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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祸起弱邻
15辽阳战役
0728Thursday（大二暑假第5周）
同途殊归：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举行了祭天仪式，宣布了《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随后的谕示中，睦仁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历时30余年的明治维新就此拉开序幕。明治维新提出的三大口号是：“殖产兴业，文化开明，富国强兵。”
与此同时，在海的那一面，历经了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痛的清政府也似乎意识到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如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开始尝试革新祖宗之法，史称“洋务运动”。
1893年至1896年，三菱还先后开辟了日本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已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1872年，日本就开通了火车，比中国早了整整25年。
虽然日本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迟实施产业革命的，但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大力扶植私人资本，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强国。
相对于明治维新的大刀阔斧，大清的洋务运动可谓“老奶奶小脚走路”，举步维艰。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大学士徐桐有过一段“精彩”的言论：“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徐大学士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他真就愚蠢到连《南京条约》是清廷跟谁签的都不知道吗？
早在同治年间，就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是海关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人就联名上书要求清廷进行改革，其宗旨是“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看看清廷诸大员对提议的反应。湖广总督说：“指手画脚，包藏祸心。”江西巡抚言：“自强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可变，洋人教导听不得。”类似言论不一而足。连洋务派主将左宗棠都迫于保守派的压力，顾左右而言他：“洋人的电报属于奇巧之器华而不实，美观而不实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洋务运动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会招致非议：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被骂作卖国贼的李鸿章虽然较早认识到大清所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只能在饱受非议中，缓慢推进军工、铁路、电报、造船、纺织、采矿等近代工业。
但是受工业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的军工企业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至1873年，只造枪6477支，仅占同期大清陆军购入枪支的1/20，根本不够实际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从美国购入一支步枪需要纹银12两，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枪成本是24两，天津机器局更是需要40两。就这还没有考虑质量因素。
左宗棠原计划用300万两白银打造舰船16艘，可5年之后才造出来6艘，就超预算花掉了340万两。由此，保守派开始吆喝“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急功近利却很会算账的清政府认为，造舰慢，花钱也多，不如买来得快，还省钱。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造舰成本过高，除了工业基础薄弱之外，也存在诸多人为因素。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船政局，仅冗员就达6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在短短46年的历史上，总共换了19名总办。张之洞曾说：“江南局积弊，在于每换一次总办，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俾斯麦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他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后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由国家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连管理方式都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要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售。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以棉纺织业为例，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中国在那10年间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中国请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务派所办的企业里几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些中国企业里，设计施工、购买机器、安装调试、生产控制、技术传授等环节完全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这就导致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制造总局，从总局到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与对方交易、论价、订货，都是洋大人说了算，中国人最多就在旁边听听而已，估计也不一定能听懂。
数据说明一切。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速度为32.2%，同期英国是3.3%、美国5%、德国3.8%。1874年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为12.1%、英国1.7%、美国5.2%、法国2.1%、德国3.5%。老酒（笔者自称，下同）没有查到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咱中国人历来重“实干”，不重统计。
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家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达到20800万两白银。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879年就达到了153家。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列强80年才走完的路，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工业大潮，中日两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试图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统治秩序的大清，在工业化竞赛中，完败给一心脱胎换骨，一心“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甲午战争大清的战败，不过是这个竞赛结果的具体体现而已。
改革派的奕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洋鬼子。”
这样的学术辩论最后一般都会不了了之，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退而求其次去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中日双方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文化、科技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8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吸纳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的《海权论》。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大批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的第二年，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仅28%。10年之后，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曾经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几乎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老酒的家乡估计也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
今天，在我国乡村到处都有那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不久前看过一则报道，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五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有1100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从1907年到2016年，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日本明治维新三大举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国强兵”，这才是讨论的重点。与“殖产兴业”和“文化开明”相比，“富国强兵”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当时世界上海军是大英帝国最强，陆军是法国最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起初提出的口号就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来，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败给德国，下半句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日本建军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
1872年12月，原陆军省下属的参谋局被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察、参谋等事务。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头一年，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海军军令部”成立。日本陆海军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宿仇，历来尿不到一个壶里，抢夺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他们永恒的主题。后文可以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形，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眼，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即使心里认可，行动上也照样站出来反对。在联合舰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与英美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对付陆军”。
在陆军眼里，海军算个鸟，你有了军令部，那我陆军一定要比你多点啥才行。这样，在1893年，陆军就增设了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和训练事宜。除此之外，海军还有一种战时编制，后来逐渐成为常设机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联合舰队。但实际上联合舰队长年停泊海上，平时基本不参与大本营的决策。这样陆海军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
陆军：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
海军：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根本谈不上改革，所采取的举动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连最有见识的李鸿章都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也。”如此这般，你还能指望大清会有脱胎换骨的变革吗？海军仅仅用白银搭建了一支貌似唬人的“北洋水师”（下一章详叙）。陆军更惨，只是通过购进一些洋枪洋炮告别冷兵器时代，在制度改革上毫无所为。
