没有能力对村落提供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便开始将希望转向村落的自我保护。跟普通老百姓相比，武术精英拥有高强的武功、丰富的社会（江湖）阅历和指挥他人的意识和才能。所以，一旦自上而下的村落管理方式出现断裂或紊乱，武术精英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自保家园的承担者。
2.1 在“个体行动”中仗剑行侠
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传统社会匪盗横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山东沼泽地区的土匪，福建沿海的海盗，陕西地区的强盗，他们都带有着悠久而著名的地方特色。面对如此普遍的匪盗，如何防范他们的劫掠、自保家园就成为乡村自治的重中之重。然而在传统社会，政府管理能力有限，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维护广袤民间的社会安全和利益，自保家园的重任就落到村民自己身上。村民对付匪盗的办法简单而有实效，那就以武治武，以暴制暴。此时，武术精英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便油然而生，积极主动地担当起了村落保护者的角色。在村民受到侵扰、村庄面临危险时，他们总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济弱锄强，除暴安良，为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和村庄安全尽一己之力。在匪盗横行、社会动荡的年代，世人普遍存在着对和平的渴望和正义的向往，他们总是期待会武功、懂武艺的武术精英都能够仗剑行侠，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保障和依靠。同时，武术精英也把维护和平、伸张正义的侠义之举当成是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并时时在自保家园的行动中努力践行。在传统社会，武术精英这种侠客般的“个体行动”对震慑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以及保卫村落安全稳定一直都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2.2 在“集体行动”中身先士卒
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生存资源匮乏，生活环境艰难而不稳定，又经常遭受天灾兵乱，所以很多人被迫流离失所，进而结成团体，走上了群体性劫掠的匪盗之路。他们常常非法攫取他者财物，时刻威胁着村庄的安全。当遭遇群盗或群匪劫掠村庄之时，单靠个人侠客般的豪情壮志和自身武功的单打独斗，已经对付不了成群结队股匪对村庄的侵扰了。于是，武术精英就通过血缘、邻缘、武缘、地缘等社会关系，把尽量多的人组织起来，带领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对付来自匪盗的危险。一般来讲，武术精英在这类集体行动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能力和机遇，他们不光发挥着组织、动员等重要作用，而且还在拳脚相加、刀剑相见的防御行动中，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凭借着那种“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成为了集体行动的中坚力量，主动地担当起了村民的坚强后盾和有效保护伞，成为村民人身财产安全和村庄秩序稳定的有效屏障。
2.3 “村际联合”中的核心与纽带作用
不可否认，各个村落中的武术组织，在抵御小股匪盗方面确实非常奏效，甚
至还会让一些盗匪们“闻风而逃”。然而，当遇到更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时，仅仅依靠某一个村庄的武术组织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力不能及了。此刻，要想有效的保护本村的集体利益，就必需将多个村庄联合起来共同防御。故此，采取“村际武装联合”的策略就成为防御形势的必然选择。而村与村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即这种武装联盟的牢靠程度，又通常决定于参与合作的首领（武术精英）之间交情的深浅。也就是说，这种村际联盟是以武术精英的个人关系为纽带，而不是仅仅取决于任何外部强加的单纯军事压力。因为，武术人特别是武术能人（精英）通常是一个流动性群体，他们的流动性，不仅表现为人员的流动，更体现为师徒如父子、同门如兄弟的虚拟血缘关系的流动性。一个村庄的武术精英，既是附近十里八乡的名人，又是周围村落中“沾亲带故”的“自家人”。武术精英就是凭借着这种特殊人群的流动性和“自家人”网络的广阔性，游走在不同的村庄之间。他们通过身体的流动和信息的流动将周围各个村庄关联起来，并在反复不断地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地方性权威，最终在保卫区域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中发挥着联络、组织、动员和凝聚等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在传统乡村自治中调控人际纠纷
传统社会在儒家“尚和”、“贵和”等礼法思想的长期浸染，逐渐形成了“无讼”、“息讼”、“贱讼”的观念，再加之乡村社会又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大都认为打官司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当遇到矛盾或发生纠纷时，他们宁愿找一位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来调解，也不愿跑到官府衙门去告状。在崇尚武力的乡村社会，这种出面调解纠纷的“头面人物”中，武术精英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不图利益、不求回报，常常能够通过由个人威望、人情关系、社会影响力等因素累积而成的“隐权力”巧妙地调解纠纷、化解矛盾，以达到息事宁人、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从而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地方自治传统的经久不衰。
