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第四卷摘录

然而，政府的总体力量始终都是国家的总体力量，绝不改变。由此可见，政府在自己的成员身上耗费的这种力量越多，余下来运用在人民身上的就越少。
因此，行政官的人数越多，政府就越弱。这是个基本准则，因此，我们将尽力对此作进一步阐释。
我刚刚证明，政府随着行政官的增多变得松散，而在此之前我也证明了人民的数量越多，镇压的力量也应当越大。由此可见，行政官对政府的比例应当与臣民对主权者的比例相反，也就是说，国家越大，政府就越应当紧缩，从而使得首领的数量随着人民数量的增多而减少。
根据“民主制”一词的严格意义，从来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真正的民主制。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被统治的现象有悖于自然秩序。我们无法想象人民为了解决公共事务而不断地聚集在一起；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若要为此设立授权机构，就必然导致行政形式的改变。
但是，随着制度的不平等超越了自然的不平等，财富和权力比年龄更受器重，贵族制变成了选举式的。最终，父亲的权力和财产一同传给了孩子，从而产生了世袭家族，政府也就成为世袭政府，以至于出现了二十岁的元老院议员。
他们的个人利益首先在于人民的弱小、穷困、永远不能与他们相抗衡。
在共和政府中，公共意见几乎永远都只会将开明能干的人推到首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也会卓越地履行他们的职能。相反地，在君主制中出人头地的往往都只是些糊涂蛋、骗子、阴谋家，他们依靠耍弄小聪明在宫廷里爬上高位，然而一旦到达那些位置，这些小聪明只会向公众表明他们的无能。
国家依然会治理得很糟糕，因为首领总是跟随自己的宏图伟略，忘记人民的利益，他滥用自己过剩的才能给人民带来的不幸不会比缺乏才能、智力有限的首领造成的不幸少。
即便是有着最佳政体的政府，灭亡也是其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
精神事物可能性的限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狭隘。是我们的软弱、恶习与偏见令它们狭隘。卑微的灵魂不相信伟大的人物：卑贱的奴隶对自由这个词报以嘲讽的微笑。
好的法律能够让人制定出更好的法律，而坏的法律会带来更坏的法律。一旦有人谈到国家事务时说：这与我何干？那么我们可以认定国家已经完蛋了。
最终，当濒临毁灭的国家只能以虚幻的方式继续存在，当社会联系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已遭破坏，当最卑劣的利益厚颜无耻地冠上公共福利的神圣名义，这时普遍意志变得缄默，所有的人在隐秘的动机指引之下不再作为公民发表意见，仿佛国家从未存在似的。
法律的刚性决定了它不能因事件而变通，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刚性反而会令法律变得有害，并且可能在国家处于危机之时，造成国家的灭亡。形式上的程序和拖沓需要一段时间，但有时形势却又不容片刻之缓。可能发生千百种立法者根本没有设想到的情况，而意识到人不能预测一切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先见之明。
因此，不应当意图过度地加强政治制度，以至于丧失自身中止其运行的能力。
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民中，决定他们喜好的选择的不是天性，而是舆论。
人们总是喜欢美好的东西或是他们认为美好的东西，但是他们正是在这种美的评判上发生了错误，因此，问题在于对这种评判做出修正。
正因为人们将神灵置于政治社会之首，因此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个神灵。两个彼此之间陌生、几乎一直敌对的民族不可能长时间地认可同一个主人；两支彼此开战的军队不可能服从同一个首领。因此，从民族的分化中产生了多神论，由此又产生了神学和政治上的不宽容，这两种不宽容本质上是一样的，这点我们之后会谈到。
人类远远不是为了神灵而战，正如《荷马史诗》中所记载的那样，是神灵为人类而战；每一方都要求自己的神灵庇佑他们的胜利，然后筑建新的祭坛作为回报。
在确立政治权利真正的原则以及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之后，需要通过国家的对外关系提供支持。这些对外关系包括国际法，通商，战争法和征服，公法，联盟，谈判与缔约等。但是，所有这些对于我短浅的见识来说是个太过宽泛的新的课题，我不得不始终将我的观点限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