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的缺点

首先，醉心于表现“二重人格”，而且较少批判地表现“二重人格”。新感觉派作家是着力描绘二重人格的，这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笔下写得最多、最通常的是两类人：一类闲得无聊，把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爱情、婚姻在内）都当作游戏。另一类则是在生活的轨道上被压扁或挤出了轨道的人物。
新感觉派小说家所以热衷于表现二重人格，这同弗洛伊德学说主张人的“本我”都包含着与“性的冲动”相平行的“侵犯冲动”这种理论有直接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能就是自私的，总想“侵犯”或“占有”别人的。一旦“本我”受到“自我”（理智）或“超我”（道德）的限制，就会形成矛盾。因此，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这是弗洛伊德学说几乎必然会得出的结论。接受弗洛伊德这种观点，当然就会醉心于刻画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
应该说，我们并不笼统地、一概而论地反对写二重人格。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二重人格的人物，因此，作品中描写这类人物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需要的；如能描写得真实和深刻，揭示出这类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进行正确的引导，对于读者认识这类人物甚至认识当时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第一，我们不赞成把人们都看成二重人格或本性就是自私的。弗洛伊德认为人本能地都有“侵犯”“占有”他人的欲望，这是一种并不科学的见解。婴儿饿了想吃东西，会哭会闹，这是他的本能，但他并不必然要去“侵犯”“占有”别人。把要吃的本能引申为每人都有“侵犯冲动”，这在逻辑上至少是不谨严的。人并不都是自私的，不要说现代革命的过程中产生过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为了崇高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志士，就是在封建社会或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也还有大批自觉地为捍卫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而赴汤蹈火、不惜牺牲的人物——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海瑞、秋瑾等。我们反对把人神化，但也反对那种在“不要神化”的名义下抹杀事实、把人兽化、把每个人都看成“二重人格”的自私的伪君子。第二，我们也不赞成让文艺作品专门去大写特写“二重人格”的人物。文艺作品有多方面的功能。文艺作品应当充分表现出生活的复杂性，但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与刻画“二重人格”的伪君子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第三，还应当看到，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一些作品中的二重人格，并不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恰恰相反，有时是从作者主观臆测出发的，是作者主观思想的投影。穆时英就曾经坦白承认自己具有“二重人格”[2]。作者的这种二重人格，恐怕未必不会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影响，未必不会投射到人物形象身上。
其次，新感觉派小说创作还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唯心史观的影响，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弗洛伊德学说夸大性欲的作用，认为性是起根本作用的因素，认为性能量的转移可以创造了不起的事物，是所谓“力必多”（Libido），几乎把人类的一切现象（也包括许多文化现象）都用性心理来解释。有的新感觉派作家企图按照弗洛伊德主义来解释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就形成了历史唯心主义倾向。到底从生活出发，以生活的逻辑去限制和匡正弗洛伊德学说，还是从弗洛伊德学说出发，修改生活本身的逻辑，使生活图景成为弗洛伊德学说的注脚？——这两种创作路子之间的距离和教训，实在是很能发人深省的。
再次，新感觉派有一部分作品（主要是刘呐鸥、穆时英的一些作品）存在着相当突出的颓废、悲观乃至绝望、色情的倾向。作品的这种悲观主义思想倾向，在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一方面，反映了作者本身的虚无思想和阴暗心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这个流派在哲学、心理学和文艺思想上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