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第四章 政治文化

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
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
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
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
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
注意，在比较政治学当中，“民主转型”和“民主稳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动力、机制和结果都不同。相对而言，“民主转型”更容易出现。但是“民主稳固”则要艰难得多，它往往需要各种结构性或者文化性的条件，比如需要各方政治势力具有妥协精神，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国际条件等。
注意，在比较政治学当中，“民主转型”和“民主稳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动力、机制和结果都不同。相对而言，“民主转型”更容易出现——它可能因为观念变迁或者经济发展出现，但也可能因为一场战争、一次经济危机、一个领导人的去世或者一次政变等随机性的因素而发生，但是“民主稳固”则要艰难得多，它往往需要各种结构性或者文化性的条件，比如需要各方政治势力具有妥协精神，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国际条件等。
现代史上，哪个国家发生政变的次数最多？ 说实话，如果不是学习政治学，我怎么也猜不到是泰国。
泰国历史上的多数政变也是不流血的，
泰国那么多次政变，并不是每次推翻的都是民主政权，因为有时候是一个军政府推翻另一个军政府。但是，至少就过去四五十年而言，除了一次以外，所有政变推翻的，都是民选政府。
可见，在当代泰国，真正困难的，不是推动民主转型，而是实现民主稳固。
军队并非真正的主导者，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在政治对峙已经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况下出来收拾残局而已。
什么叫“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
什么叫“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自发结社来解决问题，民主就容易走向稳固。为什么？因为自发结社培养公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协商精神、合作精神等，而这些习性对于民主的落地生根都至关重要。哪怕这些社团并非政治性社团，而只是——比如说，读书会、爬山社、减肥小组，甚至广场舞大妈团体，它也可能通过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而给民主的运行提供润滑剂。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
可以看出来，不管是“社会资本”理论，还是“自我表达”理论，其实都强调一点——参与精神。
信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和农民的各种倾斜，比如，给粮价提供大量补贴、给农民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在农村兴建各种乡镇企业等。
既然泰国人的政治参与如此热情洋溢，而参与精神是民主文化的核心，那么，泰国的民主为什么会反复崩溃？问题出在哪儿？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出在泰国人太有政治参与精神了，让民主的街头逻辑碾压了民主的选票逻辑。没有边界感和节制感的政治参与，让泰国的民主每次都是刚刚被建立，就又被推翻。过度的政治热情、过高的政治要价、过于急迫的政治通牒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战斗精神，每每让泰国的新生民主不堪重负，走向崩溃。
所以，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
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
什么是“民主文化”？我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这本书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参与精神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动员，而服从意识则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热情形成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一定的政治冷感则给过热的政治氛围降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黄衫军不断将自身的派系诉求放到既定的规则之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最后，只有政变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于是，他们几乎是邀请了政变。我们知道，独裁者常常因为“一己之私”而破坏民主，其实，社会力量也可能因为“一群之私”而摧毁民主。
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所谓“广场政治”，就是万民上街，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来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这种移交不仅仅是因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专业性，往往需要颇为专业的讨论协商，也因为很多时候，退出广场，必要的政治妥协才可能达成。
很多时候，耐心比勇气更难达至，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艺。
“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藐视民众的概念，乌合之众、暴民、愚民、群氓，等等，似乎普通人天生狂野、贪婪、愚昧。其实，此类含混不清的概念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解释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狂野愚昧，似乎符合那个乌合之众的概念，可是为什么到了2015年，德国人成了整个欧洲最欢迎难民移民的博爱主义者？难道德国人的基因突变了？显然，真正变化的不是德国人的基因，而是金字塔上方的那个“一”。
但是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较有限。
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恐惧只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诱惑则能造就积极分子。
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nobody变成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
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2023.02.26 标注：个体案例本身在下定论时就没有说服力。拿到数据一般先观察平均数，方差和outlier
我们谈论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差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横切面里，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价值差异。
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比如，有些文化重视秩序超过自由，有些文化则重视自由超过秩序；有些文化认为主权比人权重要，有些文化则认为人权比主权重要；有些文化更重视平等，有些文化更重视效率；等等。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如果我问我的学生怎么看待“港独”“台独”，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但是我记得在英国工作的时候，我也问过N个我的英国学生，如果苏格兰独立，你怎么看？结果他们大部分都表示，他们想独立就独立呗，慢走不送。----2023.02.26 标注：价值观的差异,没有高低之分
当我们谈论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差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横切面里，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价值差异。
最著名的两个政治文化学者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他们干脆根据这些差距，画出了一个“世界观念地图”（图4-6）。 图4-6　世界观念地图（2020） （图片来源：World Value Survey网站） 图中，纵轴是从传统价值到世俗理性化的分野，横轴是从生存价值到“自我表达价值”的分野。在这个“文化地图”中，信息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相当明确：不同的文明确实在价值谱系上的位置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一定的“板块性”。比如，新教国家倾向于集中于这个图的右上角，也就是说，它们的政治理性化程度和自我表达价值都比较高；而儒教国家倾向于出现于图的中上方，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治理性化程度较高，但是自我表达的价值程度居中。以此类推，确实可以大致看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板块”的分布。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
以历史上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或宗教背景，作为“文明冲突”的阵营划分标准，目前来看，非常可疑。为什么？因为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越来越被其政治制度或者经济水平塑造，而不仅仅是被历史所塑造；共同的种族、语言和历史文化并不能保证你们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
阿富汗，一个本来正在走向世俗化的国家，为了抵制苏联带来的极左意识形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狂热，
在我看来，冷战后，文化冲突的确越来越成为全球性政治冲突的一条主线，但是，对冲突的阵营，亨廷顿却产生了误判。冲突的双方未必是以“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与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圈、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也就是说，这场文化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各文明圈、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不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各大“历史文明圈”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是说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历史文明圈”并非文化冲突的主要组织者。
可见，就塑造政治文化而言，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有可能比传统文明的力量更强大。亨廷顿仅仅因为某些国家在历史上属于同一个传统，就把这些国家在当代也划入同一个文明圈，这一点看上去越来越可疑。
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未必就是“文明的冲突”，只有当冲突是因为“价值差异”而发生时，我们才说这是“文明的冲突”。
不同的文明之间完全可能因为利益、因为权力而打架，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冲突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未必以国家决战的形式出现，更未必以国家联盟决战的形式出现，而越来越以“文化巷战”的方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重要的不是某个群体的绝对位置，而是“本土派”和“达沃斯派”的相对距离。
因为当保守派走向进步，进步派早已绝尘而去，更加进步了，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