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三義，390—392頁

       关于性论最应注意者，是各家虽同在论性，而其所说之性，意义实不相同。性最少有三项不同的意谓，是应该分别的。性之第一意谓，是“生而自然”。告子“生之谓性”之性、荀子“性者天之也”之性、韩退之所谓“与生俱生”之性，及宋儒所谓气质之性，都是此意谓的性。生而自然的标准，是“不学而能，非由于习”。但所谓 “不学而能，非由于习”，意义亦甚笼统。“不学而能”，有生来的不学而能，也有成长后的不学而能；“非由于习”，有“非由习而生”与“非由习而成”之不同，非由习而成固必非由习而生，而非由习而生却可以是由习而成。所以“生而自然”，可说有三种意谓。一，“生而完具”的，即生下来即完全具备，婴儿时即有；既非由习而生，亦非由习而成。二，虽非生而完具，而确实是自发的，幼时虽无，长大则自然发生：固非由习而生，亦非由习而成。告子谓“食色性也”，所谓色，便非生而完具，但确实是自发自成的，故亦谓之性。三，生而有此可能或倾向，但须经学习方能发展完成，虽是由习而成非由习而生，此亦可说是生而自然。此第三意谓，乃荀子所不承认。荀子很注重“非由习而成”，凡只有萌芽，虽非由习而生，但由习而成者，在荀子都不谓之性。告子所谓性，似乎也不含此第三意谓。宋儒所谓气质之性，则兼含三项意谓。
       性之第二意谓，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孟子所谓性即此意谓。所谓人之所以为人者，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也可说是人之共相。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表面上是说人与禽兽不同之点：在实际上则含有一特殊意谓，即专指人之所以贵于禽兽或优于禽兽者。而较禽兽为尤卑劣者，则不含于一般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之内。故确切言之，所谓人之所以为人者，乃指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这种人之所以贵于禽兽的要素，亦必生来即有其萌芽；但非必生而完具，乃待学习而后完成的。此种要素，也可以说是生而自然，在上述生而自然的第三意谓上。人之所以为人者，必在生来即有其可能倾向，但生来即有的可能倾向，不全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如与禽兽相同及劣于禽兽者，便都不是。在性的第一意谓，注重分别生而自然与非生而自然；凡生而自然者，不论与禽兽相同与否，都是性。在性的第二意谓，则注重分别人与禽兽之不同，如与禽兽相同，虽是生而自然，亦不谓之性，所以在第一意谓认为性者，在第二意谓可不认为性，反之亦然。王船山所讲性日生之性，亦是此意谓之性，性日生之性显然不是与生俱生的，而是随习而变而成的。王船山性日生说之要义，实即在于反对以生而自然为性之标准。
       性之第三意谓，是人生之究竟根据。宋代张子、程子、朱子等所谓“天地之性”或“本然之性”，即此意谓。此即所谓“极本穷原之性”。此性即整个宇宙之究竟本根，或全宇宙之本性，乃人所禀受以为生命之根本的。如无此性，即无宇宙，即无人生。不止人禀受以为生命之根本，他物之生亦是禀受此性以为根据。此第三意谓之性，是玄想的性，与前两意谓都大不同，程朱强调所谓极本穷原之性，其意图在于给予所宣扬的道德原则以宇宙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