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避免，人类学者的重责大任是反驳大众对原始民族的错误观感，尽力证明非洲人自有一套西方观察家忽略的逻辑与智能。

诚如前面所言，就连豹子这么重要的动物，我和报告人的沟通仍发生问题。一般人的想法里，非洲人通晓各种有关动植物的乡土智慧与民间传说。他们可从芽孢、气味、树木记号辨认行经的动物；小心翼翼分析树叶、果实、树皮，便知道它属于何种植物。非洲人的特有不幸是西方人别有居心曲解他们。早年，西方人自诩文化优越，自然认为非洲人的多数看法是错的，而且笨得很，智商大概只及肚皮之下。无可避免，人类学者的重责大任是反驳大众对原始民族的错误观感，尽力证明非洲人自有一套西方观察家忽略的逻辑与智能。在那个新浪漫主义时代里，力守职业伦理的人类学者赫然偏到另一边。今日的状况与卢梭、蒙田时代并无不同，西方人依然利用原始民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声讨自己不喜的社会现象。当代“思想家”不太注意“事实”，也不留心前辈学者的平衡论点。在我尚未来多瓦悠兰前，便有过一次震撼经验，那是一次美洲印第安人工艺展。展览品中有一艘独木舟，解说写着：“独木舟，与环境和谐共存、无污染。”旁边有一幅建造独木舟的照片，印第安人焚烧大片森林，以取得适合的木头，余者任其腐烂。“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5]不仅死而复活，还在伦敦西北区及部分人类学系所活蹦乱跳呢！
多瓦悠人的真貌是：他们对非洲丛林动物的认识比我还少。追踪时，他能分辨摩托车痕与人类足迹，这已是能力的极致。和多数非洲人一样，他们相信变色龙有毒，再三向我保证眼镜蛇无害。他们不知道毛毛虫会变成蝴蝶，无法分辨不同鸟儿。更不能仰赖他们凭树皮精确指认树木。多瓦悠语里，许多植物都没有名字（虽然他们经常使用），而是以复杂句子指称：“那种树皮用来做染料的树。”多瓦悠人狩猎多半用陷阱，最没希望“与自然和谐共存”。他们埋怨我未从白人国家带来机关枪，让他们一举扫荡此地残存的可怜羚羊群。多瓦悠人奉命为政府种植专卖棉花，政府发给他们许多杀虫剂，他们马上拿来毒鱼，大把撒入河中，而后捡取漂浮河面的鱼尸。杀虫剂迅速取代传统用来窒息鱼儿的树皮。他们说：“它很棒，丢入河里，沿着下游好几英里，大鱼小鱼全部杀光光。”
每年多瓦悠人都会故意大举焚林，加速新草的生长。森林火灾屠杀无数幼兽，也危及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