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斯科！莫斯科！第5节 文学家、作曲家、艺术家的痴迷

1、伴随着对“俄罗斯风格”的兴趣，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还生出一种对莫斯科历史的痴迷，看出莫斯科的历史对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探索有多么重要。这些作品几乎全都是描绘伊凡雷帝晚年、鲍里斯·戈东诺夫统治时期，以及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前那段所谓的“混乱时期”，这点绝非巧合。历史被看成一个争论的战场，关于俄罗斯及其命运的不同观点在这里碰撞，而这50年被认为是对俄罗斯的过去有着关键影响的一段时期。那个时期，一切皆有可能，大家你争我抢，而国家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基本问题。它将由选举产生统治者还是将由沙皇统治？它属于欧洲还是欧洲之外？同样的问题困扰着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界。
2、鲍里斯·戈东诺夫是这场全国大讨论的一个重要人物。真实的鲍里斯是一名孤儿，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波雅尔家族，作为沙皇伊凡雷帝的卫士在莫斯科公国的宫廷里长大。鲍里斯的姐姐伊琳娜·戈东诺夫嫁给了沙皇的儿子，虚弱而且弱智的费多尔。1584年伊凡雷帝去世时，他的另一个儿子德米特里只有2岁大，而且其王位继承权再怎么说也非常勉强。德米特里是沙皇的第七任妻子所生，而教会只允许成婚三次。因此伊凡死时费多尔就继承了王位。1598年，费多尔去世。无法给王室生下一儿半女的伊琳娜由于悲伤过度，拒绝接受王位，进了修道院。在国民代表会议上，通过莫斯科波雅尔的选举，鲍里斯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选举产生的沙皇。统治初期，俄罗斯一派繁荣和平的景象。鲍里斯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但是1601—1603年时，情况急转直下。接二连三的农业歉收导致莫斯科公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农民遭受饥荒之苦。随着新农奴法的颁布，农民无法自由流动，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农村地区掀起了反对沙皇的抗议活动。这时，古老的王室贵族集团抓住饥荒这个机会，重新密谋反对这位不可一世的选举沙皇——他的权力威胁到了他们的贵族特权。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是一名逃跑的僧侣，他自称是伊凡最小的儿子德米特里王子。德米特里已于1591年死于割喉；他患有癫痫病，当时证实他是在一次疾病发作时死于自残。但戈东诺夫的反对者们一直声称，是他为了登上王位扫清障碍而杀死了这名男孩。戈东诺夫于1605年突然去世，当时这位假冒者的军队正逼近莫斯科。根据卡拉姆津的说法，他死于“内心激烈的挣扎，这是每一个罪犯都避免不了的”。这个谋杀的故事如此完美，令卡拉姆津难以抗拒。它使他得以在没有史料支持的情况下探索戈东诺夫的内心冲突。它支撑着鲍里斯·戈东诺夫是个悲剧人物这个观点——一名受到自己罪行煎熬的进步统治者，并最终毁于自己非法得来的沙皇称号。鲍里斯是一名俄罗斯的波拿巴。
3、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非常接近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有时甚至一字不变地照章全抄。坚定的保皇派观点贯彻这部历史剧——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没有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全局结束时那句著名的舞台说明“人们则保持沉默”的含义了。穆索尔斯基在他同名歌剧的第一版（1868—1869）中沿用了普希金的文本，他同样将俄罗斯人民描绘成一种愚昧而被动的力量，深陷于莫斯科所象征的古老俄罗斯的风俗和信仰之中。在歌剧的第二版（1871—1872）中增加的“克罗梅森林一幕”中，穆索尔斯基才引入了人民和沙皇冲突的主题，这种冲突成为整部歌剧的推动力，而人民则成为这部歌剧真正的悲剧主角。穆索尔斯基一开始是为了音乐效果才增加这一幕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普斯科夫姑娘》中类似群戏的衬腔式大合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克罗梅取代圣瓦西里大教堂那一幕（这显然才是穆索尔斯基的原意），意味着这部歌剧思想核心的彻底改变。俄罗斯音乐评论家理查德·塔鲁斯金精彩的点评，民粹主义者重新改写这部歌剧，应该说是穆索尔斯基和历史学家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友谊的结果，后者还帮他筹划了《霍宛斯基党人之乱》（1874）。