大清陆军号称“百万之众”，如果放在冷兵器时代，还可以说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但当时的战争已经不能仅依靠人数来预测胜负，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人发展到了70万人。其中八旗兵25万人，绿营44万人，这些大部分是旗人，属于吃国家财政的正规军。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这个“兵”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那些“勇”就是临时招募来的地方部队，大致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兵”和“勇”加起来总数98万人，说百万人也不算夸张，但不是“百万雄狮”，而是“百万绵羊”。如果遇见群狼的话，一万只绵羊和百万只绵羊都没有取胜的可能。
如果把危难中的国家比喻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洋务运动最多属于保健型，就是往太阳穴擦点风油精，在脚底板抹点清凉油之类，最多也只算吃点治标不治本的草药而已，药劲过去之后，痼疾依旧。而明治维新无疑是剖肚挖肠之类的外科手术，看起来鲜血淋漓，痛苦无比，结果却是脱胎换骨，效果明显。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话，前者为“鱼”，后者则为“渔”。表面上，就少了三点水，实际上差之千里。
日本军国主义初具雏形
对于“军国主义”一词，《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相比于《辞海》的惜字如金，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曾有过更为明晰的解释：“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势力都附从于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组织都附从于军国组织之下。”两者虽用词不同，但基本含义一致。相对于他们的“文绉绉”，老酒用“打油诗”表示：国事军人说了算，一切围绕军事转；经济建设让一让，主要任务是打仗。
如果想更便于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类似“军国主义”盛行的年代，老酒以为最著名的就是秦和蜀汉。尽管秦始皇的雄才伟略以及诸葛孔明的运筹帷幄，老酒都极端崇拜，可不幸的是，这两个政权都很快败亡，之后日本的盛极而衰也印证了这一点。
用历史的观点去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个因素，独具特色的天皇制。
《明治宪法》第五十五条说，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承担其责”，也就是说各大臣不对首相和议会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第十条还说，行政上的官制由天皇任命文武官员，因此首相不能罢免大臣。一定要罢免时，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由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任命新首相重新组阁。战前首相近卫文麿排除外相松冈洋右，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日本还通过宣传忠君思想来神化天皇。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自诩他们的历史比任何民族都要久远，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和“万国之本”，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岛国当成是日出之岛，宣称这里是大地的中心。而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始终是惶恐有加，顶礼膜拜。这样的“神”还被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首长”。这样军队自然就成为“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神圣”行动。
在东京，有轨电车在驶经皇宫时，所有的乘客都要脱帽致敬。这还不够，后来干脆规定司机必须停车，让每个人对着皇宫庄严地鞠躬致敬。
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儿子都相继战死的乃木希典在日本被誉为“军神”。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因尿毒症病死，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就这还不过瘾，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悲伤至极的乃木为报恩和教育世人，偕夫人双双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这件事在日本被广为传诵，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经典素材。日本媒体称乃木为“人间模范”“国之忠臣”，并为其搞国葬、造神社、塑铜像，使他成为近乎“神化”的九千岁。
日本陆军平时最高的常规编制是师团，其规模和中国以及西方部队中的师基本对应，可能稍大一些。师团之下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别对应旅、团、营、连、排。至于后文要经常提到的军、方面军、总军，基本上属于战时临时编制。实际运作中，天皇除了不参与直接军事战术指挥之外，其余如师团长的任命、联队军旗的授予都属于其分内之责。
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因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被盟军惊呼为“马来之虎”，为人飞扬跋扈，“你只能说‘yesorno’”的经典话语就出自他口。山下奉文有一个习惯，每换一个服役地点，他的办公桌都会随即转动，转动的目的是要始终朝向那一个方向：日本天皇所在的皇宫。
日本陆军在濒临绝境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焚烧军旗，因为那是天皇亲自授予的。军旗若在，即使人死光了，部队的编制也可以保留，军旗不在，部队番号随之取消。军旗为敌人缴获，被视为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
陆军有尊重天皇的习惯，海军自然也有自己有别于陆军的规矩。日本每一艘战舰都“供奉”有天皇的“玉照”，作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精神武器。在作战中如果一艘军舰被击沉或濒临沉没，舰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救助士兵，而是先派出最强壮、水性最好的士兵负责向其他军舰转移天皇的“玉照”。至于此举有多少实际意义，为此要死去多少人，都是不用考虑的事。天皇是“神”，即使是“玉照”也不能下海游泳。虽然天皇作为杰出的海洋生物学家，游泳水平可能并不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有许多日本军人孤零零地守卫在太平洋一些荒凉的海岛上，他们要为天皇而战，死而后已。在塞班岛，一个名叫横井庄一的日军小队长，坚持战斗到1972年。他说：“日本军人接受的训示是宁可战死疆场，也绝对不能投降，我是为日本天皇和日本精神而战的。”两年之后，1974年，在丛林里顽抗了29年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在接到他当年的上级——已经做了书商的原陆军少佐谷口义美的投降命令之后，在菲律宾的卢邦岛向当地警察局投降。在小野田打游击藏身的山洞里，石壁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小野田坚持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与横井和小野田一样，日本士兵认为，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对天皇的效忠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就是为天皇战死。
对天皇宣誓效忠的，不仅是陆海军军人，还包括几乎全体普通国民。就在盟军最后逼近日本本土的时候，所有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幼，都参加了抗击盟军登陆的军事编队训练。由于缺乏武器，他们使用的甚至是原始时代削尖的竹竿。因为天皇告诉他们，“誓死不降”。他们的标语是，“万众一心，视死如归”，人人都唱的一首歌是《亿万灵魂为天皇》。
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专家，叫埃德温·莱顿博士，他曾经在终战之前告诉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如果他让所有的妇女剪掉头发，或者叫国民倒立起来用手走路，所有人都将照办不误。甚至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掉睾丸，99%的人都会从命。”美国人因为恐惧日本最后的殊死抗击，才同意日本保留国体，也就是保留天皇。
看看战后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的表现。1946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45岁生日，在监狱的楼道里出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东条英机等一群死不悔改的战犯朝着皇宫方向遥拜，合唱《君之代》，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万万岁”。纳粹德国上绞架的甲级战犯在临刑前，没有一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日本7个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他们在上绞架前高呼的都是“天皇万岁”，而且是连续大呼三声。
第二个因素，军政分离，军“主”，政“从”。
前文简单介绍过日本的军制，它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所有的军事机构、军事力量都直接隶属于天皇，政府对军队的行动无权干预，到最后，干脆军人反过来主宰了政府。
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纽伦堡审判和远东东京审判的结果就可以见端倪。德国判处绞刑的12人中，文官居多，真正的武官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说明德国的侵略主要是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被绞死的7人中，6人是陆海军大将，唯一的文人广田弘毅还有凑数之嫌，说明战争的发起者主要是军人。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曾指出：“直属于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只有4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41个之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除了客观上实力差距较大之外，老酒觉得有一个主观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二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其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其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终战败的部分原因。
真正使内阁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受命组阁。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所向披靡，日本陆军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德、意、日三国同盟。海军内部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组成的“三驾马车”害怕因此诱发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坚决反对同盟，导致陆军大为不满。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此举直接导致米内光政内阁垮台。不过，米内光政在1946年东京审判时，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
第三个因素，别具一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
毋庸置疑，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路线、对外实施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80年发布的《教育令》中，就已经出现“尊皇爱国”的字句。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教育敕语》，使得日本国民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教育敕语》虽然只有200余字，但从颁布之日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内，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就有六七百种。从1891年到1907年的16年里，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就重印了31次。
对军人的洗脑和军国主义灌输更加严格。日本于1878年颁布了《军人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作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颁授了《军人敕谕》，敕谕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在宣布“朕是尔等军人之大元帅”的同时，也提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军人不仅在学生时期接受了《教育敕语》的严格教育，在部队仍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
