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消费革命走进家庭

如果说在19世纪后期，关于消费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影响的恐惧（和希望）集中于城市和公共空间，那么在20世纪上半叶，它们越来越多地围绕私人空间。在欧洲精英和资产阶级的家中，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分离在17、18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理念，即男女领域分离。伴随着更大程度的隐私保护，一种新的舒适文化出现了，这种文化以软垫椅和后来的沙发为代表。约1900年，这些较长期的趋势获得了新的意义。工业化极大地加快了有偿工作脱离家庭的速度。它让家庭成为消费的典型空间，一个由家庭主妇打理并且等着填满私人物品、新技术和休闲活动的物质庇护所。
到19世纪晚期，资产阶级的家已经成为“自我”的避难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非常真实的肉体意义上的隐退，因为中产阶级把他们的公寓变成了远离街头革命性危险的安全避难所。但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私有化在人与物品的关系中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安全不仅仅意味着给前门上锁。橱柜、书桌、衣柜、箱子和许多其他个人物品都由积极的锁匠装上了锁。个人物品必须保护好，不仅要防着仆人，还要防着家人、同等地位的人。地毯和窗帘变得更加精致，形成了一个静默的保护罩。通过物品实现对个人舒适、控制、秩序的追求，这强化了对安全的渴望。
收集古董成了资产阶级共同的消遣。人们渴求的真品范围很广，从亚洲花瓶和土耳其地毯到布列塔尼的纺车，这些物品在巴黎资产阶级和一种理想化的乡村昔日生活之间编织了一条线。大众舒适条件的普及非但没有摧毁古老和“真实的”物品，反而增加了它们的价值，让人们对过去的一切物品都产生了近乎考古般的兴趣，无论它们是普通物品还是精品。
住房自有的历史本质上是一个关于“行为改变”的长期试验。对拥有自己的房子，人们没有天生的渴望。就像19世纪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普特尔先生也满足于租房。在20世纪，住房自有成了常态，没有房子成了一种耻辱，这种趋势首先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然后更广泛地出现在其他地方。住房自有也把房子变成了一种储备金。这要求人们养成谨慎理财和长期投入的新习惯。而且，拥有住房产权鼓励人们与住房和其中的财物抱有更强烈、更亲密的感情，让住房更像是“我们的”。
（赫伯特·胡佛）将自己的哲学命名为“进步的个人主义”，但我们不妨称之为“公民消费主义”。它将消费者的欲望和积累嫁接到拥有房产的积极公民的公民理想上。拥有一所房子让人们在社区中有了利害关系，同时也为拥有更多的私人物品、浴室和电器打开了大门。反过来，拥有一个更舒适的家，会给予人们加入公民俱乐部、参与共同进步的信心。在这里，爱国消费者的格局比后来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购物的呼吁大得多。
在英国城市里，租金在19世纪晚期的上涨速度远超工资的提升速度，这必然会抑制工人阶级的消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引入的房租管制起过一些作用，但这项措施很快就被逐步取消了。租户协会和抗议房租的罢工活动的激增，表明人们的愤怒之情日益增长。各国选择不同的道路来改善住房状况。在比利时，罢工迫使政府在1889年给予国家储蓄银行为改善穷人住房而投资的权力；1894年，法国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英国城市选择了清除贫民窟，结果喜忧参半。当时的美国观察者认为，在英国，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者的措施是完全不够的。在比利时和法国，小城镇比大城市能更好地利用住房贷款；另外，巴黎的林荫大道和维也纳的美化工程，让许多新房子成了最贫困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
总的来说，在20世纪初，房子变得更大、更干净、更舒适，但它们也变得越来越昂贵。第一代公共住房也收取高昂的租金——当英国工人搬进新的郊区市政住房时，他们的租金通常会飙升三分之一甚至更多。1928年，利物浦市政住房三分之一的租户都拖欠租金，而且那是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来袭之前。20世纪30年代，工人们将工资的20%到25%花在了房租和食物上——那些需要还按揭贷款的人，比例要稍微多一点。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推出了更多的民众负担得起的住房，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扩张，公共住房、更严格的租金控制和社会转移才为贫困消费者提供了大力支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住房成本在家庭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再次上升，至少在西欧是这样。
在整个欧洲，保守派、房屋建造者和基督教改革者都在唱着同一支公民消费主义乐曲的不同变奏曲：一个拥有自己房子的人在他的国家有利害关系，这让他成为一个正直、忠诚的公民，成为家庭生活和自由（针对集体主义而言）的支持力量。事实上，即使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没有完全不受自有住房的诱惑。后期的斯大林主义用家庭舒适和自有住房的理想激励其新精英——努力进取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
现代消费技术首先依赖现代公用事业设备。社会，甚至个体家庭，经常同时生活在几个相互重叠的物质时代。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煤气、电力和自来水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分开出现的，时间间隔可能长达两三代人。美国也不例外。都市化的美国很快就对新燃料产生了兴趣。到1929年大萧条时，75%的美国住宅已经通上了电，一半住宅用煤气做饭。然而，管道系统的现代性出现得较晚。当林德夫妇于1925年在印第安纳州的莫西为他们的著名社会研究《米德尔敦》（Middletown）做调查时，他们发现约33%的家庭没有浴室，25%的家庭甚至没有自来水和污水管道，但是看到同样这部分家庭在“使用汽车、电动洗衣机、电熨斗和真空吸尘器”，这种情形“并不少见”。77这几乎是美国国内的普遍模式。不过，社会现实和“每人一个房间”准则中概要体现的关于舒适、清洁的理想标准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在20世纪20年代的得克萨斯州，20%的白人家庭和43%的非裔美国人是两个或以上的人住在一个房间里。在纽约市，煤气和电力几乎是普及的，但是29万个房间没有窗户。
