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MUCH OF WHAT WE TAKE FOR GRANTED TODAY was not even whispered about fifty or sixty years ago.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clinicians were still being taught that women suffer from penis envy, are morally inferior to men, and are innately masochistic, dependent, passive, heterosexual, and monogamous. We also learned that it was mothers—not fathers, genetic predisposition, accidents, and/or poverty—who caused neurosis and psychosis.
【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事情在五六十年前甚至还没有被讨论。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临床医生仍然被教导说女性患有阴茎嫉妒，道德上不如男性，天生受虐狂、依赖、被动、而且是异性恋和一夫一妻制。我们还了解的是母亲却并不是父亲，遗传易感性，事故和/或贫困 - 导致了神经症和精神病】
I still think of this as psychiatric imperialism.（精神帝国主义）
Women were hysterics,malingerers, child-like, manipulative, either cold or smothering as mothers, and driven to excess by their hormones. 男权社会认识的女人是歇斯底里的，是欺诈者，像孩子一样，操纵，要么冷漠，要么像母亲一样窒息，并被荷尔蒙过量驱使。
男权社会假设男性心理健康，没有人去教导将男性吸毒者或酗酒者、殴打、强奸甚至谋杀女性或其他男性的男性病态化或定罪化。我们没有男性性掠夺者或恋童癖者的诊断类别。精神病学文献实际上责怪这些男人的母亲，而不是父亲也将他们送到了边缘隐身。除此之外，我们被训练去理解和原谅这些超男子气概的男人（we were trained to understand and forgive such super-manly men ）like “boys will be boys”（意味男人就这德行，男人至死是少年此类看似无奈实则为男性开脱的话术）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所有以此为基础的“科学”，实际上都值得被怀疑：“In other words, our so-called professional training merely repeated and falsely professionalized our previous cultural education. ”换言之，我们所谓的专业培训（这里指医学和精神上的科学理论）只是无尽虚假地将我们以前的文化教育专业化。（厌女的文化）
作者深刻认识这一点于是坚定选择了女性抱团：In 1969, I co-founded the Association for Women in Psychology (AWP).心理学女性协会，创建属于女性自己的组织，她们的想法受到欢迎可以在其中自学和彼此需要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其他地方难以学习到（其中就包括女精神医生即使有完美的履历，但还是难以帮助女性找到自己）正因如此，作者一直在学习了解女性想从心理治疗中得到什么：I was secretly studying what women really wanted from psychotherapy.
作者参加了1970年的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心理协会）并且代表AWP要求APA成员为从未得到心理健康专业帮助但实际上受到进一步虐待的妇女提供一百万美元的赔偿，她认为“也许AWP可以用这笔钱建立一个精神病院的替代方案，或者为离家出走的妻子提供庇护所。”（好棒👍）赔偿的理由或者说是女性受到的精神暴力包括：punitively labeled, overly tranquilized, sexually seduced while in treatment, hospitalized against their wills, given shock therapy, lobotomized, and above all, unnecessarily described as too aggressive, promiscuous, depressed, ugly, old, angry, fat, or incurable. 惩罚性标签，过度平静，在治疗期间性诱惑，违背自己的意愿住院，接受休克疗法，脑叶切除术，最重要的是极为双标和夸张的描述为过于激进、滥交、抑郁、丑陋、老、愤怒、肥胖或无法治愈。
作者在一个几乎都是男性的场合表达以上想法的结果，是被当场几千名男性嘲笑，嘲笑她penis envy（太可笑了）至此作者开始在回程的飞机上书写此书， “I immersed myself in the psycho-analytic literature, located biographies and autobiographies of women who’d been psychiatrically treated or hospitalized—women who refused to eat or who refused to marry, women who were unable to leave home, or to lead lives outside the family. ”我沉浸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找到接受过精神治疗或住院治疗的女性的传记和自传包括哪些拒绝吃饭或拒绝结婚的女性，无法离开家或过家庭以外的生活的女性
早在1970年，作者开始分析精神疾病统计数据，并阅读所有相关的学术研究。她通过阅读了有关女性生活的历史记载找到了欧洲女性的故事，她们被谴责为女巫（包括圣女贞德）“witches (including Joan of Arc)”。从十六世纪开始，她们被精神监禁。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欧洲和北美，男人有合法权利将他完全理智的妻子或女儿关进精神病院。有些人做到了。专制、暴力、醉酒或精神错乱的丈夫将他们的妻子关进精神病院，有时是永远监禁，以此来惩罚女性不受控制但这也是为了娶其他女人。 【这一段让我想到电影《疯女人的舞会》】一些美国妇女写下了清晰精彩令人心碎的坐月子记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英勇的女性并没有因为她们在地狱的漫长逗留而破碎或沉默。她们见证了男权对她们所做的一切—以及那些比她们更不幸的人，没有在残酷的殴打、近乎溺水和强制喂食、身体约束、长期在自己的污秽和单独监禁中幸存下来的人。