1941年1月，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颁布了《战阵训》，其执笔者就是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首席”，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今村均中将。《战阵训》通篇是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中说：“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正因为此，投降被日本士兵视为终身耻辱。战死的军人是神，而一个被俘或投降的士兵在他家乡和家人的心目里已经死亡，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日本《军人手册》上写道：“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第四个因素，“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全民“尚武”的基础。
几十年如一日对外穷兵黩武的日本，可谓全民“尚武”。“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唱这样血腥的歌词，你的第一判断是这人肯定不正常。但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军歌《到大海去》。
相对而言，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老酒小时候读书读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时，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长大后慢慢才知道，“地大”，可西半边没多少人住；“物博”，但石油不够用。小时候老师说中国有了大庆油田，从此告别了“贫油国”的帽子，今天才知道，我们不但“贫”，还不是一般的“贫”。我们勤劳，善良，不尚武，我们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我们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正是对外防御敌国入侵的最好见证。“止戈为武”，文字上的表现也如此。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支部队，如岳家军、杨家将、戚家军等，任务基本都是防守。郑和倒是坐着船出去遛了几圈，但只扬威不打仗，我们推崇的是“以德服人”。
前段时间看到评选中国古代十大酒局的文章。项羽、刘邦的“鸿门宴”，曹操、刘备的“青梅煮酒”，周瑜、蒋干的“群英会”都曾上榜。但老酒认为，这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都远远比不上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那一杯酒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文尊武卑”“文主武从”之路，扼杀了中华民族本来就不多的血性。“中国原来也是有武士的，但是在宋朝之后消失了。”说这句话的不是老酒，而是前文提过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战略家的蒋百里。
在中国，一般说“工农商学兵”。而在日本，这一次序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不是士大夫，而是“武士”。幕府时期也只有武士才能接受教育，可见军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
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时期，日本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习俗，男人长大从军或入军官学校，女人则做医护或报务员，一言以蔽之，“参军光荣”。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只有武士阶层才有资格接受教育和成为军人。在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之后，大多数下层的老百姓将能够参军视为地位得到提高的标志，对于成为军人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
皇室也为平民做出了表率。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皇室男性自动成为陆海军军人。裕仁天皇8岁之前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一中将家，长达4年多，之后先后由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直接担负其启蒙教育，可以说早与军人融为一体。裕仁12岁成为太子时军衔是少尉，14岁是中尉，之后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除了裕仁，战前日本皇室所有男子必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
传统的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开始，武士阶级就成为日本的统治阶级，该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后来让人闻之色变的“武士道”，核心内容就是“效忠君主，以武为本，崇尚武勇，重名轻死，杀身成仁”。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虽然消失，但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武士道精神也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日本军人拼死搏杀的精神支柱。
一般人对生命执着、眷恋，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才是真诚的。武士标榜精神上的优越，提出要在心理上先战胜自己，才能去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然后才能“要别人的命”。日本以“樱花”比喻武士，他们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盛开，而在凋零之时。花期不长的樱花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凋零，没有一朵残留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不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日本人眼里，“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武士最理想的归宿。
正是有了“武士道”作为精神武器，才有了后来的“万岁冲锋”“玉碎”“神风特攻队”“剖腹”等一系列违反人伦和道德的组织或行为。至于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宿于肚腹之中，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时就选择剖腹。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时，东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充斥着嘲笑德国人的声音，人们纷纷大骂德国人无耻，没有一点武士道精神。在马来亚战场，一个英国将军曾经感慨地说，我们天天要求士兵战斗到最后一人，可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对面那些我们的敌人。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中也提到，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是因日本之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日本女性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梁启超曾说，日本人将送家人上战场视为莫大的荣誉，就像中国人中举人一样。入伍军人会被赠以“祈战死，勿生还”几个字，出征的士兵还会带着“千人针”。这种千人针是由出征士兵的女性家属，比如母亲或姐姐，拿上一件饰物，到街头或者公众场所祈求路过的女性在饰物上缝上一针，等凑够千针之后让出征者带上用于辟邪。几乎所有接到这种请求的女性都会毫不犹豫地应邀上前缝上一针，给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祈福”。战争期间，日本艺伎也会捐钱捐物资助战争。1938年1月，日本出台《母子保护法》，公开打出“努力繁殖，努力生育”的口号。开战之前的1941年7月，日本又开始实施《国民优生法》，对15岁至21岁的女学生进行千米赛跑等体力测试考试，提出在整个日本培养“军国女性”，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军国母子”。
第五个因素，大力兴办高等军事院校，培养对外侵略扩张的“精英人才”。
日本人做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把对人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发展经济如此，扩充军事力量也不例外。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先后建立了几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断定在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参战的陆海军将佐几乎都出自这几所军事院校。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其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后根据1874年《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创立。该校在思想上极端重视对学生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在军事技术上注重学员的综合发展，为日本陆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撤销。其间共开办61期，培养中高级军官36900名。后文在介绍出场人物时经常会说“陆士某期”，意思就是“陆军士官学校某期毕业”，“陆大”“海兵”“海大”也类似。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受到“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的影响，很多中国有志青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其中也包括蒋介石，不过蒋委员长当时上的是东京振武学堂。当时“陆士”是中国军人的首选，在“陆士”学习过的中国著名军人包括蒋百里、蔡锷、孙传芳、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等。后来中国有了黄埔军校，青年学生才开始转向国内，“陆士”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
比“陆士”高一级的就是日本陆军大学，简称“陆大”。1872年12月，陆军参谋本部成立后缺乏合格的参谋人才，所以“陆大”可以说是为了培养参谋军官专门成立的教育机构。位于东京的“陆大”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刚开始十几届每届只有学生10人左右，到了1899年的第十三期（其间因为甲午战争停办两期）才达到40人，后来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在日本，只有“陆大”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当参谋。“陆大”开办的64年间，共有3485名毕业生。
与“陆士”不同的是，中国学生到“陆大”学习的人屈指可数，名气大的也不多。
在这里介绍“军刀组”。“军刀组”是对每届“陆大”毕业生中前六名的称谓，因为这六人能够获得天皇御赐的军刀而得名，又称“恩赐组”。其中前六名中的第一名被称为“首席”，前文提到的《战阵训》，其起草者今村均就是“陆大”第二十八期的“首席”。“首席”往往能获得觐见天皇的特别奖励，这在日本军人中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刀组”成员往往在军队中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很多人马上就能进入陆军参谋总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除此之外，他们往往还享有一项特权，可以优先公派出国留学。这些精英大部分选择的出国方向是陆军最强的德国。
“陆大”第一期首席叫东条英教，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父亲。我们可以随便列出一些军刀组成员的名字：武藤信义、宇垣一成、谷寿夫、荒木贞夫、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松井石根、西尾寿造、畑俊六、永田铁山、梅津美治郎、安藤利吉、山下奉文、今村均、本间雅晴、田中静一、下村定、石原莞尔、小畑英良、铃木宗作、武藤章、栗林忠道、辻政信、濑岛龙三等。这些人都将在之后的正戏中出场。可以看到，号称“昭和三大参谋”的石原莞尔、辻政信和濑岛龙三，无一例外都是“军刀组”成员。
陆军有陆军的学校，海军也必须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于1869年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简称“海兵”。“海兵”的含义是培养海军的用兵之道，而不是培养士兵的学校，就像《孙子兵法》是讲述用兵之道，而不是当好士兵的方法一样。“海兵”最初的名字叫海军兵学寮，在1870年1月11日举行了首届学员的开学典礼。
建校之初，“海兵”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学习的精神十分强烈，连建造学员宿舍用的红砖都是千里迢迢从英伦三岛高价运来的。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战斗指挥官，同时设有其他专业培养课程，其教育、训练模式几乎全部仿效英国。
