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便页

额尔金勋爵是个孤独的人，牵扯于诸多矛盾之间。他在公正对待中国的愿望和履行使团目标的责任间摇摆，贵族出身的他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海外英国同胞，同时又对毫无抵御能力的中华成熟文明充满了同情。他同时感到左右为难的还有，他想要快速解决两国间的冲突，他的海军上将却配合缓慢；他不喜欢那些在中国的小领事官们，但又要依靠他们的服务；他想开展独立行动，却又不得不同联军合作，他们批评他的做法，但分享他的劳动果实。身居收人尊重、独具最高权力的领袖位置，他不允许自己交朋友，除兄弟卜鲁斯和私人秘书饿理范之外，他不信任任何人。
额尔金的立场可以用列卫廉以下会写的话来加以总结：“事实上他就像是《古董家》中的那个苏格兰赶车人一样，手上拿着鞭子，眼里噙着泪花，基本上无法掩饰他内心对自己将做之事的厌恶之情。”
桂良灵活而成熟，但额尔金却僵硬而焦躁不安。桂良——这位年老的满族谈判者——扮演的角色需要兼具外交官的圆熟、政治家的明察秋毫和政治战略家的狡猾。他须安抚“蛮不讲理”的敌人，应对固执的朝廷，还要压倒那些冥顽不化的官僚。他很现实地看到，在夷人野蛮进攻和海军的炮火面前，天津易受攻击的位置没有给他施展外交才华留出空间。如果要取得更好的结果，就必须改变谈判的地点和氛围。因此最紧要的是解除天津港的敌船，以防止联军进军北京。他很清楚（如果说朝廷和御史并不清楚的话），若要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付出同意在京设立常驻公使的代价。但把付出这般代价拖晚一天，就能够为增格林沁加强北京防卫赢得一天的时间。没有近代外交知识，也没有有力的军事援助，这位满洲老人面对着李泰国的恫吓和卜鲁斯的胁迫，仅凭天分与个人魅力将条约的签订往后拖了将近一个月。

足智多谋的恭亲王尽管不具备赶走在京外国人的军事实力和法理依据，但他梦想着设计出一种能让外国人主动离开北京的办法。他建议朝廷在天津设立通商大臣，将对外事务从北京移开，如此以来在京外国人会因生活空虚寂寞而想着离开北京。他上奏称“如天津办理得宜，则虽有夷酋驻京，无事可办，久必废然思返，是天津通商大臣最关紧要”。朝廷批准了这一妙计；此外，朝廷还在上海任命了新的钦差大臣，办理南方各口通商事宜。朝廷还下令各省自行处理外国案件，毋庸全部转咨总理衙门，以使外国人在京居住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后来当政治强人李鸿章被任命为驻天津的北洋通商大臣后，他实际上取代了总理衙门成为中国的外交代表。总理衙门和通商大臣间无尽的互相参照给外国人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但他们倾向于对之报以嘲弄并将其归结委中国人行政效率和管理能力的低下，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策略背后隐秘的动机。
但是，恭亲王的智谋未能逃过身在英国的李泰国那双警戒的、极具洞察力的眼睛。他在1864年告诉罗素勋爵，中国人增设通商大臣的本意在于“为北京不理洋务问题铺平道路”。他指责总理衙门遇事不停参考通商大臣意见是为了耗尽外国公使的耐心——“目的在于说服他们居住在北京毕竟没有什么真正益处，意在引诱他们放弃北京而在其他任一口岸城市设立公使馆。”为应对这一局面，他建议英国要求中国人停止这一做法，作为对价，英国可持续帮助中国对方太平天国之乱。出于种种原因，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执行。
纯粹从逻辑角度而言，总理衙门在北京的设立与增设通商大臣的隐秘目的完全是相矛盾的。正是这一外交部门的设立才引来了诸多外交官员抵达北京。因为他们并没有照恭亲王所想的那样“废然思返”，相反，他们开始享受同恭亲王本人及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社交生活。他们甚至产生了不愿同中国地方官员交往的心理。这样以来，通商大臣的增设并未实现将外国人从京师移开的预期效果；另一方面，外国公使们在北京的生活也并不单调无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恭亲王如意算盘的落空就是因为他的计划本身不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