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留在原地

丧失的流动性
在美国人对国际移民容忍度下降的同时，他们自己的流动性也开始降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富裕州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比其他州快得多。但从199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富裕州不再吸引更多人。高技术的工人继续从贫穷的州搬迁到富裕的州，但是低技术的工人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讲依然保持流动，但其流动的方向似乎与之前相反。这两个趋势意味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在技术水平方面越来越分化。沿海地区吸引着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似乎集中到了内陆，特别是东部地区，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等老工业城市。这一系列变化助长了美国社会在收入、生活方式和投票模式等方面的两极分化，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度不平衡，带来了一种混乱的感觉。
生活成本的提升（房价和房租）
正是由于不断增长的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帕洛阿尔托、剑桥和其他类似地方的住房成本激增。纽约的律师和大楼管理员都比南部诸州的相同工作挣得要多得多，而且两地律师的薪水差异（45%）要比大楼管理员（32%）更高。但是住房成本仅占纽约律师薪水的21%，却占到了纽约大楼管理员薪水的52%。如果比较扣除生活费用的实际收入，纽约律师的收入的确比南部诸州的律师高出许多（37%），但对于大楼管理员来说则完全不同（纽约的只比南部诸州的多挣6%）。这让大楼管理员去纽约工作变得没有任何道理。

在快速扩张的城市周边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屋，但这需要时间。此外，美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区划规定，限制建造新的或是密集的住宅。新建筑与已有的建筑不能有太大区别，占地面积必须是最小的，等等。这使得当地在住房需求上升时，很难有高密度社区。与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使得新移民面临相当糟糕的选择：要么搬到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生活，要么出高价住在城里。
家庭
如果一个人因为其所在地区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而失业，并且考虑是否搬到其他地方找工作，那么房产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只要他拥有自己的房子，哪怕转手的价值非常低，他也可以选择住在里面。如果他没有房子，那么在当地经济崩溃导致房屋租金下降的情况下，相比高技术工人，他所获得的收益要更大，因为住房原本占据了他更多的生活预算。经济低迷往往会导致当地住房市场的崩溃，而这反过来却让穷人无法前往其他地方。

即使家乡的机会少，其他地方的机会多，人们还是会找到理由留下来。比如，由于法规严格和缺乏公共补贴，托儿服务的价格在美国很高。对于从事低薪工作的人来说，以市场价格购买托儿服务通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求助对象是爷爷奶奶，如果不行，就只能找其他亲戚或朋友帮忙。因此，除非可以带着这些人一起搬家，否则搬家是不可能的。当大多数妇女专职在家照看孩子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当今世界，这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此外，工作可能不会一直都有。失业让人没有归属感，而没有家庭地址则会让人很难再找到一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能提供财务和情感上的安全网。失业的年轻人搬回父母家。正当壮年的失业男性中，有67%的人与父母或近亲属同住（从2000年的46%逐渐增加）。由此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愿意放弃这种舒适感和安全感，搬到另外一座城市了。
回归城市之旅 （成功还是失败）
如果人们很难离开受困之地，为什么工作机会不来找他们呢？当然，在其他企业都倒闭的县里，新企业可以从新的可用劳动力、较低的工资和较低的租金中获益。

哈勒姆位于土地稀缺的曼哈顿，同时拥有该地区的激情和众多便利设施。哈勒姆迟早会复兴，但我们对阿克伦（或南本德、底特律）就没有那么乐观了。那些地方依然难以为多数年轻富人提供那些诱人的设施，比如漂亮的餐厅、豪华的酒吧，或者提供高品位咖啡师和高价浓缩咖啡的咖啡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除非提供这些生活设施，否则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会来，但如果附近没有足够多的喜欢这种生活情调的人，这些设施又不可能发展起来。

任何行业的实际分布地图都不会像那样，似乎所有的飞镖都被人扔向了同一地方。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声誉的考虑，买家可能会对玉米地中冒出来的一家软件公司感到怀疑。此外，如果每次需要新员工时，都必须说服某人从国内很远的地方搬来，而不是从隔壁公司直接挖人，就很难招到员工。另外，还有监管方面的原因，区划法规通常将污染严重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区，饭店和酒吧则集中在另一个地方。最后，同行往往形成了相似的偏好（技术员喜欢咖啡，金融家喜欢炫耀价值不菲的葡萄酒）。人群集中让提供偏好设施变得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