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内爆、内在/超越、男性中心主义、能指）

>> 内爆（Implosion）

>> 内爆是由加拿大当代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 Mcluhan, 1911—1980）在他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the Media）一书中提出来的概念。

>> 麦克卢汉的内爆概念旨在说明，机械时代与电力时代的交替导致了自然、社会和人三者之间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内爆是指与“身体的延伸”相对立的“意识的延伸”，前者是机械时代的特征，后者是电力时代的特征。相对人的心理来说，内爆使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变近，甚至消失，人具有了拥抱地球的能力，地球变为“地球村”。其次，内爆导致模拟时代的到来，因为电力时代媒介的强大制造和流播功能使得整个社会被媒介的信息所笼罩，这表明真实已经成为过去，对真实的模拟开始统治人们的意识，成为人们认识事物所依赖的基础。显然，麦克卢汉的内爆是对生产力发展后果的一种分析，是对文明进步的一种批判。

>> 波德里亚借用麦克卢汉的内爆概念，把内爆与外爆对举嵌入他的历史视野，外爆与内爆相互替换，社会的内爆阻滞，外爆就发展；同样，社会的外爆被阻滞，内爆就发展。社会形态的变化就同内爆和外爆的动力性的变换相关。原始社会的解体是有控制的内爆难以持续但外爆却在发展的结果，而西方数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扩张（外爆）的失败成为内爆产生的根本原因。外爆是一种现代性过程，指商品生产、科学技术、国家疆界、资本等的不断扩张，以及社会、话语和价值的不断分化；内爆则是消除所有的界限、地域区隔或差异的后现代性过程。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内爆。

>> 波德里亚指出，当今的内爆首先是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内爆，这即是意义的内爆。

>> 媒介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不仅吞噬意义，而且在拼贴意义、制造意义，实际上，它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把非真实事件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电子时代真实和意义被瓦解的基本方式。

>> 所谓整个社会的内爆，在波德里亚看来，就是当媒介在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把任何互动统统内爆为一个平面，内爆为一个单向度的时空现实之际，整个社会交往和社会价值都被瓦解了。

>> 内在/超越（Immanent/Transcendent）

>> “内在/超越”是就存在的界限而形而上地设立的一对描述范畴。界限之内的存在及其属性即内在、内在性，而逾越了界限的存在及其属性即超越、超越性，这分别是由两个词语的前缀所表示的基本含义（“im-”，意味着内在，此岸存在；“trans-”意味着逾越，彼岸之在）。

>> 现象学，力求把人的意识体验当作一种透明的直观来把握，从而在认识论上将“内在性”规定为意识体验的基本维度。“内在”即内在于意识经验，而“超越”即逾越内在意识经验。于是现象学不是到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去寻找确定性，而是返心自视到意识经验之内去建构确定性。

>> 真实不在超越之所，而在灵魂之居。在心灵世界建构真实，恰如在社会世界建构城邦，如果不努力去克服超越性的诱惑，则最终可能放弃自由而接受神秘暴力的奴役。

>> 在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神圣逾越了世俗而成为超越性的典范，甚至对感性世界构成了森严的威压。

>> 把内在性完全交付给超越性，这就导致了神圣性对于世俗性的权威，天堂垄断了一切创造性力量，卑微的存在除了仰望神圣和期待神性的救赎之外，就别无选择。当世俗政治的权力与神圣教会的权力合一，就有了神权政治的诞生。所谓“神权政治”，就是一种渴望的表达，这种渴望是把弥赛亚的拯救节奏（超越）和幸福的世俗追求的节奏（内在）统一起来，从而使人—神缔结永久的契约（本雅明《神学政治论纲》）。因此，一切政治概念都是神学概念的世俗模拟（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这就意味着超越性成为内在性的超级权力之原型，内在被交付给超越。

>> 在当代文化理论中，“内在/超越”范畴被剔除了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观念的积淀，被用于描述欧洲现代性的生成以及全球帝国文化的拓展过程。

