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上卷第二部分 上

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有没有哪个国家的贵族制能像英国的贵族制那样自由。英国的贵族制源源不断地向政府提供人格高尚、思想开明的人才。
有一种爱国心，主要来自那种将一个人的内心和他出生的地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本能的、非功利性的和无法定义的情感。这种本能的情感夹杂着对传统习俗的爱好、对祖先和历史的尊重。
这种爱国之情往往与宗教信仰糅合在一起而变得更加炽热，从而创造出很多奇迹。爱国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不进行推理，而是信仰、感受和行动。有些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时，会以某种方式将祖国人格化，将君主看作祖国的化身。他们将爱国心转移到君主身上，为君主的胜利而骄傲，为君主的力量而自豪。
没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可是为了不伤害到任何人的感情，一个外国人在美国既不能痛快地聊一聊某个人，也不能痛快地聊一聊国家；既不能痛快地评论政府，也不能痛快地评论人民：既不能痛快地发表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也不能痛快地表达对私人事务的看法，总之对于在美国所见到的一切，他都不能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也许对于气候和土地例外。
君不见宗教式微，神授权利观已经消失？君不见世风日下，道德权利观也已不存在？
放眼望去，哪里不是思辨取代信仰，谋算战胜感情？于此大动乱中，若您无法将权利观念与个人利益一人心这唯一的不动点联系起来，除了制造恐怖，您还有什么手段来统治世界呢？
一个民族一直被剥夺各项政治权利，如果突然之间赋予其政治权利，毋庸置疑这对民族是一大冲击，这一冲击是必须的，然而很危险。
这样说并不过分：没有什么比驾驭自由的能力更能创造奇迹；然而，没有什么比学习使用自由更为艰难。专制却并非如此。专制政府经常在社会千疮百孔之时以修护者的面目出现，支持正当权利，救济穷苦百姓，建立社会秩序。专制政府的出现能给国家带来短暂繁荣，于是人民便在这繁荣当中昏昏睡去，一朝醒来，却发现身陷囹圄。与此相反，自由通常于暴风骤雨中诞生，在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碰撞和较量当中艰难成长，只有到了自由成熟之时，我们才能认识到它的好处。
民主自由在做每件事的时候，并非都像开明专制那样完善。对于某项事业，它经常等不及取得成果就半途而废，或者鲁莽地拿事业去冒险。但从长远看来，民主自由比开明专制取得的成果更多。它在每件事上做得不如后者周到，但它做的事情更多。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作为并不显眼，反倒是撇开政府，在政府之外完成的事业引人注目。民主制不会赐予人民一个特别能干的政府，但即使是最能干的政府，也未必能创造出民主所能创造的一切。民主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一种强劲的力量、一种离开它就不可能存在的活力，而这种活力，只要稍微具备有利条件就能创造奇迹。民主的真正优点就在于此。
如果现在已经来不及选择，如果一个超人类的力量在未征询你意见的情况下，已经将你推向两个政府中的其中一个，那么你至少应该试着利用这个政府所能提供的一切好处；去认识它善的天性和恶的习性，努力抑制后者而发展前者吧。
多数的不可动摇的道德优势，部分来源于这种观念：多数人的才智加起来总比一个人的高，因此，为了保证立法质量，不能单单看重立法者个体才智，而更应保证立法者的广泛多数。平等理论就这样被应用在智力领域。这一理论对人的骄傲穷追猛打，让人不得不放弃他最后的骄——对自己智力水平的骄傲。
法国人在旧制度下坚信国王永远不会犯错。如果国王加害他们，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国王身边的顾问的错。这种信念无限巩固了人们对国王的服从。
多数是唯一不可不奉承的权力，只要多数提出什么想法，人们就会急切地促成其实现。然而一旦多数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所有的努力也就戛然而止。与此相对的是，在欧洲的自由国家，行政权相对独立，自身地位较有保障，即使立法者开始关心新的事项，之前的决定仍然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因此，公正构成每个国家的权利界限。
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陪审团，代表整个社会来维护公正这一社会的律法。那么，代表社会、负责维护社会律法的陪审团有权凌驾于社会之上吗？
人世间没有哪个权威能因其本身足够值得尊重，或因其本身就拥有无比神圣的权利，使我可以接受它不受约束地行动和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统治。
美国人所组织的民主政府最大的弊端，并非像很多欧洲人声称的那样，是它的软弱性，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它不可匹敌的力量。我对美国最反感的一点，并不是美国的极端自由，而是对于暴政几乎没有防范。
相反，如果将立法机构组织得既能代表多数又不完全受多数激情的摆布，让行政机构拥有自己独立的力量，让司法机构独立于前两种权力机构，那么，政府仍然是民主政府，却不再给暴政以可乘之机。
必须把专制与暴政区分开来。暴政可以通过法律实施而毫不专断，而专制也可能是为了民众的福祉而毫不暴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