在阅读这些惨痛叙事中，作者发现了一位极富才华的女性：伊丽莎白·帕卡德（Elizabeth Packard）她以非凡的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故事，她唯一的罪行是敢于违背丈夫的意愿为自己思考，帕卡德的刑罚是在州立精神病院服刑三年。之后，她成为精神病人和已婚妇女权利的斗士。在写完此书多年后，杰弗里·盖勒（Jeffrey L. Geller）博士和马克辛·哈里斯（Maxine Harris）博士邀请作者介绍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名为《疯人院的妇女：来自墙后的声音》Voices From Behind the Walls, 1840–1945 (1994)，这其中有着许多极好的目击者记录真实存在。例如，马萨诸塞州的Elizabeth T. Stone（1842 ）将精神病院描述为“比奴隶制更糟糕的制度”；宾夕法尼亚州的Adriana Brinckle（1857年）将精神病院描述为“活死人”，充满了“镣铐”，“黑暗”，“手铐，直筒夹克，球和链子，铁环和......其他野蛮的遗物”；Tirzah Shedd（1862）写道：“这是一个批发屠宰场......与其说是治疗的地方，不如说是惩罚的地方“；纽约Clarissa Caldwell Lathrop（1880）写道：“我们无法读懂入口处的无形铭文，写在不幸囚犯的心血中，进入这里的人必须抛弃所有的希望。”……根据这些美国人的自传记述，女性患者经常遭到殴打，被剥夺睡眠、食物、运动、阳光以及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有时甚至被谋杀。她们对身体（和精神）疾病的抵抗力常常被粉碎。有时，妇女们试图自杀以结束酷刑。非常清楚的是无论这些女性的实际情况如何都不会得到应有的救助。
除了这些普通女性外，一些在历史留有姓名留有成就的女性的命运同样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如雕塑家卡米尔·克劳德尔、作家塞尔达·菲茨杰拉德、弗吉尼亚·伍尔夫、劳拉·杰斐逊和西尔维娅·普拉斯、女演员弗朗西斯·法默等等从精神病学上讲，已经度过了“艰难的时光”。尽管她们美丽、聪慧和有着阶级/皮肤特权，但没有一个人得到帮助，所有人都受到institutional psychiatry, patriarchal therapists, and by highly abusive families.结构性的精神病学、父权治疗师和高度虐待家庭的深深伤害
In an allegedly post-feminist era, young women began writing accounts of their psychiatric hospitalizations and their descents into “madness.” The literature almost qualifies as a new genre.在一个据称是后女权主义的时代，年轻女性开始写下她们的精神科住院治疗和陷入“疯狂”的记录。这种文学几乎有资格成为一种新的体裁。（可见受害女性群体之庞大……令人痛心）例如，女权主义者Jill Johnston在《纸女儿》Paper Daughter中，Kate Millett在《疯狂的垃圾桶之旅》（The Loony Bin Trip，1990）中，Shulie Firestone在《空气空间》（1998）中，以及精神病学家凯Kay Redfield Jamison在《不平静的心灵：情绪与疯狂回忆录》（An Unquiet Mind： A Memoir of Moods and Madness，1995）中，都写了关于精神症状、药物和结构化的文章
作者还提到了非常多女性书写自己和精神疾病作斗争的书籍，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是：1️⃣Suzy Orbach在女权主义时代以女权主义的声音写了《脂肪是女权主义问题》Fat is a Feminist Issue（1978）；Kim Chernin在《困扰：对苗条暴政的反思》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1982）和《饥饿的自我：女性、饮食和身份》The Hungry Self: Women, Eating, and Identity（1986）中也是。Orbach和Chernin主要描述了与厌食症的斗争。然而她们的声音是相对孤立的。2️⃣这个主题在 1990 年代真正流行起来。例如，1991年，Naomi Wolf出版了畅销书《美丽神话：女性美的图像如何被用来对付女性》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Female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她还担心厌食症以及女人在文化上“被动”引起追求太瘦的需求（She was also concerned with anorexia and the culturally induced need among girls and women to be too thin.）1995年，Dr. Mary Pipher 玛丽·皮弗博士出版了Reviving Ophelia《拯救奥菲莉亚：拯救青春期女孩的自我》。Pipher的作品是关于青春期女孩和她们对体重增加和减轻的痴迷关注。皮弗认为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女孩中毒”文化，对年轻女性提出了不可能和矛盾的要求，女孩们收文化影响作出的回应是成为“女性模仿者”，并痴迷于自己的体重。3️⃣ 进入 21 世纪时，上大学的Sara Shandler)出版了Ophelia's Daughters Speak《奥菲莉亚的女儿们的谈话》这是一本青少年对Pipher作品的回应集。此外，Marya Hornbacher 出版了《Wasted: A Memoir of Anorexia and Bulimia》（1999 年）； Carolyn Knapp 出版了 Appetites (2003)。Caroline Knapp 写了她自己的厌食症经历，但她扩大了讨论范围，包括许多其他类型的流离失所的饥饿和强迫性行为、偷窃和赌博。 Knapp 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后女权主义时代长大的年轻女性可能仍然瘫痪。现实中，她们依然生活在男权时代，还没有被精心教育去抵制面临的自我贬低和矛盾的选择。年轻女性也因选择太多而感到困惑。Knapp建议她们熟悉自己的“饥饿感”。她写道：
A woman’s relationship with hunger and satisfaction acts like a mirror, reflecting her sense of self and place in the wider world. How hungry, in all senses of the word, does a woman allow herself to be? How filled? How free does she really feel, or how held back? … It’s about the collision between self and culture, female desire unleashed in a world that’s still deeply ambivalent about female power and that manages to whet appetite and shame in equal measure…. Women get psychically larger and they are told to grow physically smaller.