一位英国教官在谈到“海兵”时写道：“在日本青年中选择那些出类拔萃者，在这里接受世界上严酷无比的艰苦训练，他们的身心在经过只有十分顽强的人才能经受住的锻炼后，被培养成具备古代武士道德的现代海军军官。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和祖国，他们都不惜一死。”
“海兵”面向全日本招生，学生录取年龄为16岁至19岁，无特殊应考资格限制。在日本帝国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考入“海兵”是成为海军高级将领的必要条件。军人能进入该校往往被视为一种骄傲。同日本陆军的土黄色军装相比，“海兵”学员纯白的海军服格外耀眼。据说“海兵”学员在回家省亲时，其乡里往往引以为荣并举行欢迎会来招待。因此，虽然管理极端苛刻，“海兵”依然是当时日本青年竞相报考的学校，号称比东京帝国大学还难考。
经过持续的努力和提高，“海兵”最终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海军学院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军高校。太平洋战争自始至终都有“海兵”学生的身影。战后有史学家戏称，太平洋战争其实就是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之间的战争。
陆军有“陆士”有“陆大”，那么在海军除了“海兵”之外，也必须再有点什么，这样就有了海军大学，简称“海大”。这可不是老酒工作上经常有联系的海南大学。
如果说“海兵”算本科生的话，那“海大”就是研究生院，培养的是硕士、博士。
“海大”很难考，但日本海军高级军官很多人都读过“海大”。山本五十六、黑岛龟人、小泽治三郎这些日本海军的精英都有“海大”的经历。高须四郎、南云忠一、小泽治三郎、及川古志郎、伊藤整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名将，都担任过“海大”的校长。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被誉为“海大”的黄金时代，日本海军的三大理论家同时在这里任教：秋山真之讲授海军战略学，佐藤铁太郎讲授海军史，铃木贯太郎传授鱼雷战术。这都是日本海军史上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
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上日本对外不间断的侵略战争，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深化。我们来看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多少次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1939年诺门坎日苏之战，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发动过如此多侵略战争。可以说，从1894年开始，日本的战争车轮基本就没有停止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以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之后以国运为赌注对外豪赌，前期每赌必赢。国虽富，军虽强，但长赌必输，多战必亡。日本军国主义也在不断淬火、磨砺之后，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
“牡丹社事件”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与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类似，日本急需对外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云南差不多大小，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日本国内本身就市场狭小，资源匮乏，为了对外抢占早已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市场，也为了转嫁国内因为维新带来的诸多矛盾，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逐渐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急于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寻求出路。
日本在亚洲的位置与英国在欧洲的位置极其类似，不同的是前者四个岛，后者只有三个岛。但与英国一直致力于建设海权国家不同，日本从根本上选择的还是一个大陆国家的思路。站在日本四岛往外看，东边是太平洋，还挺辽阔，以日本当时刚刚起步的孱弱海军劳师远征，极不现实。往北看是传统强国俄罗斯，虽然此时北极熊已略显疲态，但瘦死的狗熊比狼大，沙俄在日本人眼中，还是不能轻易去惹的巨无霸。往西看，海那边就是朝鲜，这是个可以捏的软柿子，可惜身后有亚洲第一强国大清做后盾。往南看，台湾也属于大清的地盘。盘算一番的结果是，不管往西还是往南，都必须与大清为敌。
凡事皆需理由，即使没有，也要想办法编造一个出来，方显师出有名。对于强盗而言，这样的理由俯拾皆是。这次日本找到的理由出自琉球，现在名字叫冲绳，日本的对外侵略也就从这里开始。80多年后的1945年，在这里爆发了美日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一场血战--冲绳岛之战。冲绳岛也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攻占的最后一个岛屿。起于冲绳，终于冲绳，也许这就是冥冥中的轮回。老酒能坚持写完这套书的话，读者诸君再次看到冲绳岛出现时，基本上已经是快结束了。
早在中国隋朝时期，羽骑尉朱宽奉隋炀帝之令出海，见到这一岛屿“地界于万涛之间，蟠旋蜿蜒，若虬龙浮于水中”，随即将之命名为“流虬”，唐朝时更名为“流求”。明太祖朱元璋再次改名为“琉球”--石之有光为“琉”，磨圆的玉石叫“球”，意思是海中发光的美玉。1372年，朱元璋对琉球中山王察度发布诏谕，喻示着从那时候开始，琉球已成为明王朝的藩属，从此琉球就开始向中国进贡，琉球历代国王也都接受中国册封。1646年，琉球使节再次来华觐见大清顺治皇帝，从此琉球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庆贺。1663年和1756年，康熙和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以上历史事实童叟无欺，如假包换。
日本内部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顾忌大清的实力以及西方列强的态度，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就是后文要多次提到的裕仁天皇内大臣、甲级战犯木户幸一的爷爷，就坚决反对对中国台湾用兵。之后，日本政府向台湾远征军下达了“出兵延期，等待后令”的命令。
这里就发生了日本军方的第一次“下克上”事件，尽管这之后还要发生无数起。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远征军司令西乡从道海军中将。西乡根本不顾政府的命令，他购买英国商船“高砂丸”为旗舰，率领“日进”号、“孟春”号、“明光”号、“有功”号、“三邦”号5艘军舰，于1874年5月7日拔锚出征。
战争过程非常简单，1874年5月10日，日军入侵中国台湾。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奋力抵抗，不敌身亡。日军分三路扫荡抗日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地的少数民族，诸社纷纷投降，战争很快宣告结束。日本在中国台湾建立了都督府，开始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向民众分发日本国旗，试图久踞。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1874年10月31日，军事上占尽优势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中国台湾全部撤走。50万两白银对于当时还是穷酸的日本来说，不啻一笔巨款--这也是日本对外侵略挖到的第一桶金。
区区50万两白银对于动辄赔几千万两的大清天朝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一事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北京专条》承认日本这次的侵略是“保民义举”，变相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专属统治地位。
1879年10月，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门口来了三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个个跪地磕头，痛哭不止，他们就是已经亡国的琉球国使者林世功、向德宏和情报官毛精长。三人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这里，就是请求大清派兵救援，赶走强敌，重返家园。泱泱大清大方异常，给了三人足足300两白银的盘缠让他们自行回去。11月20日，林世功将最后一封“以死乞师”的书信呈送总理衙门之后自杀身亡，时年38岁。死前所写的一首诗云：“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
朝堂之上也有一些大清官员感慨于林世功的忠义，自发募集纹银200两，将林世功葬在京郊通州的张家湾。
世界第九之北洋水师
大清被西方列强欺负是早已习惯的事。赵太爷打头咱忍了，可现今连你王胡和小D也来撒泼，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清一贯看不起的日本竟敢贸然侵台，还借机敲竹杠的事实，在清廷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群臣纷纷上奏，提议发展海军加强海防，这引起了老想有所作为但又说了不算的光绪帝之高度重视。
· 虽然没什么实权，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由此在光绪帝的主持下，大清开展了一场关于海防战略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文华殿大学士、首辅、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屋建“瓦”地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近在肘腋，伺我虚实，将永为中土之患。”泰西：犹极西。旧泛指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
综合各方面意见，1875年5月30日，清廷决定分别成立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任命李鸿章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北洋水师，沈葆桢为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南洋水师。
朝廷议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建设的军费，由南、北二洋分配使用。当时大清海军共分四支：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福建水师负责福建、南海，另外还有广东水师。作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桢认为，400万两白银打造一支舰队都不宽裕，“与其同创同弱”，倒不如优先发展北洋水师，因为相比较而言，北洋水师的作战区域京畿重地更为重要。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清廷采纳了沈葆祯的建议。初步设想是等北洋水师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
战舰有了，人才也不能缺。早在1887年，大清就先后派出38人去英、法等海军强国学习。可以说，除了丁汝昌之外，北洋水师的主要军官、主力舰舰长是清一色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还是从英、法回来的海归派，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纯粹的国际化人才。更有不少人还在当时最牛的英国舰队实习过，也算是有知识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来看一下这些后来下场凄惨的悲剧性人物。
丁汝昌，52岁出任北洋水师提督，相当于舰队司令，对应西方的军衔相当于海军中将。
刘步蟾，右翼总兵，也就是舰队副司令，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定远”号舰长（当时大清叫管带），海归。
林泰曾，左翼总兵，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镇远”号舰长，海归。
邓世昌，“致远”号舰长。
叶祖珪，“靖远”号舰长，海归。
方伯谦，“济远”号舰长，海归。
林永升，“经远”号舰长，海归。
邱宝仁，“来远”号舰长。
黄建勋，“超勇”号舰长，海归。
林履中，“扬威”号舰长。
杨用霖，“镇远”号继任舰长。
林颖启，“威远”号舰长，海归。
李和，“平远”号舰长。
萨镇冰，“康济”号舰长，海归。
主力舰“八大远”中除了“平远”号由福建船厂建造之外，其余全是英、德建造的新型舰只。
1885年10月，清廷下令设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总理海军衙门事务。这个奕来头可不小，他是当今皇上光绪帝他亲爹，当权派慈禧太后的小叔子。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颁布《北洋水师章程》正式宣告，舰队司令部设在威海卫军港之内只有3.15平方公里的刘公岛。
粗看起来大清的这种定位非常高明。威海卫与旅顺“势成掎角，互为声援”，扼守渤海通道，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收海口、保津沽、卫京师”。但是仔细一思量，就知道这是一群没出息的货色。从战略定位上看，这样强大的舰队一开始就定位在了看家护院之上，任务就是防守型的看大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李鸿章曾自豪地形容他的北洋舰队：“以之攻人尚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相反，基本同期建军的日本海军崇尚进攻，追求的是制海权。仗还没打，北洋水师在气势上已经输了不止一筹。
远东的大清和日本都在花大力气建设海军，这不能不引起西方各国的关注。1888年，《美国海军年鉴》破天荒地将北洋舰队排在了世界第九位，前八名分别为“英、法、俄、普、西、奥、意、美”。1891年，英国《武备报》评选大清海军装备实力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而日本海军排名世界第十六。美国同时认定大清陆军稳居世界前三，不清楚是不是在故意忽悠人。面对这些言不由衷的赞誉，清廷大员也是得意扬扬，有关奏报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吾大清快枪快炮之多，甲乎天下！”
