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许下终身禁欲的誓言，作为一种强宗教践行，正是他超越常人成为圣雄的原因，这种践行也成为其力量的来源，以满足仇敌环伺中界定并强化自我的需要；
但很难说，是践行赋予了他力量还是为了在政治活动中获得力量而开始践行；
托尔斯泰：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
《祭礼》里的阿查雅，婆罗门种姓，在一系列的意外后发现内在自我的真理，是一个很好的旧印度式求知者的形象，“旧”体现在他是被已死的文明所囚禁的，只能在种姓、业的概念中界定自己，而求知的解答是，退回自我，“一根风中的丝，一片随风形成的云，我已成为一物，通过意志的行为，我将再次成为人。”——其实是一种很朴素的自我构建哲学，只是接下来新的人该如何做人，是执迷还是践行，差别就出现了；
甘地在外国社会成熟了，同样，他以防御的姿态退回自我之中，潜入艰难获得的信念和誓言里，随着岁月变得越来越固执，常常在表面上追求愚行，他持续不断被外在事件、被其他文明强迫进行再救赎和再界定，四十多岁重返印度时，他已被塑造完成；
受伤的文明，或是老去的文明，未死，但又迟迟难以新生，这不是留学归来复制西方那套就行的，要么自我否定全盘西化，要么用智慧完成一次重塑；
甘地至少尝试了，虽然个人戏剧性多于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