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探·中国的奇迹、人的故事

他在这个城市迷路了，兔子跑了。这个城市如同庞大繁忙的工地，它的地理景观几乎每天都在变化，地图不能固定这个旋转的世界。男人无路可走，在一个神奇的瞬间，忽然如古代传说中的侠客，在屋顶上、在城市的天空飞奔，他终于赶到了约会地点——城市中心据说矗立着一个全世界人民熟识的金黄色的“M”。但是，这个“M”消失了，女人并未出现，只有那只兔子等待着他。这只“兔子”让人想起厄普代克那只著名的“兔子”。
在这篇写于2002年的小说中，主人公与女人的约会成为一场自我的历险，与其说他想认识那个女人，不如说他想认识自己——探索自我的边界与可能。当然，他最终只是与兔子重逢。在混杂着诗意、嘲讽、脆弱的困惑和冷静的世故的书写中，一个年轻的小说家试图写出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意识的悲喜剧。
在这篇小说中，女人和城市相互指涉——混乱、生机勃勃、变化不息、捉摸不定，她和它是欲望的对象，也是想象的对象，她和它意味着奇迹，也意味着幻觉和幻灭，她和它激发人同时挫伤人。这个城市其实是中国大地上所有的城市，那些在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生长起来的城市，高楼大厦奇迹般拔地而起，而那些穿行在高楼大厦之间的人们对这个壮观的新世界猝不及防，他们的生活、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想象都经受着隐蔽的、艰巨的考验。
这一切，在这篇小说中被提炼成空间焦虑：人们身处无限延展的空间，这空间是物质的——那壮观的城市，也可能是虚拟的——那喧闹的网络。这更是一种社会空间——由身份、阶层、欲望、想象、习俗和历史混杂而成的流动不居的“现实”，这个“现实”以盛大繁华的城市为依据，向人们承诺自由：生活的可能性无边无尽。而中国的小说家们就在这迷宫般的空间中探索通向“真实”的道路。
在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中，一个由乡下来到城市的送水少年与一个中产阶级主妇发生了悲剧性误解。对少年来说，这女人就是他的“黑耳朵小白兔”，她体现着他敬畏和向往的价值——“高级”的、“时尚”的、洁净丰裕的。她就是他的“城市”。城市施行了想象的诡计：这个孩子的生活寒酸、脏乱、劳累，他身在城市的底层，但是城市自上而下地支配着他的想象，他相信，凭借西装、领带、格子围巾、皮鞋和随身听，他能够走近他遥望着的幻境般的“城市”，他以为他将成为想象中的另一个自己。这是冷酷的和令人心酸的反童话，或者说，这是童话版的《幻灭》，笨拙天真的少年被魔法欺骗，当幻觉消失，少年和女人惊恐地对峙，而警察及时赶到。但这篇小说并非仅仅表现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隔膜和误解，小说结束于那个女人坚定的自我辩护：那又如何？女人紧接着便强硬地自问。我要为他的劳累感到羞愧吗？不。女人反复在心里说。“不！”女人大声在心里说。是的，她必须“反复”说和“大声”说。她和《带只兔子，见个女人》中的“黑耳朵小白兔”终究不同，如果说她成了想象的对象，那只是因为少年的一厢情愿，而在她的世界观中，这孩子仅仅是一个彻底的“他者”，是闯入她的城堡的陌生人，动机莫测。她是无辜的。但她的故作“强硬”表明，这个女人隐隐直觉到事情的坚硬真相：她的城市向这孩子做出了难以兑现的承诺，“城市”支配了孩子的意识和想象但将他的身体隔绝在外，这孩子的笨拙、滑稽、不协调正是这种身心分隔的表征。要理解这一切，必须明了中国城市的独特发展历程。
在1978年之前的近三十年中，中国依靠严格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城市和乡村被制度化地隔绝，农民不可能进入城市工作和定居；而在城市内部，通过单位制度和相应的福利分房制度，人被固定于特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之中。这两方面的制度设计隐含着一套复杂的空间意识形态：城与乡互为“远方”，通过将乡村置于远方，城市人的身份得以有效确立；而封闭和稳定的城市则力图复制乡村式的社会结构。