和明治天皇麾下群臣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反，大清国朝廷内部可谓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光绪皇帝虽没有实权，但屁股还占着皇帝的位置。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帝师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那就叫“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当年大清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曾经参过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一本，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个翁同书和翁同龢有关系。不错，就是他亲哥。这一本，导致翁同书被免职流放，一下子气死了翁同龢他老爷子翁心存。执笔写出奏章的就是当时还在曾国藩手下当差的李鸿章。对于翁同龢来说，和李鸿章那是有杀父欺兄之仇，不共戴天之恨。加上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后党首领李鸿章和帝党掌门翁同龢简直到了家仇国恨一起算，见面就想掐脖子的地步。1888年，时任户部尚书，也就是财政部长的翁同龢，借机以筹备慈禧大寿庆典为名，大幅度削减北洋水师经费，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
1890年，海战的又一进攻利器速射炮问世。日本为了缩小与北洋舰队的差距，开始在军舰上大量加装速射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和清廷速射炮的比例是192∶27。1894年初，丁汝昌多次打报告要求在舰上加装速射炮，其中“定远”号和“镇远”号各添置120毫米速射炮6门，“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各添置2门，总计18门，预算费用是白银613040两。户部的答复是：“恕难以筹措。”最后日本战胜北洋舰队的第一利器恰恰是速射炮。战后的统计数据是，大东沟海战，中日双方10分钟发炮的数目是33∶185。真没有钱吗？大清国以孝治天下，为了让慈禧老太太高兴，仅在颐和园到紫禁城沿途建造的戏台、牌楼、龙棚等所谓“点景”就耗去白银240万两，换成炮就是72门。
除了速射炮，北洋海军另一个重大弱点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抗衡的快速巡洋舰。当时北洋水师平均航速是14节，而日本联合舰队是16节，有2节以上的差距。“攻击力、防护力和机动性”是检验海军舰只性能的三大要素，这个机动性主要就指航速。当时军舰的航速较慢，所以这2节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在战场上无疑是致命的。可是没办法，日本都是新造的少年舰和青年舰，当然跑得快。而大清基本属于大叔舰或者老爷舰。人家年轻还烧好煤，真的没法比。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了一部分大米和煤炭。开战之后曾有人建议李鸿章停止继续供货，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坚持履行合同，于是30000吨优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样发往日本。换句话说，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吃着李鸿章的大米，烧着这些优质煤炭，把李大人的北洋舰队送入海底的。放在今天，如果评选“重合同，守信用”模范，李鸿章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北洋海军内部也一样矛盾重重。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高级将领均来自福建船政学堂，自然以福建人为主。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的刘步蟾对于陆军出身的外行领导指挥自己甚为不满，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闽党。刘步蟾在香港还利用“撤旗事件”逼走了水师教习，被水兵称为“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英国总教习琅威里。丁汝昌曾试图改变被架空的现状，摆脱闽党控制，但势单力孤，始终无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闽党之首刘步蟾是实际的舰队司令，连邓世昌都因为不是福建人而备受排挤，“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甚忌之”。
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刘公岛，规定是除了提督丁汝昌外各级军官必须常年住在舰上，不得在岸上购买房产。但这条纪律基本上形同虚设。比如“济远”号舰长方伯谦就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拥有多处房产。丁汝昌不仅在刘公岛上盖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修建了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方伯谦发现了这个发财机会，也搞了不少自建房出租。于是，两位房东因为争抢租客问题发生过多次争吵。
这边清廷厉兵秣马，那边日本人自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与大清相比，日本海军的建军气魄就高多了，其目标就定位在明治天皇维新之初就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当时还仅仅是海军省主事的山本权兵卫大佐就极具战略眼光地指出：“无论陆军如何精锐，如用兵海外，海军不能取得海上的绝对安全，则必归于败降。海军之主要任务就在掌握制海权。”其定位就比北洋水师的看家护院高了不止一两个档次。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
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日本长崎港，码头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大清铁甲巨舰的长崎市民。望着大清黄龙旗高高飘扬在威风凛凛的铁甲巨舰上，日本人脸上浮现的就只有“羡慕嫉妒恨”。8月13日，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几个水兵就跑到当地的娱乐场所去找乐子。由于去的地方生意太好，嫖娼小分队只好在外排队等候。其间竟然看到有VIP用户不排队，径直进入，于是就上前质问老板，随后发生争执，继而发展成打斗。接到报警的日本警察到达后，将大清闹事水兵带回警察局审查。消息传回北洋舰队，舰上几百水兵蜂拥而出，直扑警察局。“定远”“镇远”舰上305毫米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嫖个娼就动用这样的巨炮也真够威风的。面对坚船利炮的威胁，日本人只好乖乖放人。
事情看似已经平息。8月15日，北洋舰队放假一天，丁汝昌大度地批准450名水兵登岸自由购物观光。傍晚时分，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对大清水兵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事先没有防备，加上丁汝昌明令禁止水兵执械上岸，这次北洋水兵可是吃了大亏。早有预谋的日本警察、浪人将大清水兵分割包围，街边市民也配合开展了石块攻击。事后统计显示，大清水兵5人死亡、44人受伤、5人失踪。日本警察也被打死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亦有很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定远”等4艘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再次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甚至主张立即对日开战。李鸿章得知“长崎事件”后的反应颇耐咀嚼：“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内没有丝毫的责怪之意，似乎嫖娼也是为国争光一般。可对外李鸿章还是毫不含糊，当即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严厉威胁：“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11月24日，大清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
“长崎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明治天皇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睦仁立即从自身做起，拨出皇宫经费30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连天皇的老娘阿巴桑都捐出了自己的私人首饰资助海军建设。很快，新的敕令发布，在此之后，6年之内皇宫每年均拿出30万元作为海军的购舰经费，全国文武官员拿出1/10的薪水全部作为购舰、造舰费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四处发表演说，号召全体国民节衣缩食，为海军建设捐款捐物，日本为此还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随后著名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取名于日本的三个著名风景点，类似于中国的桂林、黄山、丽江）马上纳入购舰和建造日程。这三艘舰的主炮口径320毫米，其比较参照物就是“定远”“镇远”的305毫米主炮。
看看海对面的大清，全国人民都在提前为慈禧老太太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忙活。可笑的是，日本天皇节衣缩食支持造舰的消息传到国内，就变成了“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省钱给海军”。同样可悲的是，这一传言换来的不是警觉，而是一通狂笑：“毕竟是东洋小国，这样干也不怕别人笑话。”看看咱们老佛爷，过个生日花几千万白银都不当回事。
也曾有人对日本大建海军的举动忧心忡忡，提出建议停止或缓建颐和园，将经费转用于海军建设。据说听到建议的慈禧老太脸马上黑得像李逵一样：“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在战争指挥上，日本也明显强于大清。日本于战前一年，也就是1893年，就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开战之前就将所有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联合舰队，日军还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天皇在战前亲赴前线统一对陆海军进行指挥。
反观大清，海军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互不统属，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立统帅部。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各自为政，互不来往。相对于海军主力北洋舰队而言，其余三支水师虽实力较弱，但如果使用得当至少可以起到一些牵制或掩护作用。事实上，在历时大半年的战争过程中，除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3艘军舰随北洋水师一起作战外，大清其余水师均一边冷观，坐视北洋舰队覆没。这3艘军舰参战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李鸿章亲哥，支援出于私人关系。另一种说法是这3艘军舰北上参加演习，正好碰上了打仗这种“倒霉事”。
因此，甲午之海战，实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祸起弱邻
中国传统纪年称为“甲午”的1894年，在世界历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重要年份。就在这一年，西方世界的头把交椅悄然换位——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北方，那个国土最辽阔的国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在东方，那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国，即将迎来她的实际领导人慈禧老太的六十大寿。大清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安静祥和的喜悦气氛之中。孰料就在此时，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走近。
要说这慈禧老太也真够邪门，每逢她大寿，必有大灾难发生。1874年同治帝驾崩，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1904年在中国的国土上又发生了日俄战争。还好这老太死得早一些，要不真无法预料1914年在中华大地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在朝鲜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甲申政变”中，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大清，已经与日本有了两次面对面的交锋。第一次，由于李鸿章丁忧在家，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张树生派遣提督吴长庆率3000精兵入朝与日军的2000人对峙，最后日本被迫妥协，第一回合大清完胜。第二次，本来已经占据绝对上风的日本，被横空出世的一位年轻人搅局逆转，再次功亏一篑。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年轻人，因处事果断，后来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他就是乱世枭雄袁世凯。
