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六大特点

（一）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西晋时秘书监荀勗（？—289）依据《中经》编成《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包括诗赋图赞等，而新发现的《汲冢书》也附在丁部。史书这才独立成为一个门类。东晋时，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对荀勗的次序有所更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从此史书在书籍的四部分类法中属于第二大类即乙部，一直延续到近代，因而史学过去又称“乙部之学”。

史书在书籍分类中独立成为一个部门，起初并不一定出于认识这门学科的特点而予以重视。梁代阮孝绪（魏晋以后史书数目的大量增加，是使编目者不得不另设独立门类的主要原因。但到阮孝绪时，还只有乙部或记传的名称。唐修《隋书·经籍志》，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三十种，别为史部”。以经史子集分类，来代替甲乙丙丁的代号，是从隋志开始的。

史学作为学科的独立，还从制度上反映出来。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把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授的，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政权。《晋书·石勒载记》称，石勒曾立大学及十余小学，简选将佐豪右子弟教之。319年石勒称赵王，任命了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担任史学祭酒者为任播、崔浚。东晋南朝虽然玄学盛行，统治者也注意史学教育。《宋书·雷次宗传》载，宋文帝重视学术与教育，国子学尚未立时，征雷次宗至京师，在鸡笼山开馆教授儒学，生徒百余人。同时，“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370—447）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裴子野《宋略·总论》也说文帝时“庠序建于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南史·本纪》系此事于元嘉十六年（439），称何承天官职为著作佐郎，“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据《宋书·何承天传》，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本传又说他“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可见何承天史学有修养，又是现任史官，所以被任命主持史学讲座，是有理由的。《宋书·礼志一》载，元嘉二十年文帝命何承天撰定亲耕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山谦之后任学士、奉朝请，曾协助何承天修《宋史》，负责诸志，草封禅仪注，著有《吴兴记》及集，见《宋书·自序、礼志三》、《隋书·经籍志》。说明史学生受训练之后即从事国史撰述。

《南齐书·百官志》载，宋太始六年（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史·王俭传》记此事同。但《南史·宋明帝纪》记载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所记制度及人数与《南齐书》及同书《王俭传》不尽相合，但可以知道，总明观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各科学士是研究人员，而史学在这里仍然是独立的一门。《南齐书·百官志》记齐制只言总明观祭酒一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齐时似已无儒玄文史四科之设了。梁武帝时有裴子野等掌国史及起居注，武帝还曾命吴均撰《通史》，但没有教授史学的记载。武帝建国学所开五馆，主要是讲授五经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

东汉时，征调担任各种官职的名儒硕学，入直东观亦即国家图书馆，从事撰述国史。魏太和（227—232）中始置专职的著作郎一人，下距史部书籍自成独立部门不过几十年。（孙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之职）协助著作郎的有佐著作郎，宋以后改名著作佐郎。南北朝皆沿魏制，而名称和人数各代略有出入。齐梁陈又另设置修史（一作撰史）学士。晋制佐著作郎到职，必须先撰写一篇名臣传，含有测试之意。宋初因王朝新建，没有适当对象因而废制。《史通·史官建置篇》记载“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以佐名施于作下，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然《宋书·何承天传》称其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又《荀伯子传》称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王韶之传》言韶之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词论可观，为后代佳史”。可见佐郎任务不仅搜集资料，亦执笔撰写。承天传又言，“承天已老，而诸佐并名家年少”。盖“上车不落”者多此辈“名家年少”（年少犹今言少年），虽搜集资料亦未必胜任耳。

