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 结论

总结上述对前提条件的全面考察，人们可以看出，至17世纪20年代，英国正在进入失衡状态，或者多重功能障碍状态。新社会力量出现，新政治关系形成，新智识潮流涌动，但是，世俗政府和交汇都没有展示出适应新情况的能力。由于国民产值的增长，财富分配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普及，贵族在地方事务上政治支配地位的下降，新宗教和世俗理想的阐述，以及新行政机构的加强，在1540年后的这个世纪，英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资产雄厚的人，即富有的产权人、专业商人。这些人——郡乡绅阶层中的领导的人物，成功的伦敦律师，更著名的清教神学家，以及统治城市的都市贵族——稳步扩大他们的数量、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权重以及他们的政治独立性。在他们身后隐约可见巨大数量的约曼农合工匠，即体面又勤勉、有读写能力、阅读圣经并敬畏上帝的中下层阶级，这些领导人共享、代表和明确表达了后者的诸多抱负。
这些人不仅仅谋求在政治事务上更大的话语权以及同意征税的权利，他们还要求变革：对宫廷道德规范的改革，这指在财政上和有关个人的；公开的新教外交政策；对教会仪式的适度净化以及降低主教权威。他们所得到的唯一回应是关于君权神授的日益刺耳且并不相关的讲道；一群教士的权威得到了提升，这些教士的目标是提高教会仪式的重要性，并增加主教的权威；固执地追求对西班牙婚姻的妄想，以此作为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以及在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领导下，宫廷中出现了越发明目张胆的腐败、挥霍无度和不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