对于大清的国情，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说：“大清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不可救药的地步。”此言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大清国的时弊。对于大清天朝来说，敌人可谓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日军第一批参战部队1500人选择的登陆地点是仁川——朝鲜半岛的死穴。半个多世纪之后麦克阿瑟选择的登陆点也在此处。6月12日，登陆的日军进入汉城。6月16日，第二批3000人的部队携带大批军火再次登陆仁川。至此，在朝鲜的日军兵力已经大大超过清军，局势骤然间剑拔弩张。
这个身为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还真有做军人，甚至是特工的素质。早在6月22日，陆奥宗光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了一份长篇外交公文，特意让自己的翻译译成中文后送达中国使馆，公文中陆奥宗光故意提出很多汪凤藻权限内无法答复的问题。愚蠢的汪凤藻果然上当，第二天就将这篇公文用密电的形式发回国内进行请示。日本军信课长佐藤爱磨第一时间就截获了这封电报。经过一番并不复杂的比对，断定其内容就是陆奥宗光交给汪凤藻的那封函件，从而摸出了大清电报密码的排列规律。
蒙在鼓里的清政府仍然在使用这套密码。8月1日宣战之前，还以密电的形式再次向汪凤藻拍发了宣战文书。日本根据先前找到的规律，结合截获的电文以及随后公开发表的宣战书进行对照，发现结果竟然完全一致。日本情报部门立即开始破译截获到的大清国军政电文，大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密电已经完全被日本破译。
书归正传。此时万分着急的除了陆奥宗光，还有在“甲申政变”中表现优异，被日本人恨之入骨的袁世凯。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步步紧逼之下，智略过人的袁世凯也没了招数。他只有一次又一次给国内发电请求增援。在一封电报中，袁世凯甚至用上了近乎粗鲁的语言：朝鲜就像我们的老婆，现在正在被人强奸，“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可是本来就不想打仗的李鸿章依然按兵不动。焦急的袁世凯只有装病，于7月19日秘密回国，沿途还受到日本人的多次追杀。
面对如此的公开挑衅，即使是要过大寿的清廷也已忍无可忍，光绪帝严令李鸿章立即备战。主战派的帝党甚至叫嚣：“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之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坚信大清国可以轻松打垮小日本。”迫于压力的李鸿章也开始在7月中旬增兵入朝。
丰岛海战
凡是有中国军队与敌交兵的地方，就不会少了这样两种人：一种叫“汉奸”；另一种叫“跑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当时是天津军械局的总办，其家中的书吏刘树芬早已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重金收买。石川从刘树芬处获得了大清舰队增援的详细情报并立即电告日军。随后，石川和刘树芬被抓获并斩首。
最后看看故事最多的“高升”。负责对付“高升”的是日舰“浪速”。“浪速”的舰长就是后来被誉为军神的东乡平八郎。10年前，老酒的一个朋友在谈判中和东乡平八郎的曾孙有过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交锋，还大占上风，让老酒敬佩不已，为此特意多敬了他三杯酒。“浪速”追击“高升”，简直就像刘翔追老酒一样容易，“高升”很快被“浪速”控制。日本人派出小艇搭载临检官见善五郎大尉等人登上“高升”。“高升”英国舰长高惠悌强调，此船乃英国商船。日本人不予理睬，宣布“高升”已经被俘，必须马上跟着“浪速”走。
日本人离开“高升”后，随即打出了“随我前进”的信号。船上的清军士兵立即涌入舰长室，对着高惠悌拔刀怒吼：“敢跟日本人走，小心此刀。”“高升”上北洋舰队聘请的军事教习、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也告诉高惠悌：“中国人宁愿死，也不会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看着“高升”迟迟不动，“浪速”马上派人过来催促。高惠悌告诉日本人：“中国人不愿意当俘虏，他们要求退回大沽口。我们是英国船，你们两个国家还没有宣战。”
双方僵持了三个小时。12时30分，东乡平八郎下令：“欧洲人全部离舰。”但是船上的小艇已全部被清兵控制，欧洲人想走也走不了。
13时，东兴平八郎悍然下令开炮。炮弹命中“高升”动力汽罐，蒸汽和煤烟滚滚喷出，接着船体多处着弹发生倾斜。船上绝望的清军士兵只能徒劳地用步枪向“吉野”射击。13时46分，“高升”在海面上消失。即使在沉入水中的一瞬间，桅杆上的一个清兵还射出了最后一发子弹。东乡充分显示了日本人的兽性，他下令继续对漂浮在水面上的清军士兵进行扫射，刹那间海面泛起一片片血红。
“高升”上清兵1116人、工作人员74人（其中7个英国人）全部落入水中。事后，在附近观战的法国军舰“利安门”救出42人，德国军舰“伊力达斯”救起112人，英国军舰“伯布斯”救出87人。有两人被日军俘虏，另有两名士兵游泳漂泊到孤岛上，40天后获救。除了被救出的245人，其余871名大清士兵全部殉国。
英国当时的策略是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俄国，所以并不想真正与日本闹翻。加之日本人“认罪”态度良好，1894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英国海军海事审判庭上，得到了国内授意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做出了“东乡行为正当”的证言。法院最后判决，对于“高升”被击沉一事，日本没有过错和责任，英国受到的所有损失由大清承担。大清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谓窝囊到了极点。
平壤战役
对这场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胜负结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普遍看衰日本。有专家分析认为大清在海上战场可能不是日军的对手，在陆地上可能会先小败，但最终将凭借巨大的资源优势压倒日本，反败为胜。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专家全都看走了眼。
叶志超率牙山败军到达平壤与诸将会合后，驻平壤的大清兵力达到了15000人。本来在牙山打了败仗，但叶志超谎报战功，饰败为胜，吹嘘牙山“大捷”，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随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骗得朝廷嘉奖赏银2万两。
当此大战即将爆发之际，驻朝鲜平壤的大清陆军竟然长时间没有任命主帅。朝廷初选的名将刘铭传托病不出，次选的“白发将军”宋庆因为不是李鸿章的嫡系而遭李大人弃用。实在没人了，牙山之战的败将叶志超竟然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平壤陆军总指挥的宝座。
要说这个叶志超年轻时也曾是一员悍将，当年镇压捻军的时候，的确是一把好手，立下不少战功。但此时多年不打仗的老叶早养得脑满肠肥，人送外号“叶大呆子”。关键是经历了牙山之败的叶志超早已成惊弓之鸟，毫无斗志。诸军会合后，清军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而以大部兵力聚守平壤城内外。老叶每天就是和诸将饮酒作乐，坐待日军来攻。
从总体战役形势来看，清军可以说并不据劣势，甚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第一，清军驻守平壤的总兵力计步、马、炮约15000人，拥有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日军参战部队16000余人。按照进攻部队一般要2倍到3倍于防守部队的原则，清军防御部队明显居于优势。
第二，平壤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第三，清军储存有足够全军一个月食用的军粮，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日军几路部队只有几天的给养，往来的告急电报中甚至出现“除粗米饭外，副食毫无，仅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之食”的字样。
第四，清军以逸待劳，日军劳师远征，长途奔袭1000公里，已成强弩之末。
第五，朝鲜官民也大力支持清军。清军入驻平壤后，朝鲜居民“箪食壶浆，馈遗不绝”，积极协助清军作战，连在汉城被日本扶持的大院君傀儡政府也暗中向清军传递情报。清军可谓占有人和之利。与清军相反的是，日军所到之处，朝鲜居民纷纷躲避，被强征的劳役也寻机逃跑，甚至不断袭击行军中的日军。
14时，平壤三个战场的基本形势是：大同江南岸战场马玉昆所部毅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略占上风，西南战场胜负未分，只有城北玄武门失守，但日军尚未入城，战场处于僵持状态。对清军来说，战事犹有可为。当时平壤开始下起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
但玄武门失守以及左宝贵阵亡使得清军主帅叶志超魂飞魄散，他立即与众将商议决定弃城逃走。众人之中，除了马玉昆提出异议之外，其余皆赞成叶志超之议。16时，叶志超打出白旗表示停止抵抗。日军料定清军夜晚必北逃，便在清军可能经过的路线上预先设下伏兵。
9月15日，20时，清军开始撤退。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撤退的清军很快变成溃军，随后就一窝蜂地进入日军预先设定的伏击圈，遭日军枪炮袭击死尸遍地，血流成渠。仅仅一夜之间，清军逃跑路上被击毙者达1500多人，另有683人被俘。清军被日军俘获的军火、弹药、粮食及其他各种物资不计其数。平壤日军本来只剩下两天的补给，叶志超的逃跑使得日军获得了足足一个月的粮草弹药。
逃离平壤之后，叶志超的“跑跑”能力得到了尽情的发挥，马不停蹄，一路狂奔五百里，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安州有清兵马步军八营可以接应，聂士成劝阻叶志超“安州地备险奥，可固守”，惊魂未定的叶志超根本听不进去，脚步不停，直奔鸭绿江。21日，叶志超率残部“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到9月24日，驻朝清军全部退入中国境内。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
一跑牙山，二跑平壤，按道理，老酒“十大跑跑排行榜”应该赏给叶志超一个位置，但甲午战争发生的年代早了一点，加之名额有限，宝贵的位置不能给你，请老叶原谅则个。
清军另一年近六十的老将卫汝贵以“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之罪名被处斩于北京菜市口。日军曾经缴获了卫汝贵的一封家信，信里卫汝贵的老婆说，你从小打仗，现在官也不小了，咱家里钱也不少，你年龄大，要注意保护自己，遇到打仗别往前边去。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作为反面教材，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
在平壤战役中，壮烈殉国的回族将领左宝贵被光绪帝追赠太子少保衔，赐谥号“忠壮”。
9月16日，日本明治天皇赐谕嘉奖平壤大捷。日第一军继续向前推进，前面就是鸭绿江，江对面就是大清国的国土。
当年踌躇满志的枭雄丰臣秀吉梦断于此，这次的日本人可不想就此打住。
大东沟海战
自丰岛海战以来，北洋舰队全体官兵士气高昂。当时任“镇远”副管驾的美国退休海军少校马吉芬在日记中写道，舰队官兵渴望与日本舰队决一死战，“以雪‘高升’和‘广乙’之耻，士气旺盛，莫可言状”。
9月17日上午10时23分，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率先发现了因使用劣质燃煤而冒出滚滚浓烟的北洋水师，迅疾发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上午11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的桅楼上的瞭望哨也发现了逐渐逼近的日本舰队。
12时05分，联合舰队以“吉野”为首，第一游击舰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鸭绿江口外海大鹿岛海域集中了远东两支最大舰队的几乎全部主力舰艇，空气骤然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类似倒“V”字形。主要原因是位于阵型左右翼的战舰“济远”“广甲”“超勇”“扬威”都是航速缓慢的老舰，跟不上大队的节奏。在阵型尚未完全展开的情况下，战斗已经打响。
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还击。“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可以说，从大东沟开始，一直到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幸运之神一直眷顾着日本。随后，日俄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对马海战，日军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得敌方主帅阵亡或负伤，失去指挥舰队的能力。
遗憾的是，丁汝昌事先竟然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使得整个战斗过程中，北洋舰队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乱战状态。直到海战即将结束时，“靖远”的舰长叶祖珪才主动升旗代为指挥。不知道在后面几小时的战斗中，连东乡平八郎都敬佩不已，远远见了都要敬礼的舰队二把手刘步蟾、三把手林泰曾都干什么去了。
虽然形势不利，但北洋舰队广大官兵毫不畏缩，反而愈战愈勇。提督丁汝昌重伤不下火线，裹伤后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日本临时改装的武装商船“西京丸”接连中炮，需要人工操舵才能勉强行驶。蔡廷干驾“福龙”鱼雷艇抵近“西京丸”在40米的距离上发射鱼雷，这几乎相当于把枪抵在脑袋上射击，“西京丸”已在劫难逃。在船上督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已经闭上了眼睛：“吾命休矣。”谁知因为距离太近，鱼雷竟然从舰下穿水而过。桦山资纪死里逃生。后来桦山资纪心有余悸地对伊东祐亨说：“鱼雷冒着气泡钻到船底下那情形，真的是比什么都恐怖呀！”