这一段写得太好了🥹女人与饥饿和满足的关系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她的自我意识和在更广阔世界中的地位。从饥饿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来说，意味着女人允许自己有多饿？怎么填？她到底可以感受到多少自由？或者有多拘束？ 这是关于自我与文化之间的碰撞，女性欲望在一个对女性权力仍然深感矛盾的世界中释放出来，并且设法以同样的方式刺激食欲和羞耻......女性在心理上变得更大，而她们被告知要在身体上变小。【饥饿是人的正常欲望，而瘦文化/减肥风气实质上是在压抑身体的基本欲望，很明显这种欲望只有女性在抗争】
一些心理健康专家认为，拒绝进食（或暴饮暴食然后呕吐）的女孩和妇女正在进行一场自我毁灭性的抗议活动，抗议自相矛盾的文化要求，即她们看起来像男孩子一样苗条，就像高级时装模特一样——而且，同时，看起来性感诱人。有人说，控制一个人的体重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似乎失控时试图获得控制权。【其实就是女性失权已经到了一种几乎没有实际权力的时刻，唯独只剩下自己的身体，利用减肥的方式在不违反男权社会规则的情况下看似掌控了自己实则也是在圈套之中】2004 年，在第二版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心理治疗：起源、主题和多样性中，Carolyn Zerbe Ennes 博士回顾了一些文献，这些文献表明“饮食失调可能是应对成就焦虑的生存技能。实现完美的身材可能是避免对高成就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的一种方式，这些刻板印象是孤独、无情、不女性化或没有吸引力。”一些理论家还认为，关注“身体自我”可能是一种“弥补心理自我不发达”的尝试。【是一种反抗，但是是在他人的规则里反抗并不是书写自己的故事】心理健康专家还认为，当女孩和妇女更痴迷于从自己的身体上减去几英寸而不是改变几英寸的历史时，她们生活在一个非政治（后女权主义）时代，并且作为孤立的个体，她们没有自我力量来抵抗文化上的贬低和色情性化。
作者为了创造《女人与疯狂》她采访了真正的专家：曾经是精神病和心理治疗患者的女性。包括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异性恋女性和女同性恋者，中产阶级女性和领取福利的女性，年龄从十七岁到七十岁的女性，在精神病院和治疗方面经历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女性，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作者记录几千年来父权制文化和意识如何塑造了人类心理。
I was charting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who, as a caste, did not control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or reproduction and who were, in addition, routinely shamed: sexually and in other ways. I was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a struggle for freedom might entail, psychologically, when the colonized group was female.
