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文化寻根·小说·女性写作》

寻根作家集体性表现了他们身上的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颤栗和规避。他们宁愿躲入贫困、愚昧的乡土中国，也不愿进入正在发生现代化的城市中国。（P332）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陶醉于他的“人民立场”，那么他就可能失去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立场。寻根小说在八九十年代虽然坚持了对现代化的批判立场，但这实在是一种“伪批判”，中国目前迫切的问题不是放弃现代化回到古代传统，而是急需实现现代化并进一步扬弃传统，所以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是百分之百地需要。（P336）
由于寻根小说强调集体性经验优于个人性经验，所以不少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人物往往只是文化的符号。人物只是文化的结构中的一个成分、一个因子，他(她)的存在是为了表现文化的理想或作者感觉到的文化的关系。人物并不表示主体的地位，人物只是表现集体无意识或具永恒色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往往个人的感觉、姿态和行为都消融在文化之中了。（P357）
文学中先锋精神的丧失，就是生命激情、生命创造的丧失。当我们今天回顾80 年代，说那是一个容易获得激情的时代，甚至说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就是由于那时的文学充满着反叛、挑战创造的先锋精神，几乎在每一个先锋的文本中都体现着生命的冲动和文化价值规范之间的冲突。而现在,先锋回归了，冲突也消失了，诗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散文时期正笼罩着文学，余华的《活着》最能体现这一世纪末的文学特征。（P367）
“五四”以白话取代文言文，是为了理性地描述和解释这一世界，并使语言成为传播思想、树立信仰的工具。文言文语言的模糊、飘忽、想象朦胧的美感消失了。语言变得越来越清晰、固定、明确人被囚禁在这个语言的铁笼中，语言充满禁锢人的思想的权力。（P384）
所以，先锋作家在表达虐恋时主体并不是完全隐匿的。真实的情况是，主体已进入文本成为体验性主体，直接体验这些最剧烈的情感：疼痛、被虐、孤独、焦虑以及死亡的绝望等等，但这是无言的焦虑和孤独绝望。因此，先锋小说的形式便是对这些无言的体验性情绪的诉说，如同蒙克的那幅著名的《叫喊》一样，余华最后把这些体验写进了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在虐恋中仅余下了一个最感到恐怖的压力的、不可名状的孤独的自我了。（P398）
说到底，钟雨沉浸的并不是与“他”的那种阴阳永隔的对话关系，而只能是对自己的女性精神守节的一种自恋式的狂热自怜。因为我痛苦，所以我圣洁，对爱情的去欲化的虔诚，是那一代女性的特征，所以在张洁的这种“寻找男子汉”的冲动中，表现的只能是对那一代一种精神存在的方式的固守，男子汉只是一种白日梦罢了。过分沉溺精神生活，是男性化的表现。男性为了证明自己是理性的动物，一般都表现自己的精神化倾向，而女性为了去除自己非理性特点，就与男性靠拢，将女性写作中充满经验的逻辑和紧张的思考。（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