然后是1978年至今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中国经历了急剧的城市扩张，原有的制度藩篱渐次被冲破，巨大的社会活力被释放，到2007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五亿，这其中还不包括难以计数的涌入城市的农民——尽管户籍限制仍在，但显然已经不能阻止亿万农民怀着梦想和欲望决然迁徙。这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它同时伴随着城市中单位制度的衰落和福利分房制度的瓦解，城市变成了开放、流动、庞杂的空间，这灿烂而混乱的现代城市在几代中国人的生命中第一次出现，而且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排山倒海地出现。中国的小说家们注视着这一切。他们惯于洞察秩序井然的乡村社会的微澜，他们惯于依赖历史叙事与革命叙事的戏剧结构，但是现在，他们注视着这个红尘滚滚、幻影重叠、众声嘈杂、丰盛多姿的世界，小说家们面对的困难在徐坤的《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中谨慎而精确地展示出来。那个广场位于一个商品化住宅区的中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住宅小区成为中国人主要的居住场所——人们不是通过分配，而是通过在市场上自由购买获得住房。原有的社区瓦解了，人们不认识他们的邻居，他们走进广场，走进人群，力图为自己建立一种公共生活。但是，这个空间夜色朦胧，所有的人都没有名字，作者以一种笼罩所有人的困惑、猜测的语调讲述着。除了这个困惑的声音，所有的人默然无声，他们以目光相互探询着、辨认着，最终所有的目光聚焦于一对跳探戈的男女，他们忧伤激越地舞蹈着，他们旁若无人，他们似乎是身在旷野，他们拒绝对话。这篇小说留给读者的问题是：他或她，是谁？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物——陌生人，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中心形象。
无数的作品最终都是关于陌生人的作品。这个陌生人是现代城市的产物，或者说，他注定游荡在一个开放和流动的空间之中。对陌生人的感知、辨认和想象划出了城市生活中遍布疑难、充满可能性与戏剧性的晦暗区域。午夜的广场上，人群身份混杂、水平参差，但在那些目光中，能够辨别出农民工的目光、年老的城市居民的目光——农村与旧日的城市一起注视着无从归类、难以指认的陌生对象。那两个陌生人，沉默着，承受着众人的目光，他们的自由与孤独很大程度上就源于他们的无名、无语。在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中，出现了又一个陌生人。他有一个为人所知的名字，但是，有一天，人们震惊地发现，这个名字下隐藏着一个人所不知的人。这个人本来是现代城市的神话人物。他实现了类似于在城市上空飞翔的奇迹，他已经变成了天鹅——由一个穷困的乡下人，丑陋，土气、不体面，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城市人，他进入了社会上层，他甚至即将飞向世界。但是有一天，他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成了一个杀人凶手。须一瓜敏锐地看到了在现代城市许诺给人们的富足、洁净、体面和成功之中所包含的对人的禁制和贬损，这个“成功者”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正是长大了的送水少年（《谁能让我害羞》）。但这篇小说的另一重力量——诉诸潜意识的力量——却在它的叙述策略。作者借用了探案小说的模式，语调感伤、抑郁、“浪漫”，这让人想起最初的探案小说——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在这篇小说中，中产阶级母女的生活和生命被猝然撕裂，一种凶险莫测的力量袭击了她们。最终，案件告破，行凶者竟是来自南海的一个猩猩——非理性的丑陋原始之物，一个绝对的“他者”。也许须一瓜从未想过，但在爱伦·坡的猩猩和须一瓜的凶手之间确有一种奇妙的对称：他们都来自远方，猩猩来自殖民体系中的地理远方，而须一瓜的凶手来自城乡二元体系下乡村与贫困的“远方”。爱伦·坡意识到殖民体系或全球化体系中的现代城市的内在紧张：它汇集、容纳和承受无穷无尽的异质因素。