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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说过，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笞、杖、徒、流、死。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死刑。当然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这五种只是正刑，另外还有很多花样，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

　　而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而是一本叫做《大诰》的书，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它比《大明律》还重要呢？

　　所谓《大诰》是朱元璋采集一万多个罪犯的案例，将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编写成册，广泛散发。那么为什么朱元璋要推广《大诰》而不是《大明律》呢？只要细细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朱元璋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

　　根据法理学的分类，《大诰》采用了案例，应属于判例法，这么看来朱元璋还颇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朱元璋正确的认识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条文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案例生动具体。个个有名有姓，老百姓吃完了饭可以当休闲读物来看，就如同今天我们喜欢看侦破故事一样，更重要的是，里面还详细记述了对这些犯人所使用的各种酷刑，如用铁刷子刮皮、抽肠、剐皮等特殊行为艺术，足可以让人把刚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然后发誓这辈子不犯法。

　　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入《大诰》，并起到警示作用，实在是一种创举。

　　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没有希望工程，读过小学（私塾）的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城门口贴着一张告示，一个人读，无数人听，并不是因为读的那个人口才好，而是由于大家都不识字，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老百姓素质低，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难普及。

　　朱元璋再有办法，也不能代替那么多的老百姓去听，去读。这实在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奇人就是奇人，朱元璋用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他的办法具体操作如下：比如张三犯了罪，应该处以刑罚，县官已经定罪，下一步本来应该是该坐牢的去坐牢，该流放的流放，但差役却不忙，他们还要办一件事，那就是把张三押到他自己的家中，去找一样东西，找什么呢？

　　就是这本《大诰》，如果找到了，那就恭喜张三了，如果本来判的流放，就不用去了，回牢房坐牢，如果是杀头的罪，那就能捡一条命。

　　反之，家里没有这本书，那就完蛋了，如果张三被判为流放罪，差役就会先恭喜他省了一笔交通费，然后拉出去咔嚓掉他的脑袋。

　　其实从法理上说，家里有这本书，说明是懂得法律的，按照常规，知法犯法应该是加重情节。不过在当时而言，这也算是朱元璋能够想出来的最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