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读大学期间，父亲第一次有机会摆脱他母亲的影响，但那很不容易，而且他也从未成功过。然而，他还是探索了一些新思想，从而逐渐拓宽了他对身边世界的理解，并结交了一些终身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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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了大学教育的影响，有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有了一大堆朋友，父亲对待生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他的婚姻—虽然起初他曾经疑虑、犹豫过—是天赐之作。母亲的激情、人缘和社交能力帮助他应对自己的羞怯和不自信，弥补了他心知肚明的自身的缺陷。从母亲那里，他找到了一个能够理解、关心和保护自己脆弱感情的人。他希望她永远跟他在一起—即便不是在自己的身边，也能够随时得到帮助。他希望能够跟她一起退缩到他们的二人世界。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种浪漫，而且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极度的爱慕浓情。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的纽带关系是绝对排他型—包括他们的孩子。这种排他型关系导致的是他对母亲的强烈依恋。
　　我们打小就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吸引母亲一丝一毫的注意力，就必须跟父亲竞争。我们知道她非常在乎我们，喜欢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看得很清楚，父亲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所产生的冲突会让她异常恼火。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永无休止的重担，是造成她巨大压力的根源，也是她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父亲希望只要自己有需要，就能随时找到她，而在这方面，他的需求事实上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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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她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她温柔而耐心地传授给我的情形。美丽的物品到了她的手里就变得有了生命，仿佛她的赞赏为那些物品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美。她端详一幅画的时间越长，她从中发现的东西就越多，好像是她通过某种魔力挖掘到了普通人无法进入的新的深度、新的境界。
　　母亲身上没有什么“收藏家”的喜好，收集整套的东西对她来说远远不如欣赏每一件物品更加有兴趣。她的一些品位和直觉影响了我，而她身上的这种品位和直觉总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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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注意到她把一些大胆的新艺术形式—常常还有创造那些新形式的艺术家们带进了家—这令父亲颇感不快。我们还注意到，只要她有机会跟我们在一起或者单独跟我们一起玩耍，她就会喜上眉梢。她喜欢探险，喜欢出人意料的东西。率性而为是她的性格，而从冲动行事中她获得了无比的乐趣。
　　职责、道德和品行
　　父亲则正相反。他希望生活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模式。他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做事的先后顺序如何、与什么人一起做事以及怎么做事等。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度假，一天怎么过都要事先计划妥当，而偏离计划的事情他是难以欣然接受的。我记得他在有人提出某种新活动的时候说：“可是我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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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喜欢现代艺术。他认为它“不像生活”、丑陋且令人焦躁不安，拒绝母亲把当代艺术品挂在家里他常去的地方。在尊重他的同时，她不改初衷，兴趣越来越浓厚。...
　父亲那相对比较传统的品位主宰了房子其他部分的设计，虽然母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品位在那些地方也表现得十分显着。母亲完全赞同父亲对古典和经典艺术的欣赏，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母亲热爱美（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美），但父亲的品位却局限于比较传统的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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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时光
　　从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日程安排从来没有变化。我们被早早地叫醒，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了早祈祷后迅速吃些早饭。父亲让我们学习《圣经》里的选段，并要求我们背诵。然后，我们每人轮流朗读一篇诗篇或《圣经》里的另外一节。最后，我们一起祈祷。父亲严厉而不失温柔地向我们解释我们所念内容的意思。嬉笑打闹或者中途插话是绝对不允许的。祈祷总共需要10~15分钟。母亲和我姐姐巴布斯都不参加祈祷。
　　除了约翰以外，我们都在哈勒姆附近的第123大街和莫宁赛德大道的林肯学校上学。父亲认为男孩锻炼身体很重要，因此，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在前厅穿上冰鞋，
第7章 孩童时代
林肯学校不是那种典型的富家子女上学的私人学校，不像男孩上的勃朗宁或圣伯纳德，也不像女孩上的蔡平或布里尔利。那里的学费相当低，具有竞争性，来自任何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可以上。林肯学校对男女生都开放，其生源构成在市里很有代表性。在我的班里，只有几个孩子来自富裕商人或银行家的家庭，大多数同学来自中产阶级的学术界和艺术界家庭。其中之一是特西姆·佐拉奇，是着名雕塑家威廉·佐拉奇（William Zorach）的儿子。有几个孩子来自新近移民到美国的家庭，有一个还是白俄罗斯移民。我的同学都很聪明，而且—跟我一样—对活动的兴趣大于对体育的兴趣。
　　当时，林肯学校与纽约所有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其实验教材和教学方法。父亲热烈支持约翰·杜威的教育方法和学校改革，并给予了慷慨的支持。父亲和林肯学校的其他创始人们相信，现代学校必须不仅仅是灌输公式数据和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场所；学校必须成为学生学习如何自己动脑筋解决问题的地方。经营林肯学校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早年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支持来自大众教育委员会，是实践杜威教育思想的实验学校。
　　林肯学校强调孩子们有学习和在自己的教育方面扮演积极角色的自由。在大多数课程中，我们没有教科书上具体的阅读作业，而是被要求去图书馆搜寻资料。从根本上说，老师教我们的是如何学习，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灌输给我们的知识。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拿我来说，我在阅读和拼写方面很弱，而我的老师们根据“进步型”教育理论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认为我只是读得比较慢，会自己成长起来的。结果，我的阅读能力以及我的拼写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只是略有提高。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巴布斯和约翰—在朗读方面都多少有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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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父亲的标准太高、太严格，约翰从来不能指望从他那里获得完全的认可。所有成就、成功都是理所应当的—归根结底，洛克菲勒家的人就应当如此表现—进一步说，你必须小心不能因此而飘飘然，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由于尽善尽美成了惯例，因此，约翰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虽然可能没有明说，可父亲的反应总是让他感到他应当能够做得更好。