但当他将撕破城市日常生活平滑表象的突发危机归于遥远的和非人的异己之物时，他是放弃了认识和理解，他粗暴地实行归类。作为破案的关键，小说详细叙述了目击者们对凶手的声音的矛盾重重的证言：那是法语、英语、德语、俄语……当然，我们最终知道那并非人的语言，我们不可能听懂也无须去听，由此，爱伦·坡和他的读者都会感到心安理得。而在须一瓜这里，凶手同样不可理解，但那是因为他放弃申辩，选择沉默。所以，他的不可理解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向我们提出了问题——这个人身上郁积着贫困的乡村世界向着现代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的撕裂性张力，他终于摆脱了他的家乡土语，他用“文明”的普通话说话。但最终他无论如何也学不好英语：这个高歌猛进的世界全面地改造了他，他无从抗拒和反驳，但他的身上总有一个顽强的沉默区域，一个无从言说的羞耻而疼痛的区域。——沉默与羞耻相关，羞于自我暴露，羞于正视自我的真实状态。对沉默的勘探和发现表明了中国的小说家们对巨大社会变革中中国人的内在生活的特殊敏感。中国近三十年来经历着奇迹般的发展和繁荣，这个具有悠久农业传统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完全系于中国人民的勇气、激情和力量，但这个过程也必然意味着人心的剧烈震荡：人们忙碌紧张，义无反顾地行动，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内在自我并没有准备妥当，他们不过是把所有的困扰归入体内一个沉默的甚至是潜意识的区域，这个区域中常常隐藏着一个陌生之人。所以，《谁能让我害羞》中的那个少男是沉默的，他无法在面对这个世界时做出真实、准确的自我表达。小说家注视着人心中的这种沉默，他们力图使沉默之事获得语言和形式。王安忆的《发廊情话》对沉默做出了更为复杂的表达。她将人们带进庞大都市的一间街头发廊里。在乡村般亲切的氛围中，一个怀孕女人向人们讲述她的生活。她的语调家常、絮叨、温暖，给听众的感觉是，这个女人在这个城市中也许经历了许多波折，但她总是幸运而稳定地把握着自己的生活。现在，她已坦然安居，即将成为幸福的母亲。她的丈夫曾是世故的骗子，但那又怎么样？我们只会觉得她能让这个男人安顿下来，她多么了不起……至此，这篇小说里似乎没有沉默，这个女人也不陌生。但是且慢，在听众中，有一个人一直沉默，那就是发廊老板。在小说的最后，这个沉默的人忽然说出一句话，判决般击破了这个女人的全部讲述。我们忽然警觉，也许这一句判决正揭示了女人兴致勃勃的讲述中着意掩盖的无声区域，也许这个让我们感到如此亲切温暖的女人其实也是一个陌生人。有些人正是因此不喜欢这篇小说：为什么如此刻薄呢？为什么不能对这个经历残酷生存斗争而依然存有单纯和天真的女人送出宽厚的祝福？但是，王安忆的隐秘意图并非仅是鉴赏一种人生，她注视着城市经验中更为微妙的层面：发廊老板的沉默阴险叵测，他坐在那里，漫不经心，他用他的沉默表达对女人的声音的决然不信。这篇小说一直在力图让我们相信我们的所见和所听，王安忆本来以娴熟精确的笔触达到了目的，但是，她最终告诉我们那是多么可疑，我们必须穿越事物亲切熟悉的表象，穿越声音和目光，去接近沉默的陌生区域。中国的小说家们在21世纪之初专注地发现城市，他们意识到，在这个浩大降临的，伴随着互联网、大众传媒、迷宫般的道路和建筑、丰盛物质和庞大的人群的现代城市中，辨认一个人，看清他的内在生活和他与他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具有巨大的难度。村里没有陌生人，而在一个开放和流动的现代城市中，到处都是陌生人。我们必须凭着目光和语言走近他人，但他人也借着目光和语言将自己深深隐藏。这是难度所在，正是在这个难度中，小说家们发展出复杂、微妙的叙事艺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小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敏感——迷宫式的想象力、对表象与真实的警觉的辨析、对自我的深刻怀疑、对现代城市生活中生存状况和道德境遇之复杂的艰难把握……
