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参与的风潮：司马迁对自己时代的描绘

一群全新的领导班子在汉武帝治下升迁掌权肯定惹怒了司马家族。专精典籍的狭隘学问，显然比司马谈折中主义的道家思想或者司马迁对于过去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更受青睐。但可能还存在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史记》中有迹象表明司马家族还可能受到门阀世袭官制的衰落以及朝中齐、鲁势力之兴起的影响，这一派势力与司马氏出身的秦、晋地方势力针锋相对。
司马迁关于在选官制度中如何权衡门第和才德的态度似乎颇为复杂。显然对他和他父亲来说，维护一个家族的传统非常重要，无论这个被声称的传统多么成问题。他似乎偶尔会点出某些人物的家族传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同时他也似乎认为那些缺乏家族传统而又“横空出世”、突致成功的人是很成问题的。例如，韩信和卢绾是助汉打败项羽的将领，两者都和他们的君主、日后汉朝的开国皇帝产生了矛盾，最终被发配匈奴。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末尾总结指出：“韩信、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微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93.2642）。韩信和卢绾的成功并非基于家族传统，因此十分脆弱且易于倾覆。在其他地方，司马迁则将一个人优雅的举止风度归功于家族传统（96.2865）。
司马迁似乎不但显得急于用家族世代为官的传统来把自己塑造成“贵族之后”（blue blood），而且还将自己的族谱追溯到战国时的秦国。其祖先中我们有把握能确认身份的一位，事实上是帝国统一之前秦国的一位将军。伟大的中国现代史学家钱穆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秦代和汉代初年，东部的文化中心齐、鲁与更偏法家、更加尚武的西部文化传统间一直存在斗争。颇耐人寻味的是，司马迁反复将公孙弘这类新兴儒生和颇具影响力的方士群体认作东部人（来自齐、鲁、燕三国旧地）。我们前面已经注意到，司马迁引用了汲黯这个被《史记》当作黄老道家和“西部人”的话，将“齐人”形容成“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当然，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几乎把每个齐人都写成了苦心算计、用荒唐的承诺和迷信来巴结皇帝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