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的大麻小说

邱妙津的小说人物有着高度的生存意义，意味着自我的定义，意味着对生命的诚恳要求；而骆以军的小说人物则是分裂的旁观者，是丧失自我生活的人。黑格尔预言“诚实的灵魂”将被历史唾弃，而“分裂的意识”会节节获胜，我们身处的时代对此已做出了无数的印证，但随之而来的吊诡在于：那些在当下依旧顽强幸存的少数“诚实的灵魂”会生活得无比艰难，并在强大的时代压力下渐趋分裂；而那些如骆以军一般对“分裂的意识”保有内在认同感的当代人，因和时代精神相吻合，反倒弥散出一种基于诚实的安宁，我分裂，故我在，于是荒怪与美善一体，淫猥和纯真并进，生命转而成为一种单细胞分裂式的弥天弥地的华丽景观，思辨和观看代替了具体的生活，不再有集聚自身的生命，不再有朝着某个方向撞得头破血流的生命。
在邱妙津那里，写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或者说，为了不能完成的更好的生活；而在骆以军这里，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写作，他有如我们时代里任何一个普通平常的经验匮乏者，只是为了写作，他需要比常人更贪婪地捕食生活经验。邱妙津的不幸在于，作为一个充满生活激情的人，她和她的死，成为另一个充满写作激情者的捕食对象，被后者撕裂、观看、思索，又被献上祭台，而这一切又都统统顶着现实生活好友和文学虚构创作的神圣名义，堂而皇之的呈现，洋洋自得的呈现，带着一切所谓后现代哲思面具的呈现。在这样一个写作的祭台上，生活变成景观。死亡也变成景观，写作者本身也成为一种景观，不再有真正严肃的生活和写作，也不再有真正严肃的敬畏与悲伤，这才是这部《遣悲怀》真正令人不堪的事实。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生活和写作的双重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