在魏微的小说《化妆》中同样隐藏着一个“丑小鸭”与“天鹅”式的神话。我们已经看到，铁凝、王安忆、须一瓜以不同方式演绎着这个神话。迅猛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社会流动制造着无数“奇迹”，这种奇迹不是超验的，它落实于无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为中国人开辟了一个充满欲望、震惊，也充满焦虑的想象域。在这个区域中，城市生活所应许、所炫耀、所实现的纷杂价值缠绕着人们，人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表达成为在“奇迹”中的历险。《化妆》中的那个女人光彩夺目，她是成功的，今天她要去见昔日的情人。昔日她很穷，她的穷曾经刻骨地贬损她的爱情。但是现在，她突发奇想，她要假设后来的奇迹不曾发生，她要以依然失败和穷困的形象来到昔日情人面前。她要看看，除了这灿烂的羽毛之外，她究竟是谁，这个世界究竟将如何待她。于是，她“化妆”了。这个行动精确地击中了城市经验的隐秘要害——目光。现代城市文明建立在目光的意识形态上：人的衣着与品牌、他和她的汽车和房子、他和她的容貌和神态、他和她出入的区域和场所，一切都由目光迅捷地予以分类和估量，一个城市人必是一个目光的政治家，他和她凭目光认识世界和应对世界。但她失败了，辛辣的笑变成了辛酸的泪水。她的问题在于，化妆本身既是对目光的反抗，也是对目光的归顺。这个女人震惊地发现，在这场假面舞会中，她其实永远离不开一张假面，否则将只剩下一张废墟般空虚、陌生的脸。这个主题在陈希我的《又见小芳》中更为粗暴猛烈地展现出来。小说直面支配人生的基本元素——物质（钱）和身体。身体其实也是物质，是在城市生活中被极度“目光化”的物质，人的容貌和胖瘦对人的身份和自我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成为人的异己之物，统一的“身心”瓦解了，留下的仅仅是时刻准备接受目光的审查和规训的身体。以及对这身体、对物质的巨大焦虑。《又见小芳》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男人不够的钱和精悍的身体、一个女人过多的钱和臃肿的身体。陈希我以简单粗暴的力量，把他们带入密室，让他们避开城市的近乎超验的目光，面对面困难地交谈，穿过物质，穿过身体，打开他们的“心”：在那里，并非是一个有能力与物质、与身体、与欲望抗衡的“灵魂”，人们看到的是一片沉默，借助零散的记忆、幻觉和隐喻，极力寻求表达。——这里提到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是在与目光斗争，都是在零散、即时和表面化的目光的缝隙之间，力图窥探和触摸某个真实的、饱含精神疼痛的区域。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小说信赖“目光”，小说家注视着世界的表象，并且相信表象体现着本质。而现代主义的根本旨趣就在于对目光的深刻怀疑。在现代城市经验中，目光的胜利是如此彻底，以至于目光所包含的价值僭占了人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必须写出《变形记》，“变形”是为了逃离目光禁制，是为了在目光之外重新发现人的面目。——这是“陌生人”以及沉默的根本内涵。这一代中国小说家全都经历了中国巨大的城市化进程，他们目睹沧海桑田、目睹人的生活和人的内心的剧烈变动，他们力图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讲述人的故事。这个世界中，一切似乎都在变，关于人的熟知的假定似乎都经受着考验，人变得陌生了，人的故事在沉默中等待声音和形式。这包括命运。在著名诗人王小妮所写的小说《很大风》中，浩大的命运在庞杂的城市中被重新推敲：一场台风降临，“平时几乎不知道每天是阴是晴，从来顾不上看天”的人们，“生活粗糙简单、不再细微敏感”的人们，重新“变成了浑身触角的动物”。某种程度上，这场大风使这个城市变成了古典戏剧的舞台：“天”在人的生命中突显，那些平日里在楼群和街道中忙忙碌碌的人，在高天大风中如同被放回旷野。我们注视着他们，我们看到，人并非仅仅活在此时和现在，生命并非仅仅是消费和被消费。当一个人在这大风之中蓦然倾听命运的幽微零散的消息时，小说就回到了中西文学的悠久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正如福克纳所说：“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1949年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