>> 超越性在反扑内在性的斗争中，建构了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这种现代性发动了对新生力量的战争，并企图建立经天纬地的权力体系，从而支配新生力量。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运动中，伴随着内在性的发现而启动了一种反向的运动，那就是极力把人类的形象再度移植到超越之维，从而将知识、科学、认识能力等等相对化，特别是反对在民众之中分配权力。以超越对抗内在，以秩序对抗欲望，这就是第二种现代性的基本取向，它表现在政治中，也表现在艺术中，在哲学上还有一种复活神圣记忆的渴望。

>> 现代主权形式的建构之第一步，是由霍布斯的“利维坦”来象征的。“利维坦”不是神，也不代表神性，而是一种限制欲望和激情以及代表民众意志的主权形象，因此它就是超越的主权形式。

>> 现代主权形式的建构之第二步，是由“血与土地”来象征的。“血与土地”，意味着民族国家主权及其文化精神。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的原型是生杀予夺的君主权威，它具有超越性的框架又具有封闭性的空间。从内在性变革之中涌现出来的民族国家主权继承了君权的超越性框架，扬弃了其封闭性空间，从而缔造了民族身份认同的超越对象。现代主权形式建构的第三步，是由作为全球时代政治秩序的“帝国”来象征的。全球时代作为欧洲现代性的扩散和跨文化传播，其直接后果是民族国家和殖民主义主权形式不可避免的衰败与没落。作为这些主权形式的价值支撑，超越性也随之衰微。在殖民主权和民族国家主权败落的时刻，帝国主权复活了超越性，代理行使抑制内在性冲动的权力。帝国主权的特征即超越性在全球文化中的再生：没有中心、没有疆界、没有封闭的空间、没有窒息生命创造力的机械装置。一方面，有帝国主权的诱惑、包容和操控；另一方面又有帝国民众的抵抗、暴乱以及构成性的权力。这构成了超越性和内在性斗争、冲突的新形态，但超越与内在的区分已经大大地淡化了。帝国这架“战争机器”的特征在于德鲁兹所说的“游牧思想”——不断地向外蔓延，不断地解构中心，不断地开拓空间。

>> 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

>> 男性中心主义，意指将理论与实践建基于男性经验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原则，但却可以概括为全人类的一般经验或不容置疑的普通知识。男性中心主义体现于以理性和理智为知识基础的理念，而强调经验和感性的女性特质（femininity）却被摒除于其知识架构之外。男性中心的学术研究以男性为主要对象，以男性处境为准则，在男性知识体系下，将男性的价值标准与经验作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予以表现和描述，以男性的视角解读全部的社会历史与社会发展问题，从男性的利益出发解释世界。

>> 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是第一个使用“男性中心”（androcentric）这一术语的女性主义者。她认为，“我们一直称为‘人类本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男子特性”。在其著作《男性创造的世界/我们的男性中心文化》（The Man-Made World, or Our Androcentric Culture）中，她详细论述了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建构在男性中心主义规范之上的。

>> 吉尔曼发现，三大男性特征是构成社会信仰和实践的基础——欲望（不仅指性欲，还包括拥有并占有各种事物的欲望）、好斗性（征服并统治他人的攻击性），以及自我表现欲（权利标榜意义之上的）。

>> 吉尔曼描述了男性中心主义特征是如何被歪曲地认定为人类的共有特性，从而使人类相信其本质在根本上是自私和贪婪的。等级制度和秩序构造是人类社会体制的中心，就是因为它们都建立在男权中心主义规范的基础之上。

>> 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桑德拉·伯姆在《性别不平等辩论之转变：从生理区别到制度化的男性中心主义》（Transforming the Debate on Sexual Ine-quality：From Biological Difference to Institutionalized Androcentrism）中将“男性中心主义”定义为“男性特权”、“男性经验”及“男性视角”。她分别从语言、法律及工作等领域探讨了男性中心主义的表现，认为要为女性创造一个正义和公正的社会，必须改变制度，使其不再以男性规范为基础。

>> 凯特·米利特从男性与女性间的支配关系出发，进一步阐述了男性中心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她在《性政治》一书中写道：男人常常获得权势并在女人身上运用权势，男性通过性政治支配女性，所以，“性别支配是当今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力概念”。人性就是男性，男人不是根据女人自身说明女人，而是根据她与男人的相关性给女人下定义，没有把她看作自主的存在。

