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传统”

第二节 博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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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物博古图最初是对传世或出土的古物所作的图解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与“考古图”的含义是一致的。这种说明图往往是在画工如实勾摹古物图像之后，再由刻工精雕细琢，版印成书行世。宋代之后，金石学开始成为专门之学，古器物的考证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其标志就是所谓的考古图和博古图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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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玩古器物，这是晚清士大夫、贵族特殊的情感寄托方式和个人身份的象征，而彼此寄赠古器物拓片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常见现象。陈介祺每拓一器，必寄赠吴大澂。潘祖荫曾访得埃及古文刻石本数纸，“以泰西水泥仿制二碑，拓赠同好。”端方也藏有埃及刻石拓片，而且也不断赠送朋友。这种风气直接导致传拓技术的繁荣。清光绪年间，西安苏忆年善拓全形器，且拓本多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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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古图》《考古图》所标定的图谱传统和金石学家的文字考订、补经证史的功夫是传统金石学的两翼，而前者在清代中叶以后尤为发达，即使是当时的西方学者也会受到此风气的熏染（笔者可以提供一则在法国集美博物馆所发现的材料，即阮元的同时代人Peter Perring Thoms所翻译的吕大临的《考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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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释历史时，金石学家的确更关注碑版文字的证据作用，而不太愿意拔图像、纹饰做为视觉证据。这可能是一个缺陷，但这也许不是一个重要的缺陷。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在文字的统一性中不断延续，这也正是和西方的一个区别，这一点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模式。对金石学家来说，图像是寄鉴古之远思的证物、信物，其审美意义不断得到开发。古物纹饰的确没有被充分用作历史研究中的视觉证据，但这并不等于金石学家就忽视了古器物的器型与纹饰。事实是，金石学家往往会对古器物的图型与纹饰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没有充分地把古物、古代遗留下来的图像、艺术品用作历史研究的证据，但这并不能说明传统的历史研究有或没有价值。相反，如果滥用图像，倒有可能还是一种没有价值的研究。
     这些问题其实是来自于近代科学考古学、近代西方历史科学对传统历史学、金石学的挑战。说传统金石学价值不大，或说金石学家不重图形、纹饰、图像，未免有失偏颇。像王国维这样的学者，其根基仍然是金石学、小学。而且，他对文化价值的关注也正是血多科学考古学家常常忽略的一个根本问题。 关于科学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关系，传统学者自然另有一套见解。历史研究当然要借重图像，但图像的作用也不能因此而被夸大，这是西方图像学研究中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