科斯托马罗夫将普通民众视为推动历史的基本力量。“历史是我在夜晚的朋友，”穆索尔斯基在1873年写给斯塔索夫的信中说，“它带给我快乐和迷醉。”是莫斯科感染了他，使他对历史如此着迷。他喜欢它那“古老的味道”，令他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4、《霍宛斯基党人之乱》的创作，这部歌剧的背景是从1682年彼得登基前夕开始，到他暴力镇压“射击军”（streltsy，莫斯科波雅尔和旧礼仪派的最后保卫者，他们在1689—1698年之间发动了一系列叛乱）的起义为止，莫斯科所发生的政治和宗教斗争。射击军起义及其余波是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这个时期新的彼得王朝与传统势力剧烈斗争。西化主义者认为《霍宛斯基党人之乱》是一部进步作品，是对落后的莫斯科向着欧化的圣彼得堡转变的庆祝。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给这种理解板上钉钉，作为1881年穆索尔斯基死后遗稿的整理者，他将序幕（“莫斯科河的黎明”）移到了末尾，这样一来，原作中本来对旧莫斯科的诗意描写，现在变成了象征彼得统治的太阳冉冉上升。之前的一切都是黑夜。僵局和无力感是穆索尔斯基歌剧不变的主题。他对莫斯科公国消亡后俄罗斯的前途感到很矛盾。他同情旧礼仪派的理想主义，认为只有祈祷能够克服俄罗斯生活中的悲哀和绝望。而且他相信旧礼仪派是最后“真正的俄罗斯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迄今都没有受到欧洲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根基主义”运动（pochvennichestvo）的一名成员，这是介于西化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的一种综合体，在19世纪60年代的作家和评论家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罪与罚》中的主角拉斯科尼柯夫名字的含义就是“分裂者”。
5、画家瓦西里·苏里科夫也花费了大量的油彩描绘旧礼仪派的历史，以此来探讨人民的本土习俗和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两幅伟大的历史画作《射击军临刑前的早晨》（1881）和《女贵族莫洛佐娃》（1884）都是绘画史上的《霍宛斯基党人之乱》。苏里科夫比穆索尔斯基更加接近斯拉夫主义者，穆索尔斯基的导师斯塔索夫尽管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个坚定的西化主义者。苏里科夫将莫斯科理想化为一个拥有“真正俄罗斯式生活的传奇国度”。《女贵族莫洛佐娃》这幅画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来自真实的莫斯科居民。莫洛佐娃本人的原型是一名从西伯利亚来的朝圣者。因此，托尔斯泰作为第一批看到这幅画的人，对这些人物群像充满了赞叹之情：“画家出色地抓住了他们的神态！人物栩栩如生！几乎能够听到他们在小声说着什么。”这两幅画于19世纪80年代展出，受到了民主知识分子的一致赞扬，他们将射击军起义和旧礼仪派的故步自封看成反对教会和国家的一种社会抗议形式。
6、随着188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遭革命激进分子暗杀，整个19世纪80年代又重新笼罩在一种政治压迫的气氛之下。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一名政治上的保守分子，他很快就斥退了父亲的自由派大臣，并通过一系列法令取消了之前的改革。沙皇对地方政府实施了新的控制措施，收紧了审查制度，通过派到各省的直接代表重申自己的个人统治；一个现代化的警察国家初现端倪。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将苏里科夫画中的历史人物看成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的象征。特别是莫洛佐娃，她是一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殉道者。这就是画家要为这位著名的寡妇画像的原因，莫洛佐娃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莫斯科波雅尔贵族家庭，是17世纪中期尼康宗教改革时期旧礼仪派的主要赞助人。在苏里科夫的巨幅画像（有几米高）中，莫洛佐娃坐在雪橇上，被拖往行刑之处——红场。她手臂高举，两个手指直指上苍，这是旧礼仪派画十字的手势，以此来表达她对政府的反抗。莫洛佐娃是一名真正有性格有尊严的女子，随时准备为信仰献身。她脸上的表情直接取自当代生活。1881年画家亲眼目睹了一名女革命者的行刑过程。那是另外一名随时准备为理想献身的女子，当她走向绞刑架时，他被她脸上那“桀骜不驯的表情”震惊了。鲜活的历史就在莫斯科的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