而不仅北魏、北齐、北周等比较稳定的北方政权设有修国史的著作郎之职，（北周称为著作上士、中士）而且十六国中一些历时不久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意识到历史为自己政权服务的重要性，而设置史官修史。据《史通·史官建置·正史篇》所列，十六国中修本国历史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当然不例外，所以十六国全都撰修了自己的历史。修史官的名称，除著作郎外，又有左国史、国纪祭酒等，而以他官兼领史职的也不少。所修国史称记、书、录、志、纪等，各不相同。十六国所修国史多已亡佚，现在从《隋书·经籍志》得知众多的书名，从清代学者所辑各书残本窥见片段。北魏崔鸿能够写成一百卷之多的《十六国春秋》，正是依据了这些国的国史。魏晋南北朝包括十六国割据局面下修史事业的兴旺发达，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这个时期史学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魏晋南北朝史籍种类之多，刘知几也特别注意到。《史通·杂述篇》谈到正史以外著作时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事，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所谓近古，当指魏。这种兴盛情况，与上述第一、第二两个特点有关。同时也由于割据局面下各地方社会经济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为史书的涌现提供条件，而纸的逐渐普遍应用，更使撰写和流通大量书籍成为可能。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唐以后所谓正史皆是纪传体，遂被目为史书体裁的正宗。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心目中编年体与纪传体还是不分轩轾，相辅相成的。

编年体的特点是易于省览，便于了解历史发展的大略与趋势，所以汉献帝命令荀悦根据班固《汉书》另编更为简要的编年体史书《汉纪》。但也有人对编年体有偏见，如东晋袁宏。当时有关后汉的编年体史书有谢承、司马彪、华峤、谢忱、张潘诸家，而袁宏说他读这些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尽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三十卷）。”他所参考的，除上述诸书外，还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诸郡耆旧先贤传等，凡数百卷。（见《后汉纪·序》）袁宏时代在范晔之前，而其书所载史事，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八《后汉纪》条，基本皆见于范氏《后汉书》。这说明两家所依据的史料大致相同。袁宏之书的特点，是编年体而兼采纪传体之长。如杨彪事屡见，但到建安二十五年记彪以寿终时，又较详细追叙其平生及其子杨修事，类似以简单传记插入编年体中。吐鲁番出土《晋史》残卷，陈国灿、李征二同志考订为孙盛所著《晋阳秋》。其书编年体，而叙事中夹有人物传记。如叙述张华被害，同时记其为人与历任官职，并载其所著《鹪鹩赋》，其体例与袁宏《后汉纪》如出一辙。袁宏与孙盛是同时代人，这种寓传记于编年的办法，可能是当时习用的。

在日本，除去记载神话传说的《古事记》之外，第一部历史《日本书纪》出现于八世纪初，也是编年体。《日本书纪》是用汉文写的，也在编年体中吸取了纪传体的做法。在每个重要人物死去时，比较详细地总括叙述其生平，有似列传。可以说综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公元891年左右，藤原佐世把当时日本存在的中国书籍编了一部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是研究中日文化关系史上很宝贵的史料。此书在古史家中收有荀悦《汉纪》、袁彦伯（袁宏的字，未详何以不称其名）《后汉纪》和孙盛《晋阳秋》。这三部书可能早在编书目以前已传入日本。《日本书纪》名称的书纪二字，可能源于中国，书表示纪传，纪表示编年；而其兼采编年纪传体制之长，可能也是受袁宏和孙盛之书的影响。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以前以后都不相同的又一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东晋后期，贾弼开创了谱学。他的子孙贾匪之（宋）、贾渊字希镜（齐）、贾执（梁）、贾冠（隋）世传其学，绵延近二百年。《新唐书·柳冲传》说，“王氏之学本于贾氏”。王氏当指宋王僧绰、齐王俭父子一家，王僧绰在元凶劭时被杀，僧绰门客太学博士贾匪之株连而死，说明贾王两家密切关系。刘知几所说江左两王，则是指琅玡王俭、东海王僧孺两家。这一情况，正符合隋志谱系篇所谓“齐梁之间，其书转广”。除这些专精谱学的人之外，熟悉各族谱系，“谙练百氏”，是宋齐以后士大夫学识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梁傅昭“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梁书》本传）梁元帝《金楼子·戒子篇》也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宋齐以后谱学趋于极盛，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的。

