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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200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一个政府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幼儿期的早期抚育方面进行投入。但不幸的是，对孩子和国家来说，幼儿期是最不受关注的阶段。”
        这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是，许多人都不愿意去思考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真实原因，更不愿意去思考犯罪的童年起因。在许多发达国家，虽然人们生活在所谓的“抱怨文化”之中，特别容易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但大多数人仍然很维护他们的父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童年的一个相对真实的叙述，正如辩论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爱丽丝·米勒指出的：“不把自己的痛苦当回事，轻视它，甚至嘲笑它，这种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中是被鼓励的……许多人都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对自己的童年缺乏敏感性，并为此感到自豪。”然而，了解一下父母是怎样抚育我们的，直面真相的后果并不会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具有破坏性，那就不需要徒劳地对他们进行谴责，也不需要选择伍迪·艾伦式的反省和毫无意义的刻薄。了解真相与自我怜悯是不一样的。
        我并不是说，当你意识到你的问题的童年起因，就应该痛责你的父母，指出他们的可怕行为。大多数父母都会尽自己所能，为孩子做到最好。我们应该做的是，接受并重塑他们在我们童年时对我们采用的抚育方式，使之符合我们自己的人生目的，重写我们的人生剧本。
        当然，这并不容易。T.S.艾略特曾精辟地写道：“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现实”。我们与现实之间隔着正向错觉的玫瑰色泡沫，所以我们倾向于高估朋友们对我们的喜爱程度，低估坏事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粉饰过去，以适应现在。例如，当大学生被要求回忆大学预科的成绩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稍稍夸大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几乎没有人会说一个比实际取得的成绩更低的分数。此外，父母会把子女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开明培育，把子女身上不讨父母喜欢的特征归咎于基因。我们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未来抱有积极的幻想。在一项研究中，与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男性相比，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男性更认为自己的病情不太可能发展为典型的艾滋病。现实的融洽版本使我们保持理智。
        在某种程度上，受伤害是正常的，每个人在童年期都会遇到问题，若能改变我们对“正常”的界定，我们所有人都将会因此获益。我们现在应该改变“只有‘我’一个人有问题”的信念，进而意识到，生而为人就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说，“神经症是惯例，而不是特例”，这可以使我们发现，我们并不孤单。这也是一个起点，我们能够借以了解哪里出了问题，认识到自己有选择的余地——可以简单地重演过去，或者重写剧本。
        你可以继续像个演员一样，在你的家庭中无休止地重复扮演同一个角色，有人在很早以前就写好了这个剧本了。或者你可以成为自己剧本的作者。但是在你开始这项工作之前，你需要多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你的命运没有被编码到你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