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

  
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我的批判
（1）看待社会运动的统治者视角。
（2）社会运动参与者非理性。
（3）对社会运动理论中个人心理状态的强调。
“如果剥夺感和愤怒感是产生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在这种到处都是剥削、压迫和控制的社会里，社会运动和革命应该每天都有可能发生。但事实是，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大潮总是有涨有落，而决定社会运动和革命消长的因素是社会运动组织能够获取的资源总量或者是政治机会的多少。”
（4）对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
对康豪瑟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有不公道指出。其针对的是大规模革命运动，即“从宏观角度来说，正是一个国家发达的和高度多元化的中层组织造成了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消除了革命性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而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所研究的主要是中小规模的改良性运动。
 资源动员理论
麦卡锡，左尔德《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增多，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或怨恨感增加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即美国的社会运动将会越来越专业化，并且一个社会运动所能动员的资源总量将会越来越是决定这个社会运动规模和成败的关键。
关键逻辑：“二战”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使美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国家，人们手中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增多了，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可自由支配时间多，社会负担小，同质化程度高，组织性强，文化知识丰富）；社会运动组织利用的钱财资源变多了（个人捐助，公司捐助，向政府申请资金）。
专业化与资源动员-未来美国的社会运动将会呈现的特征：
（1） 社会运动的资源将主要来自外部的各类捐款和资金
（2） 运动成员内部的贡献对该运动发展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只有卦名成员的社会运动组织会变得普遍
（3） 社会运动组织的领导往往也是外来的，将领导社会运动当作一种职业
（4） 社会运动中的怨愤和愤恨可以被职业性领导创造出来，以延长组织的生命
（5） 争取新闻报道将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重要手段，人们对于社会运动的认识或参与将越来越靠个人的间接感受。
对资源动员理论的批判：
（1） 文章选取案例，所提到的大量社会运动均为小规模低目标的改良型社会运动，所提到的许多组织仅为民主社会中的一般利益集团，解释力有限。
（2） 过分强调了外来资源对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现实中60年代以来发生的主要社会运动资源均来自运动成员本身。
（3） 过分强调了公司、政府精英对社会运动的正面意义，现实中领袖往往是在运动中逐渐崭露头角的，公司和政府精英的加入往往对运动起阻碍作用。
（4） 将个人的怨愤或剥夺感当成社会上的常量。事实上，对于大规模的传统社会运动来说，人们的愤恨感在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事实是该理论具有相当强的前瞻性，虽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运动特征，却正确预估了美国社会运动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因此至今影响甚广。
 政治过程理论
（1）Tilly：《从资源动员到革命》，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一般性教科书。
政体模型-政体外成员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并且缺乏关键的政治资源，因此他们在发起社会运动或革命前往往需要与一些政体内成员建立联盟，政体内的一些成员之间因为种种政治需要有时也需要与政体外成员建立起联盟，这种联盟关系就为政体外成员发起集体行动提供了政治机会。动员模型（较普遍的模型）-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他认为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组合（如图2-2）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的。
群体利益+组织力量→动员能力。而一个群体成员的共同特征和群体内部联系越大，该群体的组织能力也就越强。
此外，利益和政治机会或政治威胁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就是社会运动群体在与其他群体互动过程中的得失，而政治机会或政治威胁则决定了这种互动关系是否会产生。
（2）麦克亚当：《政治过程和美国黑人运动在1930~1979年的发展》。
（涂尔干式的解读逻辑，但又特别强调了只有社会变化影响了现存社会的权力结构时才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产生影响）把黑人运动的发生归因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如下变化：南方大型农庄的没落、黑人群体在城市中比例的增高以及由黑人占统治地位的黑人选区的形成。
宏大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变化可以导致以下两个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同时强调组织在群体利用现存政治机会并将其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资源取决于：
a) 社会运动组织强度以及潜在参与者的组织性程度
b) 社会运动组织内部是否存在克服搭便车现象的激励性机制
c) 社会运动组织所控制的通讯网络的广度
d) 社会运动组织是否存在被广为认同和尊重的领袖和积极分子
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政治机会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仅仅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们最多仅仅能够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一个潜在的结构条件；要使一个社会运动从潜在可能变为真实，某一社会运动群体必须经历一个认知解放过程。” 认知解放过程与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这两个条件密不可分。
赵的批判：
（1） 两者均对社会运动参与行为做了很强的理论选择假设，纯理性人，忽视了情感主观因素。
（2） 理论核心存在问题：集体行动是社会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对现存政体的一个反抗。但现代西方社会中社会运动时左右派、上下层群体共有的政治手段。
（3） 影响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不可能存在某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特别是Tily的理论，整个模型是架空的，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理论的支持以解释政治机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这些外部因素。另外，变化、结构和话语这三种因素并无固定的逻辑关系，甚至不一定会同时具备。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一个貌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然而随之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因此往往被滥用。看上去什么都能解释，但是却缺乏有效解释力。
赵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困境来源于：第一，这一理论将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完全主观化了，而社会结构对人们来说并不仅仅是机会而且是约束，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第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背后隐藏着的是研究者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理性人假定，但是只有在我们假定社会行动者是拥有充分信息和资源的理性人的情况下，社会结构才可能被看做是社会行动者所持有的机会或工具；第三，我们一旦把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看做是机会，不同的社会结构就成了不同层面上的机会，因此这一理论无法证伪（无法提出检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有效性的替代性假设）。
政治机会结构的经验研究
柯理希1996年关于欧洲新社会运动组织发展的研究（法国、瑞士、荷兰、德国）：
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有朝着四个方向发展的倾向：商业化、退化、极端化和制度化。所谓商业化就是指社会运动组织转变成针对自己成员收费的服务型组织；制度化指的是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运动组织在行为上越来越接近一般政党和利益集团；极端化指的是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运动组织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激烈甚至是违法的抗争性行动；退化就是社会运动组织在运动中逐渐转变成俱乐部或自助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