3.1 调解纠纷
在传统社会当老百姓靠政府不着、法律又不能保障他们的自由和安全时，他们就急需寻找另一种力量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于是，村落精英，特别是武术精英就成为他们高度依赖的对象。因为武术精英常怀一种疾恶如仇的正义感，遇到不平之事就看不惯，非得把事情摆平不可，于是常被邀请到公共场合在公众的监视下进行调解与仲裁。他们总是尽量主持公正，否则其声誉和公信力都将会受到损害。而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和武术精英的面前，当事人或碍于面子，或慑于武术精英的威望，也大都不敢肆意妄为。故此，暴力事件一般难以引发。就算是发生身体冲突，武术精英也会轻而易举地依靠自己武功震服闹事者并制止冲突。这种调解方式对老百姓来讲有两个好处，一是“公正”，二是“省钱”。武术精英往往采取中立立场，不偏不倚地处理各种矛盾纠纷，且不以此牟取暴利。所以，大多数调解活动都能够顺利收场，起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的调解效果，在维护当事者心里平衡、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极其有效地维护了村落中社会生活秩序的安稳如常。
3.2 控制纠纷
对于矛盾纠纷，最好的调控方式是防范于未然，在发生纠纷之前，就让民众有所顾忌、有所敬畏，而不愿去冒险得罪人。为了实现这样的村落自治效果，广大乡村采取了一种叫做“保人”的“习惯法”，即村落“头面人物”在生命、行为、买卖、借贷、租赁等方面为村民双方或多方履约作担保。首先，为了使民间契约有效，进而把纠纷控制在最低限度，双方签约时就需要有“见证人”在场，而这一“见证人”的角色，往往都是由村内有能力担当“保人”的社会精英充任，其中武术精英历来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其次，为了防止村际之间产生矛盾、发生冲突，最终把纠纷消解在萌芽状态，就需要有熟悉各村权力网络的“中间人”出面协调。而那些热衷于闯荡江湖、以武会友的武术精英们自然成为这一“中间人”的最合适人选。第三，当陌生人突然闯进熟人社会的村落时，习惯于保护村落利益的武术精英立刻就会充当起“把门人”的职责，对陌生人进行甄别、监视，以确定其武术人身份，以便把可能发生的纠纷转化到“自家人”圈内，进而维护村落生活秩序的安宁祥和。总之，有了武术精英做担保，村民之间毁约、欺诈、无理取闹等行为就会大大降低，进而有效控制了矛盾纠纷现象的发生频率，对村落正常秩序的维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在当代县域治理中弘扬美德
中国的道德教化，首先就是针对老百姓的个人品德进行教化，注重培养具有社会公德的合格公民。个人品德的内容，经由《易经》、《管子》、《孔子》、《孟子》等上古经书的总结，及历代儒学的概括，最终被提炼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八种基本道德，又称“君子八德”，是传统社会普通大众共同的操守规范。如今，“八德”又有机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成为亟需大力弘扬的传统美德。而武术教化，历来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关于个体品德的民间教化范式。故此，在当代县域治理中，主动继承武术教化传统，充分发挥武术精英在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主导作用，必将有利于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
4.1 传承“孝悌”之道
传统美德是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传统道德又
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它以“孝悌”为核心和基石，并由此延伸到其他道德范畴之中。“孝”是道德的根本所在，传统社会君主采用“孝”来治理国家，臣子凭借“孝”升官晋职，而平民百姓则利用“孝”来安家立命。如今，这种以“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仍然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武术精英历来都强调“习武孝为先”的教化理念，在弟子拜师入门之初，就要对其进行严格的道德伦理考察，要求他们恪守孝道，对不孝敬父母者坚决拒之门外。在入门后的整个教化过程中，武术精英始终行使着一个长者（师、父）的地位和权威，时时教育弟子对长辈的孝敬与顺从，进而强化了日常生活中的“孝亲”行为，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化民成俗，教民成人”的独特优势。“悌”，指敬爱兄长，也泛指兄弟姊妹之间、朋友之间的尊长爱幼。随着这种“关爱之心”扩散到其他社会成员的身上，“悌”道极其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武术界有“同门如兄弟”之说，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家族内部的宗法关系来处理同门师兄弟、乃至武林同仁之间的伦理秩序和行为准则，并将以礼相待、以礼行事的行为规范贯穿到武术人生活、练功的方方面面，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统美德的教化。当前，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潮流下，突出和强化“孝悌”为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不仅关系到社会个体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当代县域治理进程中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民族精神的弘扬。
4.2 宣扬“忠义”之举