要购买节省劳力的设备，首先必须认为劳力是值得节省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洗衣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日常活动一直是女性生活的一个特征。为什么要改变它？在今天的南非，在那个家家户户都有彩色电视机和冰箱的地方，许多妇女坚持以手洗衣服来履行她们作为妻子的职责；人们谴责洗衣机引诱女孩和儿媳变得懒惰、无礼。新技术需要人们有将手工完成的工作转用机器完成的意愿。……这意味着要认识到，一个家庭主妇比她的体力劳动更有价值。
批评者认为耐用消费品仍然让女性沦为奴隶——用J. K.加尔布雷思的话说，就是“隐秘的仆人”。严格来说，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是它忽略了这种从属关系性质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因为妇女从体力劳动转向了家庭管理。
因此，现代住宅的吸引力与现代女性的崛起携手而来。我们太习惯于把家看作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场所，以至于很容易忘记，前几代人在家庭内外都在寻求赋权和解放。这个时期的新一波女性杂志用跟宣传化妆品和电影明星一样多的篇幅宣传现代住宅。它们都是一个更自由、更消费主义的现代化梦想的一部分。
事实上，家务并没有消失。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妇女有权在家享有闲暇。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女性家庭经济学家尽管对节省时间的承诺持怀疑态度，却依然支持家庭工业革命。结合更舒适的环境和更好的规划，“经济设备”将帮助家庭与“每个家庭成员的需求和愿望”相匹配，并带来更多“令人愉快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帮助”。它将为“服务精神——幸福之家的基础——提供一个出口”。
在各个地方，对传统规范的摆脱都伴随着一种新的关怀责任：提供一个现代的家。家居展览告诉家庭主妇，把过去的困难归咎于技术障碍，就过于简单了。她还应该责怪“作为客户和消费者”的自己没有充分利用新机器和培训。家庭主妇被提升为卫生、营养和文化的“超级部长”。
在日本，这种“提升”体现在“主妇”这个词（しゅふ）的意义转变上。它原本指的是一家店的女老板。到20世纪早期，它的意思是“家庭主妇”。在日本，和在别处一样，卫生和营养这门新学科赋予家政公共性和科学权威性。当家庭主妇成了一种职业。干净的家、营养丰富的家常菜让男人远离污垢、疾病和酒精，让家庭和民族保持健康。
家的干净和自豪感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可无限扩展的。……作为消费主义的引擎，“内置报废”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而新的耐用品引入的规范和实际操作等内在强化同样重要。当时的研究发现，真空吸尘器和洗衣机确实每周能节省2到9个小时，但是节省出来的时间实际上被更加频繁的打扫和洗衣，以及更高的清洁标准抵消了。床单和衣服更换、清洗得更加频繁。在使用洗衣机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就改变了人们对干净或肮脏的感觉。1966年，只有5%的德国男性每天换内衣；到1986年，这一比例为45%。……家庭主妇长期以来一直在抒发她们对家庭状况的自豪和关怀。越来越多的商品和电器大大增加了对她们的注意力的需求。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并没有费力去用软石灰石擦洗门前的台阶，使其更加光亮，而是争相比较谁打理着最闪亮的厨房、最干净的浴室和最整洁的客厅。这是一个残酷的矛盾之处：新设备承诺将家务活变成休闲活动，但女性是在视无所事事为非女性所为的文化中长大的。节省出来的时间被用于另一轮清扫。
在某些情况下，家用电器以间接的方式赋权。在埃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当贫困的家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展示自己在邻里中的地位。但是，这也加强了家庭主妇对家庭财务的控制。用余钱来分期购买电视机或洗衣机，就意味着这些钱不会被借给来借钱办婚礼或支付医药费的穷邻居和穷亲戚。耐用消费品把钱锁定了，钱的主人就不用回应传统互惠原则下的借钱要求。当社会改进的机会出现时，比如搬到更好的公寓或者为了孩子的教育，这些耐用消费品可以被转售，从而释放出积累起来的资本。白色家电就像一种储蓄账户，并赋予家庭主妇拥有更大控制权的红利。这种从未在传统批评和媒体评论中被提及的消费主义，鼓励更大的自主性和对个人小家庭的关怀。现代物品可以被当作一张车票，能让个人离开其出生的大家庭和社区。
男人花在家务活上的时间仍然比女人少，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革命。只是这场革命不是发生在厨房里，而是发生在开展业余爱好的地下室、车库和花园里。“修理先生”加入了“清洁夫人”的行列。男人和女人从相反的方向来到现代家庭。对女人来说，工业进入了家庭，将她们的家庭角色提升为科学管理者。而对男人来说，家和花园是远离工业劳动世界的避难所。
有几项发展同时出现。从手艺人到工厂劳工或办公室职员的转变，引起了人们对男子气概的担忧。既然现代男性不再是“工匠人”（homo faber）了，那他们实际上成就了什么？“自己动手”是一种重建男性自豪感的方式。业余爱好和手工艺，而不是好勇斗狠的锐气，为无所事事的人找到事情做。“自己动手”还为私人娱乐活动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辩护，当时逐渐增加的休闲时间包括20世纪30年代因高失业率而来的“非自愿”休闲。工具成了消费品。20世纪中叶，梅西百货公司开始销售电锯和其他电动工具；1946年，百得公司推出了小型手持电钻。
认为购物的增加会自动导致家务减少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最商业化的消费文化——20世纪的美国——中，人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一直保持在每周52小时左右。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住房面积的扩大和“独居生活”的兴起。个人需要照看、打扫的住房空间变多了。其次是电器的涌入。洗衣机、地板打蜡机、电熨斗、榨汁机、电钻和缝纫机等电器的涌入，要么恢复了以往的活动，要么创造了全新的活动。消费变得更富生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