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

是溺婴率的降低，国内局势平和、新土地的开发与谋生机会的增加，人们有意减少杀害或抛弃新生儿，更遑论中国本来就有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传统社会也缺乏普及式的避孕措施。联想到1949年之后计划生育之前的人口爆炸，似乎不无道理。
其二，中国移民史也是一部中国垦殖史，开垦新农地的渴望促使国人东突西进，与山争地、与水争田，有清一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开发高峰。加之盛世朝廷推行的一系列“更名田”“招民开垦”及“免升科”政策，包括非传统农区的耕地宜于逃避清丈等。这些都促使开发深度不足的山区、边疆迅速纳入农耕区范围，即使是山头地角、河荡湖边这样的畸零地也不曾放过。中国的耕地数量自西汉中期至明万历时期，在长达近1600年的时间里只增加了3亿多市亩，而在清代仅200多年时间里，耕地总量增加了6亿多市亩，超过以往1倍以上。新开发的土地接纳了传统农区的“浮口”。
其三，李伯重从全球史视野解释明朝灭亡，指出一方面是17世纪前半期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灾难，另一方面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东亚政治军事变化的结果。那么是否也可以解释清代的盛世面貌?康乾时期的气候温和稳定，人口应该稳步增长，我们与欧洲对比也是如此;明末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减少导致通货紧缩的话，“1641-1670年获得的白银下降到2400吨，不如1601-1640年的6000吨”，那么入清之后“仅美洲白银，18世纪中国就获得了26 000吨，是17世纪的两倍”，这些白银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
其四，清朝和明朝强敌环绕的环境亦不一样。清朝接收了明朝军事改革的成果，然后迅速在对内战争(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