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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出身世家，又见过、接触过不少有名人物，但是她的讲述全然是私人化的，看似与“史”无涉。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蒋介石兼中央大学“校长”，怎么说也是件大事，杨先生所述，却是他视察女生宿舍时的尴尬；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的人物，她感念的恩师，她的回忆也不乏他作为师长给自己的教诲，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画面。
所谓“历史的无情”，我的理解，有一义，就是它对个体琐细叙事的忽略不计，附着于其上的喜怒哀乐更是如同从未存在过。变“无情”为“有情”，即不仅道出经历，而且关注其中的体验。这在斯特拉奇以降的现代传记中已属常态了，但口述史与传记有别，体例决定了它比起来是更加务“实”的，也就是在所历与所感之间更偏向所历，个人的生命体验更多地只是隐现于所历人与事的选择性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