刘宋以后改变了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的局面，高门世族已由东晋时政治上的极盛逐渐走向反面。因而他们更要通过种种途径巩固其士族特权地位，而家族谱起了维护士族集团在社会上封闭性的作用。士族虽然缺乏实权，但某些官职仍要从他们中间选任，而一族之中又有区别，如琅玡王氏中有王僧虔所指名位稍次的“乌衣诸郎”，这就需要仔细了解各氏族谱系。熟悉谱系与否，成为担任吏部的主要条件之一。据各史本传记载，宋王僧绰“徙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陈姚察官吏部尚书，“尤喜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孔奂任吏部尚书，“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服”。宋刘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叙。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新唐书·柳冲传》，这里所谓撰，疑是删节之意）齐萧鸾因为“不谙百氏”，王晏不同意让他担任吏部尚书。北朝类似之例较少，但任吏部的人也须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的李神俊担任了吏部尚书。

除作为任官参考或依据之外，谱牒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要用以辨别士庶，使应当服役的庶族不能冒充士族，逃避差役。这种逃避情况，到南齐愈益严重，“改注籍状，诈入仕（同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政府却籍，引起了唐寓之起兵。梁武帝时，这种情况仍然继续。《通典·食货》载，天监初尚书令沈约上书，建议用比较可靠的晋宋时旧黄籍，来核对当时黄籍。然后书中说，“臣又以为”云云，又提出应当检查那些根据伪造家谱而妄称祖先属于士族的“巧伪”，防止他们“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缺乏，是事不举”。例如南齐时，荒伧人王泰宝就从谱学专家贾渊那里“买袭琅玡谱”，贾渊差一点被处死（见《南齐书》本传）。为此沈约建议：“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通典》避讳改民为人）郎、左人尚书，专供校勘所贵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仇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这段话中，专供校勘云云以下几句文义较难理解，我想意思是：专门核对那些门第不高（卑姓）而自列为高门（所贵）的各类谱牒（杂谱）。方法是用保存的晋宋旧户籍册来纠正后来伪造的家谱。如果谱牒中记录为士族（若谱注通），而按晋宋户籍上却是寒门庶姓（籍有卑杂），那就根据保存下来可靠的户籍，对假造谱牒者处罚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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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谱牒记录也是区分士庶、确定从役与否的依据，所以必须慎重对待。《通典》在沈约奏文之下写道：“（梁武）帝是以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置。”盖梁时政府开始设机构掌管氏族谱牒，谱学由私家世代传授而变为有司过问了。

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对于避家讳一事很严格。《通典》载宋王弘好贾弼之书，“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正是由于熟悉各人家谱的缘故。《梁书·徐勉传》称其“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百氏当指百家谱，亦即侨姓高门的代称，是说徐勉熟悉这些氏族的家讳。至于谱牒在缔结婚姻时的重要参考作用，更不待言了。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魏收（506—572）的《魏书》立《释老志》，叙述佛教与道教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为创举。梁慧皎（？—554）著《高僧传》，记述自后汉至梁初的中国和外国僧人共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全书分十门：一译经，二义解，三神异，四习禅，五明律，六亡身，七诵经，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以后唐代宋代僧人撰著《高僧传》，大体都沿袭这样的体制。

齐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都著录了佛经与道经。在儒家典籍目录如《汉书·艺文志》的影响下，不少僧人先后自己编制了各种“经录”。这些目录都已亡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晋道安（312—385）于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在襄阳写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据梁僧祐所说，道安的目录不只是胪列经名，而且“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即依年代先后，逐家汇列，以经名为目，下注异名及译出岁月，并略述译经始末及译笔优劣。这种方法，比当时流行的各种儒家典籍目录，要细致得多，也确切有用得多。梁僧祐（445—517）在道安之书的基础上，撰《出三藏记集》，在体例上又有发展。全书分四大部分：一撰缘记，叙佛经及译经的起源；二铨名录，即历代出经名目，按时代及译者分类；三总经序，收录诸经序文与后记；四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这样的佛经总目，其详尽又在道安目录之上，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历史上，作为分支之一，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道家史籍有东晋葛洪撰《神仙传》。梁陶弘景《真诰》中亦保存道士传记，但所述事迹不尽真实。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列举道书多种，类似总目。宋元嘉十四年（437）道士陆修静撰成《灵宝经目》，是当时道经的正式总目录。书已佚，分类方法亦不详。东晋以后，道士竞制新经，有的有目无书。陆修静经目所列经的卷数也不可信。其学术价值与道安、僧祐的佛经目录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