邓世昌坠海后，随从刘忠跳入海中，以救生圈援救，使之浮出水面。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其爱犬“太阳”游至身边，“衔其臂不令溺”，世昌挥之不去，并以口衔其发辫，邓世昌用力按犬首于水，自己也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这一天，正好是邓世昌45岁的生日。
邓世昌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国内，光绪帝大受感动。当即亲笔书写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赐予其“壮节”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甲午战争结束后，山东民众自发集资在荣成成山头始皇庙为邓世昌塑像并修建祠堂，每年都举行祭祀活动。百年后，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一艘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命名为“世昌”号，以示纪念。
海战结束之后，丁汝昌派“济远”拟将“广甲”拖回港内，但当时几艘日舰也即将赶到，“济远”急忙退回大连湾，“广甲”被日舰发炮击沉。但也有说法，“广甲”是被“济远”主动炸毁的。
值得一提的是，“广甲”登岸逃命的水兵中有一个“二管轮”。甲午战争结束后，北洋舰队随之被解散，失业的“二管轮”无奈弃船登岸，转去投奔老领导张之洞。树挪死，人挪活。“二管轮”之后飞黄腾达，步步高升，最后竟然当上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黎元洪。
17时，“来远”“靖远”扑灭大火之后，恢复了战斗力，并召集“广丙”“平远”以及鱼雷艇队重返主战场，北洋舰队气势益盛。战至17时30分，日落西山，伊东祐亨面对怎么打也打不沉的“定镇二远”，也逐渐丧失了信心。加上看到日舰基本上也是伤痕累累，又害怕鱼雷艇趁着夜色进行偷袭，随即下令全速向南退却。
此举等于放弃了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最佳时机。伊东祐亨这种“没见好就收”的痼疾，整整传染了半个世纪，染病的包括后来的东乡平八郎、南云忠一、三川军一、栗田健男等海军名将，后文详叙。
“靖远”的舰长叶祖珪知道“定远”桅楼被毁，丁汝昌已经无法指挥，遂主动代替旗舰“定远”升旗集队。眼看日本舰队开足马力，“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刹那间已跑出去很远，支离破碎的北洋舰队也只好收队，驶回旅顺口。至此，大东沟海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甲午海战”，宣告结束。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的速射炮以及航速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当时如日中天的战略家马汉后来评论，中日大东沟海战就像是步兵和一支没有步兵保护的炮兵在作战。步兵在摧毁了敌人大量炮兵之后，主动撤出战场，而炮兵却因为缺乏机动性无法追赶。
历时5个多小时的大海战中，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来远”受重伤，伤亡官兵600多人。日舰队“松岛”“吉野”“比叡”“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伤，伤亡239人。尽管损失比日军为大，但“定远”“镇远”尚在，可以说北洋舰队实力尚存。可惜的是，在李鸿章“力主避战保船”的指导方针之下，北洋水师先是退回旅顺，继而转向威海，从此不再出战。等于拱手向日本海军让出了黄海的制海权。
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念在多年的同学面上，还想联合刘步蟾为方伯谦说情，被刘步蟾断然拒绝。起初方伯谦还觉着没事，因为他是总兵职务，在大清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高级职务被判死刑的。等到死刑判决书下来之后，方伯谦才慌了。他甚至托人让远在东北的老将宋庆为他求情，谁知道宋庆听到后说：“可惜我没有海军的生杀大权，要是有，7月份早就把你个兔孙宰了，还能让你误国到现在？”1894年9月29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
大东沟海战的失利使得李鸿章和丁汝昌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自觉脸上无光的李鸿章只得上奏朝廷，引咎自责。光绪帝和翁同龢虽然恨死了李鸿章，但值此用人之际，除了李鸿章，还真没人能够支撑危局。光绪帝只好下令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
与此相对应，大东沟海战胜利的消息传回日本，举国欢庆。明治天皇除了颁布诏书嘉奖之外，还亲自作歌《黄海大捷》，以示勉励。看来这睦仁会的还真不少啊。
鏖áo兵辽东
早在8月1日正式向中国宣战前，日本大本营就对战争的进程做出了各种设想，并据此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方针的要点就是整个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派陆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出动联合舰队寻求与中国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夺取黄海及渤海制海权。第二阶段作战视第一阶段之海战结果而定，又分为三种方案。
第一，如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即运输陆军在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
第二，海战结果虽不能夺取制海权，但也使中国舰队不能驶进日本近海时，派陆军前进驱逐在朝鲜的清军，扶植朝鲜“独立”。
第三，若海战失败，制海权为中国海军所夺取，则加强在朝鲜的防守，击退大清陆军的进攻。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东沟海战虽然日军占了上风，可北洋水师主力尚在，实质上胜负尚未明朗，日军应该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案。但北洋舰队的龟缩不出，给了日军实施第一种方案的有利条件。
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约28000人。清朝任命已经74岁的“白发将军”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可惜的是，大清国当时的军队体制仍停留在30年前打太平军和捻军的水平上，参战各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路清军实则并不服从调度。平壤、大东沟相继战败，导致各军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28000人看着不少，但是鸭绿江也不算短，胡椒面一撒，就觉着哪里都是漏洞，似乎哪里都守不住。
日军进攻部队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计超过30000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日军接连取胜，士气正旺。作为进攻一方，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在某一点上形成突破之后，迅速展开。站在鸭绿江边的山县有朋踌躇满志，仿佛看到了300年前丰臣秀吉那落寞的背影，他将要完成当年丰臣秀吉都无法完成的“伟业”。想到此，山县有朋在马背上扬鞭赋诗：“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也真能吹，三万人就敢冒充百万。
这边山县有朋志得意满，那边日本国内明治天皇正在亲自为新组建的第二军送行。第二军军长，就是前面“萨英战争”出过风头的猛人大山岩。在日本军界一向有“陆之大山，海之东乡”之称。当时的乃木希典还仅仅是大山手下一个小小的少将旅团长。从天皇手中接过军刀，乃木希典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流，拿盆接都接不住。乃木当即赋诗一首：“肥马大刀无所酬，皇恩空沿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日军在花园口的登陆行动，前前后后整整持续了14天，清军竟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打扰，登陆日军犹似在自家门口散步一般，这也创造了大规模登陆作战史上的一大奇迹。在日本军舰附近，甚至还有乞丐前来讨饭，弄得日本人哭笑不得，也算上战争中的奇观了。
日军登陆如此轻松的原因有四：一是清兵实行的是重点防御，这里不是重点；二是大部分兵力用于蹲坑据守，根本没有机动部队；三是情报不灵，反应迟钝；四是即使知道了也无兵可调，能战斗的兵都调到鸭绿江边防守去了。真不知道被美国称为世界第三陆军的那百万人马都干什么去了。
也就是11月7日大连失守这一天，北京城内却是另外另一番欢乐景象。慈禧老太六十大寿庆典如期进行。宫内唱戏三天，所有机关单位停止办公。估计赵怀业也是生气了，你们都不办公去看戏，凭什么要老子在前边撅屁股打仗？
占领旅顺口之后的日军兽性大发。第一师团野兽师团长山地元知中将下令屠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大屠杀持续了整整四天，整个旅顺尸横遍野，全城3万民众只留下负责掩埋尸体的36人。这些人被日军在帽子上贴上“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以幸免。
日军当然不会忘了大肆掠夺，旅顺几乎被夷为平地。旅顺港大清刚刚购自欧洲的4000吨优质铁轨也被日军抢走，原封不动地铺设在东京的铁路上。
需要指出的是，清兵第四次、第五次反攻海城都是以60000人之众围攻日军6000人。尽管战场上清兵也表现出罕见的英勇，但10∶1的兵力优势换来的依然是失败，可见双方战斗力差距之大。
2月28日，日军变守为攻从海城分路进攻，清军败退。3月4日，日军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野津道贯下令将田台庄烧成一片焦土。至此，辽南所有重镇均被日军占领。大清陆军精锐湘军、淮军锐气尽失，无力再战。
仅10天时间，清朝6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那一年，威海卫的冬天特别冷
早在日本第一军进攻海城之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提出，要尽量避免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决战。伊藤博文的观点是，凭日本的力量单独吃掉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吃下，西方列强也不会置之不理，反而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对中国的目标不是吃掉，而是谋取最大的利益。如果日军攻下了北京，很可能导致中国暴乱四起，万一清政府因此垮台，找谁谈判要地要钱去？伊藤还指出，此时渤海湾已进入冰冻期，交通和补给越来越困难。伊藤博文提出下一步的目标是进攻威海卫，彻底歼灭北洋舰队，并伺机占领台湾。
屋漏偏逢连阴雨。巨舰“镇远”在进入威海卫军港时，不慎触礁重伤，已经无法出海作战。“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因此负疚自杀，时年44岁。这个林泰曾是林则徐的堂孙，前面提到的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外甥，也属于北洋舰队的杰出人物之一。
除了来自海面的威胁，北洋舰队还必须防备来自背后陆路的攻击。丁汝昌多次请求调天津等地的兵力加强威海卫陆路的防守。朝廷认为京畿地区比起山东半岛更加重要，断然驳回了丁汝昌的请求。丁汝昌也请求调南洋舰队、福建水师、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支援，照样未果。
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率领日本第二军3万余人，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从山东半岛的荣城湾开始登陆。可悲的是，一千年前日本派来的遣唐使，恰恰也就是从这里离开返回日本的。当时带走的是文化与和平，今天送来的是战争和杀戮。
第二天，从望远镜里看到“定远”搁浅的伊东祐亨大喜过望，那让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的“定镇二远”终于都歇菜了。伊东随即下令舰队向港内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炮战，日本舰队还是无法冲进港口。
强攻不行，就来智取。当晚，日本鱼雷艇再次冲入港内进行袭击，“来远”“威远”以及布雷舰“宝筏”被相继击沉。据说当时“来远”和“威远”舰长邱宝仁、林颖启都在岸上嫖妓未归。老酒稍稍有点怀疑，不在舰上是可能的，但是在炮火连天的特殊时期，岛上的妓院还能开门营业吗？
2月7日，日本陆海军再次发起猛攻，这天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北洋舰队鱼雷艇头领王平、蔡廷干密谋逃跑，自告奋勇要出击袭击日舰。结果12艘鱼雷艇一起冲出，不是去进攻，而是一起趁势往外逃跑。慌乱中，这些鱼雷艇不是触礁，就是被日舰击沉、俘虏，只有王平驾驶“左一”艇侥幸逃到烟台。这一卑劣的逃跑举动，严重打击了北洋舰队的士气。
10日下午，刘步蟾亲自率领水雷营的士兵登上了“定远”。炸药埋好后，刘步蟾迟迟不愿意下达命令。丁汝昌一直在海军公所内等待那一声巨响。响声久久没有传来，丁汝昌无奈策马前来催促，刘步蟾这才忍痛下令将“定远”炸沉。
这天的刘公岛上，飘起了漫天飞雪。刘步蟾，这位22岁就出任舰长、36岁就担任北洋舰队副司令的北洋海军杰出将领，冒着大雪看望了移居到各处的“定远”的官兵，和他们一一告别。当晚，刘步蟾吞鸦片自杀，时年43岁。刘步蟾以死践行了其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
11日晚，丁汝昌接到了来自烟台“全力突围”的密电，知道援军已经彻底无望。丁汝昌提议大家合力突围，多数将领表示反对，纷纷散去。当天晚上，万念俱灰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吞鸦片自尽，年59岁。
早在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已经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才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处置。
道台牛昶昞会同一些洋员很快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了投降书。2月12日，“广丙”挂上白旗，在舰长程璧光的带领下，前往日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乞降。