>> 虽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并没有使用“男性中心主义”这一术语，但她准确地阐释了其概念的精神所在，并将之更为全面地整合成了性别不平等理论。根据其理论，男性和女性的历史关系，从最佳意义上讲，并不表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或者身份的高低，甚至是积极与消极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长河中，男人是作为绝对的主体而存在的，人就是指男人；女人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和附属体而存在的，是男人的客体和“他者”。这里的“他者”是指女人相对于男人所处的边缘化的、陌生人的特殊处境和地位，而这种处境和地位是低于男性的。由于女人一直被界定为天生的“他者”，现实世界被认为是男性主宰和统治的，两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

>> 男性中心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是，作品往往以男性为中心，男性按照自己的意愿臆造了“家庭天使”型的女性形象以规范女性。爱情描写不是女性对男性的诱惑，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女性成为性的诱惑者，英雄的崇拜者，金钱的俘虏或权势的奴隶，失去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性形象在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性叙事中被扭曲化，不是“天使”便是“魔鬼”。将女性神圣化是由于她们为男性而奉献或牺牲，把女性妖魔化是源于对她们不肯服从的厌恶与恐惧。

>> 文学评论中也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它从来不像评价男性作品那样公正、平等地评说女性作品，而是采取种种手段和多种词汇贬低、嘲讽女性作家的作品乃至优秀作品；它把男性作家的情史和性史作为风流潇洒来颂扬，而对女性作家的生理和心理给予打击。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价值系统带有大男子主义的浓郁色彩，拔高男性，贬低女性，甚至抹杀了有些女作家的地位。男性中心文化严重阻碍了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男性从一开始就篡夺了本属于女性的权力，就开始任意地书写女性的历史，使人类对女性文化无法获得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 能指（Singifier）

>> 能指是瑞士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基础性的语言符号概念。

>>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指涉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语言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概念是所指，音响形象是能指。

>> 索绪尔说：“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作符号。”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就是由这样的“心理实体”构成的，因为无论是概念还是音响形象，都不像语言名称和物理事物那样具体存在，具有物质实体性，而是纯粹的心理存在，是只有通过心理反思才能知晓的存在。这是能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一特征为后来的索绪尔的研究者和阐释者加以发挥。

>> 能指作为符号要素，它的性质与时间长度相关联。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a）它体现一个长度，（b）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线。”能指的这样两个基本性质，看起来非常简单，往往被人们忽略，但实际上能指本身的丰富内涵就包含在看似简单的性质里。

>> 首先，能指在时间长度上的展开表现为语言的“句段关系”。所谓的“句段关系”是指一个句子中词与词的连接，词语作为句子中间的要素一个挨一个排列起来，形成一个线性链条。这种以时间长度为特点的结合是现场性的，所有参与句段组织的词语都出现在现场，但这种现场性并不意味着句段的言语功能，而是一种语言功能的反映。

>> 其次，能指的差异性。索绪尔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语言中只有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能指上就是音响形象的差异。能指的差异意味着相互联结的音响形象彼此是不一样的。

>>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构成的？这是索绪尔所思考和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索绪尔看来，差异性与任意性是密切相关的。

>> 按照索绪尔的设定，任意性的基本内涵在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不是说它们之间的组合是随意的，而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

>> 能指的任意性还意味着能指差异的系统性。

>> 能指的这样一些基本的特点，后来被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文论研究加以阐发。能指的非外在的心理性质实际上潜在地为能指的自主存在埋下了伏笔。传统语言观所认为的语言意义来自它所表达的对象（这一对象通常是指外在的客观现实或事物），这一观点在索绪尔语言学中已经受到挑战，因为无论是能指还是所指，都不是对外在现实的一种直接命名或再现。在关闭了向外敞开的寻求意义的大门之后，索绪尔把语言意义的来源落实在能指的差异的结构性之上，也就是说，由于能指的差异，语言生成了自己的意义。结构主义从这里获得了理论灵感。而解构主义则在此基础上提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使得能指处于一种无明确所指的状态，这就造成了能指的向后的滑动（因为语言呈现为线形的句段关系），在这种不断的滑动中，导致了意义的悬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