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希望是等待的一种形式，处于拒绝看到存在的东西，处于害怕猛然地打破现状，出于对生活的恐惧。希望就是预先声明对可期待的事情不做任何坚持。这是为了使自己摆脱过程，避免与结果产生任何关系。这是想在不采取任何实现手段的前提下让事情有所改观。这是一种怯懦。一个人必须知道该承诺什么，然后作出承诺。即便这意味着树立敌人。也有可能是结交朋友。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们便不再孤独，世界便重新充实起来。到处都是联盟、亲密性和友谊之可能的无限的梯度。浮夸的人什么都不能接近。希望，那种日复一日传达给我们的，非常微小但持续不断地朝向明天的动力，是维护秩序的最佳代理。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一些我们对其无能为力，但是明天肯定会有解决它们的办法的问题。社会组织在每个人身身上培育起这种沉重的无力感，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等待教育学。这是一种对现在的逃避。但是，除了现在，从来都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什么。即使过去能够作用于现在，这也是因为它自身除了现在之外便什么都不是。就像我们的明天一样。理解过去的事情的唯一办法是将其当作一个现在来理解。这是为了感受昨天生活过的人所呼吸的那种微弱的空气。如果我们现在如此倾向于逃离，那是因为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它是“我拒绝”或“我接受”发生的场所，是“我会把它传递出去”或“我会与之同行”的场所。它是紧跟着知觉的逻辑行为的场所。它是现在，因此就是存在的场所。它是一个无穷地更新的时刻，是采取立场的时刻。以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总是更加舒畅。“最后”，事情就会改变；“最后”，人将会改变。与此同时，让我们继续走下去，让我们保持我们现在的样子。以未来为条件而思考的人无法在当下行动。这不是寻求变革，而是回避变革。当前的灾难就像是所有过去的可怕的延期积累，在一组连续的时间幻灯片上对每一天每一刻进行补充。但是生活总是由现在，现在，以及现在决定。
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文明就像一列冲向深渊的火车在不断加速。火车开得越快，越是能听到迪斯科舞厅车厢里豪饮者的歇斯底里的欢呼。在这里，你要仔细地去听，去分辨出那些让理智瘫痪在沉默之中、对什么都无能作出理解的人，那些忧心忡忡地咬着他们的指甲盖的人，还有那些以虚假的沉着口吻喊人们与之一起打牌的人。在内心深处，很多人都选择了跳火车，但他们的脚仍然在踏板上犹豫。他们仍然受制于那么多的事情。他们感受到了阻力，因为他们作出了选择，但这个选择仍然是空白的。决定是目前的行动方式和可能性的轨迹，要作出一个飞跃，而不是进入虚空。我们的决定意味着沙漠，意味着进入沙漠的行列，去组织和承担一种分裂，在不知不觉中，但无论如何都是现在。
时代属于下定决心的人。
在一个由捕捉我们兴趣的社交、电信、网络、滚动的实时信息和图像组成的世界中，当代的生活经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连续的。尺度是完全不同的，精英阶层的特殊利益越来越难以被认定为“普遍利益”。人们只需看看各地实施基础项目有多么困难，就可以意识到它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他们必须准备把军队及其特种部队带进国家领土以保护任何重要的建筑和场所，这一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事情是黑手党式的操作。

共和国的统一、科学的统一、人格的统一、国家领土的统一、文化的统一等等，除了是虚构的什么都不是。哦，但它们是有效的。可以肯定的是，统一的幻觉在愚弄人民、团结人民和规训人民方面再也没用了。在每一领域，霸权滚粗，奇点正变得狂野：它们在自己之中承载自己的意义，而不再寄期望于一个普遍秩序。允许任何有点权威的人向他人谈论如何评判、分类、划分级别，以及进行道德说教，告诉每个人他们需要做什么、需要怎样做，这样一种细微的监督之声是人们不再听取的了。所有的“需要”都躺倒在地。知道必须做什么的激进分子，知道你需要思考什么的教授，告诉你国家需要什么的政治家，都是在沙漠中发言。事实上，在奇异体验所在的地方，没有什么能与之匹配。人们重新发现向世界敞开自己并不意味着向地球的四角敞开自己，世界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向世界敞开自己就是向此时此地我们的存在敞开自己。每个碎片都携带着它自己的完美的可能性。如果“世界”有待拯救，那么这就在于它的每个碎片。至于整体性，它只能被管理。
真实世界含有一种内禀的混乱，为了平息那种混乱，人类必须让真实世界变得可以解读，进而可以预测。而所有体制恰恰提供了一种对真实世界的静态解读，将现象凝固下来。体制之所以如此适合我们，主要是因为它所担保的那种解读让我们每个人不用再做任何肯定，不用再去冒险独自辨读生活和事物，不用再共同生产我们所独有且共享的对世界的理解。问题在于，选择不作为就相当于选择不存在，等于弃绝了生活。现实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制度，而是形式。事实上，无论是生物的、单个的还是集体的生命，都恰恰在连续不断地创造各种形式。感知它们、接受它们的出现、给它们腾点地方、和它们一同变形，这就够了。一个习惯是一种形式；一缕思绪是一种形式；一段友谊是一种形式；一部作品是一种形式；一段声明是一种形式。所有生命都只是形式和形式间的互动。
只不过，你看，咱们是在法国。不过，连大革命都已成了一种制度。这种矛盾性被出口到世界各地。假如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谈论革命，甚或再次创造革命，那我们就得解决这种特别法国式的对制度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