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权利、亲密和家庭生活

是权利诉求吗？还是身份认同？想到人们常说的，“不要虚假的xx光环，而要真实的xx权利”，后者之“权利”，细想一下也并不真实，本质上也是一种认同罢了。
在亲密生活中对权利平等的要求也是一种对认同的要求。关于权利我已经说得太多，但认同则说得太少。是时候来定义这个词了。认同是一个非常加拿大化的概念，因为它是由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首先提出，并使其成为政治哲学的常用术语。在日常用语中，认出某个人，是在某一张脸上贴上姓名，是将他或她从人群中挑出来。得到认同，是从匿名状态浮现，被人看到，被承认你的身份。当你得到认同的时候，你不再是一个无名之辈，你成了其他人眼中的某个人。群体为了类似的认同而斗争。他们想让大多数人认同自己，重新看待自己，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也在道德意义上承认他们是平等的。权利平等是认同的前提，但它还不足以确保认同。当个体和群体寻求认同的时候，他们想要让自己的平等得到认可，也想要自已的差异得到承认。在法律平等之外，群体寻求对他们的文化价值、传统和独特观点的承认。为认同进行的斗争通常要求一群人首先认同自身，克服他们的自我羞耻和自尊缺乏，然后按照他们希望被外部世界所看到的样子规划自己的形象。一且这个过程开始，斗争就变成要求外部世界改变对群体的观点，采纳群体当身减定式或刻板的观点，把其内部的成员既当作平等的主体，也当成与主流的差异已经得到承认和欢迎的人。(第108-109页
认同意味着什么呢？是默许还是积极赞同呢？如果一味寻求认同的话，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政治正确”，造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
关于认同的全部困难显然在于，它是否意味着默许、接受或赞同。当多数群体给予少数群体权利时，它是在要求默示地接受，还是要积极地赞同这个群体的行为？比如说，同性恋群体想要的当然不仅仅是容忍，还要得到赞同。而赞同似乎来自平等的理念。但权利的平等是否必然要求赞同的平等？多数人已经认可了同性恋的平等权利，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而不过是不情愿的容忍。
在权利革命的时代，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也变成了对赞同的要求。实际上，甚至可以说，任何没有取得完全赞同的事物都是在否定被排斥的个体（或群体）的平等主体地位。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一通俗而言，它被叫做政治正确。对权利革命的一个根本批判是，它导致了一种程式化的、虚伪的强迫性赞同文化。当每个被排斥的群体既要求平等权利又要求认同的时候，多数群体会感到是被迫对那些做法给予道德的赞有重绝们原本最多只是容忍。结果政治正确成了一种新形式道德暴政的代名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及你不能在同性恋人群中谈论性滥交，以免看上去是在一般意义上贬低同性恋。你不可以反对照顾女性的平权行动，以免显得是拒绝完全认同和尊重女性。诸如此类。(第109-110页)
超越“多数人的暴政”，则需要漫长的跨文化协商。想到上野千鹤子提到的，推动性别平等需要“一人一杀”，不过也是一种通过交流获得认同的方式罢了。另外，“诉苦”绝对不是获得认同的正确方式。
另一个问题，这些公共言论的限制是否实际上是一种暴政形式？任何有点记忆的人都知道，近年来的男权文化中普遍存在对女性和同性恋粗野的、攻击性和鄙视的评论。创造一种令各群体免受这些评论的阴霾影响的文化，不应当看作严重限制那些顽固坚持成见者的言论自由。所以综合权衡，权利革命最终导致强制性政治正确的观点很显然是一种误解。不过，终结一种随意的、欠考虑的贬损文化，显然不同于推动一种文化转向衷心赞成同性恋行为和偏向女性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权利的平等改变道德文化，是因为群体要求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迫使性多数群体超越容忍，而走向接受和赞同。只要这个过程是协商产生的，只要它不表现为要求单方面无条件的接受，权利平等就能成功地走向完全认同，但如果主流群体觉得表达赞同而非仅仅容忍是被迫成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当权利和道德变化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漫长艰难的跨文化协商过程，就会清楚地看到，权利是认同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即使获得了权利上的平等，同性伴侣也许还会期待他们的同胞公民也认同他们道德上的平等。这个过程会花一些时间，并且应当以合适的方式开展。不过，似乎也很难相信这种尊重最终无法实现。(第110-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