“忠义”，是行为文化中重要的伦理规范之一，在传统社会强调的是忠于君主、信于友朋的道德规范。如果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再适当增加一些新时代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它定能重新焕发活力，在当代县域治理中再造辉煌。党的十八大用24个字精准地概括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八字与传统的“忠”在思想与精神上具有同源性，可理解为忠诚、忠义、忠信、忠厚、忠直等个人品德。而在武术教化中，这八字又可以精练地概括为“卫国卫民”的担当意识和奉献精神。武术精英大都把“治国平天下”当作自己的习武宗旨，如今，这种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忠”举，依旧以其惯性力量在当代县域治理中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武术精英不光能够凭借自身武功和威望来帮村民排忧解难，而且还能组织动员周围的村民积极参与到村落集体事务之中，造福乡里乡亲。“义”乃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既代表着公平正义，又代表了“礼仪”和“适当”，还是一种判断善恶的标准，表现在道德品质上就是主持正义、乐于助人，具体到实际行动上就是“见义勇为”。现实生活中，武术精英都是武功和道德俱佳之人，是最有能力，也最应该实施“见义勇为”的一类群体。在当代县域治理中充分发挥武术精英敢于担当、勇于维护正义的社会影响力，必将有利于营造“见义勇为”的良好社会风尚，有助于弘扬“正义”、“义气”、“道义”、“义行”、“义节”、“义勇”等传统美德。
4.3发扬“礼信”之德
尊敬守礼、诚实守信，是中华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礼信”之德，曾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今，加强道德教化、弘扬“礼信”美德，更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的一项社会治理方略。“礼”是天地的秩序，既规范了整个人间的社会秩序，又涵盖了全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伦关系，被儒家诠释为治国安民之术。武术一向注重礼仪教化，强调师徒如父子、同门如兄弟的伦理关系，并将这种尊卑上下之“礼”延伸到日常生活中，要求武术人在社会上严格遵守道德人伦秩序。“信”，主要是指一种诚实守约、言行一致的道德品质，是人际融洽、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在当代社会，“信”更代表了一种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的时代精神，对于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武术教化特别重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诚信”教化，并将此上升为一种武术人的理想品格。当代县域治理中，积极提倡武术精英所推崇的“礼信”教化，除了可以提高武术人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还可以通过武术精英的优良品德影响周围群众“讲礼”、“守信”的思维意识和行为习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构建一个良好的村落道德评判标准。
4.4推崇“廉耻”之心
“廉耻”即廉洁、知耻，也就是廉洁的操守和羞耻的感觉，乃是“立人之大节”和“治国之大略”。在武德教化中，武术精英围绕“廉”德制定了诸多门规戒律：从“师”的角度来讲，要求师傅绝不能因为利益的诱惑，而将武艺传授给歹人；从“徒”的角度来看，每个弟子在入门前都要接受严格的道德考察，只有廉洁、清廉之人才可收为徒弟，且要求弟子在学成出师之后，仍要保持廉洁之德，绝对不能见利忘义。然而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当代社会，“廉”德却越来越式微，追名逐利、金钱至上的思潮对美丽乡村、和谐乡村建设带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借“传承优秀文化，弘扬传统美德”的东风，通过加强道德教育，特别是武术精英的廉德教化，予以积极引导与改善。“耻”是“礼、义、 廉”的前提，对传统美德之形成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讲“廉耻”，实际上讲的就是“耻”字。廉耻，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所以，传统社会非常重视礼义廉耻教育，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中独特的“廉耻文化”。在如此文化背景下，廉耻观已深入武术人的内心，贯穿于武术教化的始终。在武术精英看来，练不好武功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而学成出师后，如果不能及时弘扬本门武功，更是一种耻辱，因为他辜负了师傅的教化之恩。可见，廉耻观直指武术人的心性，涉及武术的习练与功夫的传承，是武术教化中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观。而在当代县域治理中，廉耻观是一种需要用文化来强化、用实践来传承的道德观念，而武术活动恰好是强化和传承廉耻观的有效载体。
5在当代县域治理中传承武术
当代县域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改善民生、为民造福，而提高全民的健身水平就是民生改善、福祉提升的最大体现。所以，“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特别提出：“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扶持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可见，通过发展武术运动来增强县域人民的体质水平、改善县域人民的健康状况已成为实现县域善治的一条有效途径。所以，在当代县域治理过程中，武术将大有可为，武术精英将大有作为。
5.1 坚守师徒传承，保证武术可持续发展
