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不看人物的短时片面，看更根本的结构- 177

1588年1月，但以农历计算还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了。依照黄仁宇的评断，戚继光最重要的历史地位，建立在为明朝打造了一种特殊的军事组织，之前没有出现过，之后也无法再造。
黄仁宇在书中解释得很清楚，那是因为戚继光的军队，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戚继光去世时，没有人能看见，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是中国唯一的一次军事改革实验到此落幕了。也是要到后来，有了宽广的历史眼光，才会看出来历史的巧合竟然衔接得那么紧密。同一时期在欧洲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是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世界历史带进了新的海权时代，而中国刚刚错失了可能参与的关键条件。
又例如在1587年当时看起来的一件小事，一件No Significance（无关紧要）的事，在东北边境的建州卫有一个部落的领袖逞其武勇，攻打周围的邻人，消息传到朝廷，大臣分成两派争议到底该剿还是该抚。一度要剿的主张占了上风，但派去的军队却被打败了，于是转而变成要抚的主张被采纳了，实质上就是恃其距离遥远，不理不管算了。
那个武勇的部落领袖，叫努尔哈赤，他的名字在1587年第一次出现在明朝的记录中。
努尔哈赤的行为，以及明朝朝臣讨论与决策到执行并转向的过程，有哪些是偶然的？又有哪些反映了结构性、近乎必然的现象或问题？回头看历史，从后见之明，我们常常扼腕，当时怎么会如此轻忽，怎么会就这样放过了可以节制、压抑后金崛起的大好机会呢？
千金难买早知道，而我们却总爱用“早知道”来看待及评论历史，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的态度。
黄仁宇在书中试图让我们看到，这不是少数几个人的错误判断，而是：首先，当时明朝的军事组织与军事运作，没有条件可以出关打努尔哈赤。其次，要建立足够的军事力量出关压制努尔哈赤，明朝需要完成如同戚继光所从事的改革，但戚继光的遭遇却已经证明了这样的改革无法彻底，也不可能复制。派戚继光去打努尔哈赤也不可能胜利。
那不是戚继光的能力问题，不是这些大臣的判断是否正确，而是由更根本也更庞大难以改变的结构所决定的。
什么是结构？例如说国家财政是结构的重要一环，黄仁宇撰写《万历十五年》之前，他所出版的著作，从他的博士论文扩充改写的，就是探讨16世纪中国的财政状况。书中清楚列出了那套制度的错杂夹缠问题。
现代国家的财政基础，都是总入总出的原则。国家的各种收入，每个人每个公司所缴的各种税，都进入国库，然后由国库去支付所需的各种公共花费。如此才能有预算与结算，预算和结算都必定是分成“收入”总项和“支出”总项的，也才能算出收支是否平衡，盈余多少或短绌多少。
明朝的财政不是这样总体安排的。军费归地方政府负担，而由中央朝廷负责规划。如果在蓟州有两万士兵，朝廷命令河北、山东负责张罗他们的所需。但如果这时河北、山东遇到干旱，他们需要救济，他们也向朝廷要钱。意思是各个不同项目分别处理，没有统收统支，也就无法在各项目间合理、有效地调节。不断有新的项目产生，每一个项目都产生新的行政程序，到后来必定是无论中央或地方都算不清自己的财务状况，等于是大家都只能见树而没有人能够见林，不只是没有人能掌握国家的总体财政状况，就连地方单位的账也都是一团混乱。
原本河北、山东用兵筹了军费，如果战事转到山西，山西苦哈哈筹不出军费，这时却无法将河北、山东省下来的军费拨给山西使用，于是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因为山西军费短缺，而使得转往山西的战斗由胜而败，然后再来追究山西战败的人事责任。当时的政治体系用这种方式追究责任，后世读历史的人很容易跟着如此“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这就是黄仁宇试图要避免的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