　　约翰具有“紧张个性”是不足为奇的。在社交环境中，他表现出极度的忸怩羞涩、腼腆拘束，会为自己说过的话或有过的想法自责好些天。他跟父亲一样，患有某种疑心病，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在孩提时代，他各种过敏、小病不断，虽然没有一次病得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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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羞怯腼腆得叫人生怜，而内尔森则擅长交际、性格外向，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让约翰感觉不堪重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内尔森看来似乎是小菜一碟。内尔森好像研究了巴布斯和约翰的情况，并决定在处理与父亲的关系问题上不会再犯他们两人的错误—不去作徒劳无功的反抗，也不臣服于洛克菲勒家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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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尔森--当他偶尔注意到我，并要我参加他的某个“探险”之举的时候，我的生活立刻变得更加美好，也更加激动人心。
劳伦斯—...然而，年轻的时候，他在不断地寻求正确的人生道路。后来，他成了一个取得巨大成功的风险投资家和环保主义者。他对超凡脱俗的想法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
内尔森和劳伦斯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团队，在他们的成年生活中，他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比较凌厉、比较外向的内尔森自然成了他们探索过程中的领袖，但比较安静、比较专注的劳伦斯则能够不懈地追寻他们的目标。他们最喜爱的是格雷的小说，并在他们的现实表现中模仿小说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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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性情急躁，反对传统，精力充沛。我认为他在拼命争取获得父亲的肯定，可是他在学业上的失败，以及他与那些我父母不认可的朋友在一起时的无节制行为，使父亲很少给予他所渴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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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与众不同，甚至不同凡响的家庭，但是，这种意识反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机遇。母亲和父亲都深深地关怀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拥有最好的生活，并且通过他们各自的方式试图告诉我们他们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最美满。母亲是个卓越的女性，她那优雅的个性和潇洒的行为对每个人—尤其是她的孩子们—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父亲更加严厉一些，当然也更叫人敬畏。然而，我对我自己以及我们家的传统的理解，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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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我曾经在寄宿学校读过书，就像许多有钱父母的孩子们那样，那么我就能成为这个我心里羡慕不已的集体的一分子—可是我当时感觉自己是如此格格不入—而且我在哈佛大学的日子就会立刻变得更加欢快，当然一切也就会大不一样了。但是，在将近70年以后回忆这段日子时，我相信如果那样的话，我一生的经历也就不会那么有趣，或者那么有创造性了。由于被迫应对我在哈佛大学早期的不安全感，要挣扎着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并获得大家的认可，因此我变得思想更加开放，忍耐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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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自己上学期间数次发现，一个启发型教师能够刺激人的思维，且与所涉及的是什么主题无关。我永远感激麦基尔韦恩教授、洛斯教授和厄舍教授，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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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家族遗产
　　1934年秋天对于我以及我的家族的未来而言，是个关键的时刻。父亲决定要设立一系列不可更改的信托财产，为母亲以及他的6个孩子每人留下6 000万美元。通过这些1934年信托财产—我们家族里是这么称呼父亲的决定的—父亲能够至少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资产在免财产税的情况下传给3代人。如今，这些信托财产构成了我们家族的主要财富。没有这些信托财产，洛克菲勒家族的绝大部分财富就会通过税的形式交给政府，或者捐献给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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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大幅度提高让父亲相信，如果他希望让我们能够独立起来的话，他别无选择。但是，他真正担心的是我们的成熟程度和经验的多少，这促使他设立了信托财产，严格限定任何一个受益人获取收益、动用本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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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初衷是给他的孩子们每人一小笔钱，然后逐年增加，直到我们30岁。信托财产的设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我们30岁之前，信托财产的收益除了支付给我们的以外，并不是用于再投资，而是分别捐献给数个指定的慈善机构，包括洛克菲勒研究院和里弗赛德教堂。
　　1935年，也就是信托财产开始运作的第一个整年，我只收到2 400美元，是收益总额中的很小一部分。这笔钱包括我的所有生活和大学费用—除了学费以外，然后是每年400美元，也就是父亲在我上大学期间每年给我的。有时，我的确发现自己手头拮据，不得不请求父亲提前给钱。而他通常会把我的请求当做教诲和指导的机会。他在1935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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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国会在1935年提高了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时候，父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如果他不现在就提高自己留给3个小儿子的信托资产的话，他就会永远丧失机会。于是，他增加了给我们的资产份额，并因此将所有的信托资产提高到大约1 600万美元的水平。我是到了数年之后才被告知自己的信托财产数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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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熊彼特。事实上，我在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学术顶点就是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课。熊彼特是公认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奥地利的政坛一直很活跃，并在1919年担任过短期的财政部部长。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维也纳经营过一家私人银行。1932年，他来到哈佛大学。我于1936年秋季遇到他的时候，他已是50多岁了。
　　熊彼特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旧秩序扞卫者。他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认为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应对大萧条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失业率，以及大萧条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然而，他否定了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即没有政府的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遭遇长期的大量失业和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
　　熊彼特担心，凯恩斯主义会用政府控制永久性地取代正常而健康的市场运作。这些“异教邪说”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对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令他感到极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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