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上

没有什么比法国大革命史更适用于提醒哲学家和政治家们要谦虚的了，因为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影响更深远，准备得更充分但也更无法预料的事件。
我们确实看到法国人自己打起来的时候，英国人前来相助，波罗的海最远处的人深人到德国中心保护德国人，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听说过德国人。所有外战都具有内战的特点，在所有内战当中，都有外国人的身影。每个民族都忘却了旧利益，而转向了新利益。原则性问题取代了领土问题，所有的外交规则都混合在一起，错综复杂，令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们大为震惊，痛苦不已。
宗教的一般性特征是重视人本身，而不注重一个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会在这个共同资源上加人什么特殊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掌管人与上帝之间的普遍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普通权利和义务，而不考虑社会形态。
法国大革命最不寻常之处，并非在于法国大革命使用了各种他们创造的手段并设想了他们创造的思想，其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大革命的这些手段最终被无数民族使用，大革命的这些准则轻易地被无数民族接受。
这些机构并未因其古老性而受人尊敬，相反，它们的威信日益降低；当它们愈加衰落，危害似乎减少之时，反而激起了更大的仇恨，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件事乍看让人吃惊：大革命的宗旨原本是要在各处消灭中世纪残留下来的制度，但它并没有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全面、人民对这些严厉制度的束缚感受最深刻的地方爆发，而是在人民几乎感觉不到其束缚的地方爆发了，因而，哪里中世纪制度的桎梏最不沉重，这种桎梏在那里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在封建时代，人们看待贵族就像我们今天看待政府（贵族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类似于今天政府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种种保障，人们忍受贵族强加的所有负担。贵族享有令人厌恶的特权，征收昂贵的捐税，但他们保障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救济弱者，处理公共事务。随着贵族不再做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压力便显得更加沉重，他们本身的存在最终也变得不被人理解。
封建制度的程度减弱了，激起的仇恨却更强烈，确实可以这么说：中世纪制度一部分被摧毁后，剩下的那部分就会让人感到无比憎恶。
枢密院还做过一些判决，禁止在它宣布不宜种植的土地上种植某些作物。有的判决还下令拔掉已种植的葡萄，因为在它看来那是一片劣质的土壤，由此可见，政府的角色已变换，从统治者变为监护人了。
在那些人们认为应该保留自由选举假象的地方，人们希望人民去投票，人民则执意弃权，历史上常出现这种场面。几乎所有泯灭自由的君主起初都试图保持自由的形式，自奥古斯都至今都是如此。他们自以为这样就能把唯有专制权力可提供的种种便利与公众赞同始终彰显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
在某些情况下，他须主持公众的喜庆活动，命人点燃节日的灯火，用彩灯装饰房屋。我从文献上看到一位总督对有产者保安队成员处以二十里弗的罚款，因为他们在人们唱《赞美诗》时离开了。
当我们将自由这些虚幻的外表和与其紧密相关的真正的无能为力进行对比，我们就已经由小及大地看出最专制的政府何以与最极端民主政体的某些形式互相勾结，以至于给人套上枷锁还假装无辜的可笑样子。
于是，在审理案件者的头脑里（而不是法律上）确立了一个原则，类似国家准则：凡是与公共利益有关或因解释政府法令而引起的诉讼，均不在普通法院管辖范围，普通法院的作用只是宣判涉及个人利益的案件。
由此可见，历史是一个画廊，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却很多。
还应当承认，法国中央政府从不仿效欧洲南部那些政府的做法后者占有一切好像仅仅是为了毁灭一切。法国中央政府对自己的使命常常理解得很到位并且总是表现出超常的积极性。不过，此积极性经常是没有成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有时，它想做力所不及的事，或者谁也无法控制的事。
如果不是从旧制度政府留下的秘密文件中看到那时的政府在做什么，你就无法想象法律最终何以如此遭人蔑视，甚至遭执行法律的人的蔑视。
对于法国人无视法律之现象，人们常抱怨，唉，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呢？可以说，在旧制度下，法律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里应占有的那个位置是空缺的。每个央求者都希望大家为了他的利益而无视既定法规，态度坚决而强硬，就像要求人们遵守法规那样，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人们想拒绝他的要求时才会用法规来反驳他。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绝对的，但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意愿。他们一旦激动起来，一点点情绪都会促使他们立即采取暴力行动，而镇压他们的也几乎总是暴力和专制，而不是法律。
大多数人都认为唯有政府能确保公共秩序……似乎谁都没有想到庇护者很可能就是主人装扮的。
当我们看到行政集权在本世纪初不费吹灰之力就在法国得以恢复，我们已不再感到惊异。1789年的人们推翻了行政集权这座大厦，但是其根基还留在推翻此大厦的革命者的心中，正因为有这个根基，人们才得以让它突然重新站立起来，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