武术精英一般都是武功高强者，他们掌握着系统而全面的武术技能，在实现拳种传承、保证武术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师徒传承过程中，武术精英往往以师傅身份，利用本拳派的一切资源，通过多条途径，完成对本门弟子的严格教化与规训，实现技艺传承与道德教化的武术使命。首先，受中国社会“泛道德论”或“道德决定论”的影响，在弟子入门习武之前，武术精英都要对其进行严格的道德伦理考察。只有那些品德端正、为人厚朴正直、练功刻苦认真、不畏艰辛并能持之以恒者，方可允许正式拜师,以确保技艺传承的道德基础。第二，通过“拜师仪式”的复杂操作，使弟子在思想上确立对武术的敬畏和师命的遵从，进而把传承武术当成自身的一种责任担当，并甘愿为了推广武术贡献自己所学。第三，“拜师仪式”结束，就标志着新弟子已经跨越门槛，迈入师门了。此阶段，作为武术精英的师父会尽心竭力地对徒弟进行道德教化和武功传授，并督促他们刻苦训练，以此确保后辈再传武功的正确性、正宗性、高质量和可持续性。
5.2普及大众武术，提高群众健康水平
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今时代，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推进健康关口前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热情，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而武术运动一直以来在县域群众中都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在拓展全民健身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具有诸多传统优势。首先，武术精英的存在为武术的普及与推广储备了优质的师资资源。不管是从武术精英的个人品质和拳派的传承使命来看，还是从国家的政策引导和社会的健身需求来讲，武术精英都是在广大群众中普及与推广武术的最佳人选。其次，武术精英掌握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武术技术，完全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运动兴趣，充分适应不同人群的生理状况，使他们在武术健身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性别、年龄和体质的锻炼内容和运动形式。第三，面对大众健身的复杂形势和困难局面，武术精英挺身而出，采取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形式多样、时间灵活等积极的传授模式，担当起了传播武术、推广武术的时代使命。有效推动了武术在民间社会的广泛普及与推广，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县域居民的体质健康。
5.3推广校园武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少年强则中国强”。在当代县域治理中，既要把县民的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更要将青少年作为“重点人群”，把县域中小学体育作为“工作重点”，开发适应青少年特点的锻炼项目和健身方法。武术以其群众基础深厚、内容丰富多彩以及广泛适应性等特色优势，受到了越来越多中小学师生及家长的青睐。很多中小学正尝试在体育课堂教学、课外体育训练、校园文体活动等诸多领域融入武术内容，并通过构建学校、家庭、社区相结合的青少年武术活动网络积极建设“武术传统项目”学校、打造“校园武术”品牌。目前，这一过程的顺利实施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缺乏能够上武术课的体育教师。即使有些体育教师在高校体育院系普修课中学过武术，但对于教授武术课还是难于胜任，这种状况极大地制约了武术在校园中的推广与普及。二是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的武术内容相对单调、匮乏，既不能广泛吸引青少年的习武兴趣，更不能达到有效增强体质的健身作用。所以，要切实解决这两个难题，聘请当地武术精英辅导学生、培训相关体育教师就成为全面推广校园武术的关键环节。而此时，县域中小学的这种武术需求与武术精英的传承使命却不谋而合，致使众多武术精英都义不容辞地欣然应允，甚至有点“舍我其谁”的豪迈与气魄，主动将“推广校园武术、增强学生体质”的重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如此，有了当地武术精英的热心参与，推广校园武术、增强青少年体质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6 结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铭记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勇于创新。所以，我们在研究传统武术时首先就应带着批判的眼光，针对传统社会的各种武术事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不断革除旧传统、旧习俗的同时，努力发现那些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然后再有机融入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风尚、新观念，最终让传统武术在当代县域治理中大放异彩。武术精英在传统乡村自治中的武术教化经验、社会实践经历、自我管理手段、社会治理方式等一系列的传统文化，在当代县域治理中必然有其可供借鉴和参考的重要价值。作为体现传统文化精髓的武术，作为蕴含传统美德的武德，以及具有正义感、担当意识和奉献精神的武术精英，都将以各种形式活跃于当代县域治理的各个方面，并发挥积极有效的社会作用。我们应该主动借鉴这些传统的自治智慧，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当代文明有机、紧密地统一起来，取长补短，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让“传统武术文化”充分发挥出自身优势，在当代县域治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本地的民风民俗，通过弘扬传统美德呈现出武术在美风美俗方面的教化效果。同时，广泛利用“传统武术技术”在强身健体方面的价值功能，有效提升县域普通民众的健康水平，持续改善县域中小学生的体质状况。最终，为“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