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卡雷论写作

《巴黎评论》：你觉得成为作家的过程容易吗？在那个时候，你对自己打算成为一位作家这件事有信心吗？
勒卡雷：对于此事，我需要特别感谢报社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那时候英国印刷的报纸版面都非常大，页数也特别多，在火车上阅读很不方便，所以，我在坐火车上班时从来都不跟同事们争夺《泰晤士报》的阅读权，而是选择用随身带的小本子写东西。当时我住在离伦敦市中心很远的地方，上班单程就需要一个半小时：将一天中最好的时间段托付给了自己的创作，对于我最终能够成为作家这件事而言，无疑是最重要的。顺带一提，后来这条线路实现了电气化，通勤时间显著缩短，对于我的文学创作是个非常大的损失。事情就是这样，上班之前，假设我已经在火车上写了一个半小时，那么，等我总算进了办公室、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等于说是完全进入了懈怠状态，工作起来也多半是心不在焉的。到了午餐休息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又重新补充了创作灵感，可以再写一会儿属于自己的东西。下午则跟上午类似。不过，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又有一些感觉回来了，回家的火车上又可以接着创作下去。老实说，在那段时期，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以一种以次充好的态度在为国效力。
《巴黎评论》：你在那些随身的小本子上都写了些什么？
勒卡雷：我在写自己的第一本书时，没有任何的故事框架，没有任何的情节设计，却有乔治·史迈利这个特立独行的人物陪伴着我。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在我放小本子的背包里还不曾出现非常有个性的角色之前，我是没办法正式开始写书的。可是，当我拥有了史迈利这个角色之后，拥有了独属于他的那段过去、那段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私生活，以及他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的卓越表现之后，我马上就意识到，我有了可以共同生活、长期创作的好对象。
《巴黎评论》：你总是从具体的人物形象开始创作，而不是从——怎么说比较好——情节开始？
勒卡雷：是的，通常都是从某个人开始。事实上，我不记得自己哪次出门旅行时，脑子里是没有预先准备好一些人物形象的——如果没有这些角色来陪伴我，我根本就不会出发。真的，他们确实就是我的旅伴。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挝东北部旅行采风，创作一本名叫《荣誉学生》的书，我当时跟记者大卫·格林威结伴同行。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一路上很艰苦，而且险象环生、危机四伏。那天我们坐在一架又破又小的飞机上，他突然转过身来问我，如果是史迈利的话，他会选择坐怎样的一架飞机前往目的地呢？于是我就说，他肯定会选择坐最特别的飞机，配备有那种美妙的老式洗衣瓮，以及类似这些新奇玩意儿的飞机——他总是跟当地人打成一片的。结果格林威说，我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直接将史迈利塞进洗衣瓮里，我们自己去坐头等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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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现在你已经不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上写作了，你每天的创作是怎样的？
 勒卡雷：嗯，我还是不会打字。我用手写，写好之后，我妻子会将所有的东西打出来，没完没了，反复打。等她打好之后，我还是会用手写的方式在打印稿上进行批注和修改。我在工作上绝对是个苦行僧式的家伙。就跟当运动员一样：你必须找出一天中哪几个小时是效率最高的。我是个晨型人。我喜欢在晚上喝酒，有了好的想法就睡觉，醒来时想法已经被解决或者往前推进了。我相信睡眠的神奇力量。而且，我醒来后就直接去工作，时间往往都很早。如果一本书临近收尾，我会从早上四点半或五点钟就开始写，一直写到午饭时间。到了下午，我会出门散散步，然后，一边喝着苏格兰威士忌，一边看看简打出来的东西，再稍微调整调整。不过，我总是尽量选择在一整段情节完全结束之前上床睡觉——就在还差一点点就要结束之前。如此一来，我在睡前就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第二天一早该去哪里，但不怎么清楚我去的时候具体该做些什么：一觉醒来，它似乎就能主动向我提供答案。
最近几年里，我一直都住在很远的乡下地方。我一直远离作家和文艺圈的人。实际上，我宁愿跟樵夫聊天，也不想跟作家同行们说话。我喜欢第一手素材，不太喜欢交流思想。而且，我不喜欢谈论我的作品，不管你信不信。实话实说，我就是个十足的无聊呆瓜。
《巴黎评论》：以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你每天能写出多少字？
勒卡雷：我不知道。笔头顺的时候，我的速度快得可怕。一天写一章一点也不奇怪——对我而言，无非就是填满二十二页左右的稿纸。举步维艰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真的举步维艰，也只有在开始阶段才会这样。第一页和第一章基本上就是无休止的调整、调整、再调整，将好的地方统统划掉，放上一大堆啰唆的文字。实话实说，拿笔写——这就是我唯一的思考方式。手中一旦没有笔，我就无法思考。顺带一提，我的生活也不是完全苦行僧式的，不算面面俱到。
《巴黎评论》：你划掉的“好”的部分具体指什么？你会保留它们以备后用吗？
勒卡雷：好的部分通常是那些鹤立鸡群般华丽的散文式片段。不，我后来从未用过它们。如果我事后再去将它们从抽屉里的一堆稿纸里面打捞出来重读，它们通常都会令我感到难堪，我还不如干脆把它们扔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