我正在绘制女性的心理图，她们作为一个种姓，不控制生产或生殖手段，此外，她们经常受到羞辱：性和其他方式。我试图理解，从心理上讲，当被殖民群体是女性时，争取自由的斗争可能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出版后收到了众多女性的喜爱，但同时也被大量男性所痛骂。幸运的是，作者获得大学的终身教职，幸运的是，没有父亲、兄弟或丈夫能因为我的思想冒犯了他们而在在精神上监禁我“luckily, no father, brother, or husband wanted to psychiatrically imprison me because my ideas offended them.”而这就是Elizabeth Packard曾经所做的，在代表精神病患者和已婚妇女的工作中，作为她的第一个改革，提出了：“No person shall be regarded or treated as an Insane person, or a Monomaniac, simply for the expression of opinions, no matter how absurd these opinions may appear to others.”任何人不应仅仅因为表达意见而被视为疯子或单身狂人，无论这些意见在别人看来多么荒谬。” 帕卡德还指出：“允许改革者被视为单一狂人是一种对人类进步的犯罪......如果真理的先驱因此而容易失去他们的个人自由......谁敢忠于他们内在的神性灵感呢？”菲比·B·戴维斯（Phebe B. Davis，1865）则更为现实。她写道，“real high souled people are but little appreciated in this world—they are never respected until they have been dead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真正高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少受到赞赏——他们永远不会受到尊重，直到他们死了两三百年。”
Some said my feminist views were “strident” (how they loved that word), “man-hating,” and too “angry”—a real no-no. 有人说我的女权主义观点是“尖锐的”（他们多么喜欢这个词），“讨厌男人”，而且太“愤怒”——这是一个真正的禁忌。【蠢话】
▫️心理学家宝拉·卡普兰（Paula Caplan）是The Myth of Female Masochism一书的作者，以及许多其他精彩的书籍，包括《他们说你疯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精神病学家如何决定谁是精神病诊断中的正常和偏见》，是杜克大学的研究生。她在一篇学期论文中“温和地批评了弗洛伊德”。卡普兰写道：“我的教授把论文还给了我。他在前面潦草地写道，‘本世纪弗洛伊德有多少次因为他对女性的看法而受到攻击？’ ”此后不久，卡普兰被“踢出临床博士课程”。【呵呵🤭这群跳脚男】
◾️心理治疗师米里亚姆·格林斯潘（Miriam Greenspan）是《女性和治疗的新方法》（1983）和非凡的《通过黑暗情绪治愈：悲伤、恐惧和绝望的智慧》（2003）的作者，她的上司告诉她，“专业人士（如果他们是女性）必须穿胸罩，女性过度愤怒是性格障碍的标志， 过度关注精神问题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过多的同理心是专业精神的严重失误，过多的同情心阻碍了一个人作为心理治疗师的专业知识。”
▫️精神病学家Jean Shinoda Bolen是《每个女人的女神：女性的新心理学》（1984）的作者，也是亚裔美国精神病学家委员会的创始人，她领导了反对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决定的斗争。她写道：“当时，APA是89%的男性，三分之二的患者是女性。不平等、歧视和陈规定型观念影响了自尊，限制了妇女的机会。
◾️ 临床心理学家海伦·博尔德斯顿（Helen Bolderston）写道：“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只接受了两个小时的性别问题教学，没有关于儿童时期遭受性虐待对女性的影响的教学。临床心理学培训计划未能让我为我将要与女性一起做的大部分临床工作的性质做好准备。
▫️ 心理学家简·乌舍尔（Jane Ussher）是《女性的疯狂：厌女症或精神疾病》（Women's Madness： Misogyny or Mental Disease）一书的作者，她写道：“在英国，女性仍然比男性更容易被诊断出来并被视为疯子。对妇女的性虐待仍然比比皆是——无论是在精神病院内外。现在可能有更多的女性担任临床心理学家，但专业话语（仍然）通过诊断和对女性'症状'进行分类来区分精神病学分类法。
即使是那些不太可能产生性别刻板印象的临床医生仍然表现出（通常是无意识的）对男性的偏好。他们的性别歧视可能是复杂的、微妙的。有时，女性临床医生对女性比男性临床医生更严厉。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以此来与被鄙视的群体保持距离。例如，1990年的一项研究证实，1990年精神科医生中的性别陈旧观念比1970年少。然而，更多的女性精神科医生认为男性特征最适合女性患者，而更多的男性精神科医生选择更多未分化的雌雄同体特征作为男性和女性患者的最佳选择。因此，女性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不一定比男性同行对其他女性更客观或中立。像男人一样，女性持有性别歧视的观点。也许这在心理上类似于内心有着种族主义观点的人更偏向浅色皮肤。拒绝承认这种观点，就无法抵制这种观点。例如，许多妇女报告说，她们对母亲的愤怒远远超过身为父亲的强奸犯，对她们来说母亲拒绝相信女儿被强奸这件事带来的伤害比女儿对强奸犯的愤怒要大得多。正因为女性与女性的亲密关系和同情对女性如此重要，当女性亲密关系不在强奸或乱伦幸存者的“那里”时，这是相当痛苦的。根据精神分析学家朱迪思·刘易斯·赫尔曼（Judith Lewis Herman）和她的母亲已故的海伦·布洛克·刘易斯（Helen Block Lewis）的说法，在家庭中的女儿感到被母亲“深深背叛”。这样的女儿觉得她们“被当作祭品供养一个有权势的男性，她们鄙视她们的母亲”。她们也学会了不指望其他女性的帮助。有些女儿会反击或报复——但主要是针对她们的母亲。【母女互害 世代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