双方谈完投降事宜之后，牛昶昞还向伊东祐亨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说“广丙”并不属于北洋水师，人家是广东水师的，只是临时来参加演习遇上了这倒霉事。你们是跟北洋水师打仗，人家广东水师也没招你惹你。再说了，你看程舰长大老远跑来投降多不容易，如果没有了军舰回去，也没法向领导交代，还望高抬贵手，放回该舰吧。老牛的一番谆谆教导，说得伊东祐亨差点笑得哭出来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牛道台的请求。随后，牛昶昞交出了威海卫清军的投降名册：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合计5124人。
1894年2月17日，请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上午10时30分，在西方诸多媒体记者的现场目击下，日本联合舰队鸣炮21响，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威海卫军港。北洋海军残余舰船“镇远”“济远”“平远”“广丙”4艘舰以及“镇东”等6艘炮艇，降下了大清黄龙旗，正式被收归联合舰队。大清花费巨资，苦心经营21年，号称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就此灰飞烟灭。
当天下午4时，被拆除了武装的练习舰“康济”点火起航。一片肃穆之中，在舰长萨镇冰的带领下，船尾低垂黄龙旗的“康济”踉踉跄跄驶出威海卫军港前往烟台。“康济”的甲板上停放着6具棺木，他们是：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戴宗骞，沈寿昌（“济远”的副舰长），黄祖莲（“广丙”的副舰长）。
不远处，日本联合舰队所有舰只下半旗鸣炮致哀。伊东祐亨带领日本联合舰队全体官兵集体向“康济”上那些已经失去生命，但他们依然十分敬佩的同行致以军礼。
逝者长已矣，生者更难受。北洋舰队随后即被解散，剩余将领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程璧光、萨镇冰连同牛昶昞全部被革职。
值得一提的是“康济”的舰长萨镇冰。被解职之后的萨镇冰回家不久，老婆就死了。家计维艰，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好到官绅家庭当塾师挣钱糊口。后来，萨镇冰在张之洞的推荐下再次出山，于1903年升任北洋海军统领，1909年出任大清海军大臣和水师提督。辛亥革命之后，萨镇冰先后担任民国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等重要军职，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萨镇冰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等各个历史时期，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1年，当听到第三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进汉城的消息时，93岁的萨镇冰掩面而泣，老泪纵横。
马关之耻
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率领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汉城宗庙，宣布了“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庄严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千年之久的宗藩关系就此结束。
1895年新年一过，清廷的败局已经注定，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全部闭上了嘴。无奈之下的清政府只有想办法屈膝求和。
10月初，原来就主张对外国屈服的奕亲自出面请求英、美、俄、德、法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强力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之前三次求和，其中两次派使被拒，导致清政府惊恐万分，慈禧老太实在是坐不住了。得知日本的要求后，慈禧立刻电召李鸿章火速入京，准备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之前李鸿章和丁汝昌一样背着处分。2月13日，朝廷下旨撤销对李鸿章的一切处罚，官复原职，并希望李鸿章能看在时局危恶和朝廷久恩的分儿上，以社稷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前往日本和谈。
早已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清楚，在接到慈禧宣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注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知道自己想要拒绝承担此项和谈的使命，绝无可能——恭亲王作为皇族，绝对是不可能去丢这人的。
李鸿章也明白议和这样的大事当然是慈禧说了算，入京以后就径直先去找慈禧。慈禧太后虽然昏庸，却并不傻，这可不是出风头的时候，她以自己肝气发作导致臂疼、腹泻为由，拒绝接见李鸿章及群臣。这还不止，老太太还故意扔出来一句话，“一切遵上旨可也”。这下子，所有的耻辱和骂名都归傀儡小光绪了，跟她无关。
慈禧太后称病不出，光绪皇帝只好硬着头皮接见了李鸿章。1895年2月22日，紫禁城乾清宫的气氛比办丧事还肃穆。光绪皇帝黯然而坐，面无表情。左边跪着一群军机大臣，右边跪着李鸿章。李鸿章肯定要有光绪的承诺才敢去。有人提出效仿早年俄国皇帝迁都，最后打败拿破仑的做法，当即遭到激烈反对，被斥责为放弃国家宗庙社稷的逃跑主义。
郁闷无比的李鸿章立即反将一军，请求管钱的翁同龢老先生一起去日本议和，现场办公。吓得翁同龢面如土色，双手摆得跟黄飞鸿的无影脚一样，当即表示不懂外交，绝对不能“以生手办重事”。
3月20日，宾主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见。中方是全权大臣李鸿章，还有李鸿章的养子（也是侄子）参议官李经方，日方参加谈判的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双方都是明争暗斗多年的老熟人了。握手寒暄，互致亲切问候之后，李鸿章即席发表重要讲话。长篇大论的文言文十分拗口，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诚挚恭贺日本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第二，日本的成功将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榜样作用；第三，咱们都是黄种人，东亚兄弟，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洋鬼子。
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这个老酒相信。据说还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总统格兰特一起被称为19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三大政治家，这个老酒有点不信。但是，不止五个以上的版本都这样说，老酒也只好信了。看上边这三条，李鸿章那也真不是浪得虚名。打了败仗，还能把话说得如此气宇轩昂，不愧“老姜”也。对面坐的要是老酒的话，听了如此动听的赞美诗，估计都要感动得站起来，握手表示感谢了。可惜对面坐的不是老酒，而是同样老奸巨猾的伊藤博文。
国际舆论又是一片哗然。欧美各大国纷纷出面谴责日本，同情中国，积极表示不能坐视不管。俄国表现尤其突出，上蹿下跳，比自己亲爹被打了还伤心，还气愤。迫于压力，日本主动承诺双方休战。3月30日，双方休战条约签订。听到停战的消息后，满脸缠满绷带的李鸿章，眼中也显现出一丝欣慰的神情——老李也真是不容易呀！
鸿章：“台湾不急，已经是你们的口中之物。”
伊藤：“还没吃下去，已经饿得受不了啦（尚未下咽，饥甚）。”
老酒终于明白了，半个世纪后在新加坡，山下奉文面对英国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关于投降问题的解释，说出的那句“你只能说yesorno”原来就是跟伊藤大爷学的。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在《马关条约》签订15年后，1909年10月26日，伊藤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此乃后话。
《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公愤。全国18个督抚中，10个反对签约，朝霞林院侍读奎华等155人也联名上书反对朝廷签约。此时恰好北京正在进行会试，各省举人群聚京城。文人打仗不行，道理很懂，大家立即推举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三策。倡议迁都洛阳再战日本，这就是史称的“公车上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将领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傀儡光绪皇帝于5月2日批准了和约，并于11日下《罪己诏》。
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也就是今天的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早在开战之前的1894年6月，就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上书李鸿章，指出仅仅器物上的改变不足以战胜西洋，必须改革制度。1895年2月，在广州爆发了一场武装暴动，史称“广州起义”。起义的组织团体叫“兴中会”。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王朝的腐败没落和不可救药，准备以武力来推翻大清，建立共和政体。他们的“带头大哥”就是那个上书李鸿章的年轻人，姓孙，名文，字逸仙，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孙中山。
实际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的所得，远远不止此数。后来日本在库平银上大做文章，“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日方还要求中国在伦敦银行用英镑支付，“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清廷还需要每年向日本支付在威海的“驻军费”白银50万两，三年总计150万两。日本掠夺的舰船、武器、物资、金银货币等最少8000万两，合计34000万两，折合48000日元，等于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以此为契机，日本顺利过渡到金本位制。可以想象，一个正处于高速上升期的国家凭空得到6年的财政收入，那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此，在春帆楼前竖起了一块石碑，上边写道：“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
1896年，日本很快就实施了第二轮扩军计划。陆军由7个师团增加到13个师团，常备军由5万人增加到15万人，战时兵力由20万人增加到60万人。海军更是有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没有中国赔偿之银，日本根本不可能在10年之后打败沙俄。
仅仅16年之后，大清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发起的甲午战争，提前为一个没落的东方王朝敲响了丧钟。10年后，还要再次为另外一个没落王朝掘下坟墓。
皇帝急，太监更急
1898年5月，日军按照《马关条约》的约定从威海卫撤走。7月，英国与清廷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强行租走威海卫。
回头再说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相当于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再吐出来，对于日本这个刚刚崛起的新帝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一直怀恨在心的日本于是开始卧薪尝胆，十年磨剑，伺机复仇。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
狗咬狗，狼围观
沙皇俄国，现在的名字叫俄罗斯，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叫苏联，是世界上国土最辽阔的国家，中国北方一个并不善良的邻居。看到过一则报道，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就能实现自给自足，不用说，那肯定是本章的主角俄罗斯。单单一个贝加尔湖就蕴藏着超过世界1/5的淡水。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的领土已经扩张到228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7%。要不是因为招呼不过来，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它的领土还要更大些。1904年的统计显示，当时俄国总人口为1.41亿人。
这就是沙皇俄国，绝对配得上“地大物博，人口不多”一词。
事前态度强硬的俄国苦于国力日衰、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最后只能吞下苦果。俄国托词皇太子尼古拉伤势不重、天皇亲自看望、政府多次诚恳道歉等，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悻悻离开日本的尼古拉皇太子只能私下痛骂：“日本人真是一群不开化的东方猕猴！”
东方之行对尼古拉二世的一生影响巨大。回国后的尼古拉发誓要扭断日本人的脖子。三年之后，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登上沙皇的宝座，史称尼古拉二世。脸上两条长达8厘米的伤疤似乎预示着尼古拉未来的不祥——作为末代沙皇最后遭布尔什维克灭门。后来的事实证明，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后，日、俄关系就急转直下并最终引发战争。
西伯利亚大铁路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原本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迅速繁荣起来。第一个变化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1863年，西伯利亚人口仅为286万人，到1914年，已达962万人。大量移民的到来，有效地缓解了西伯利亚地区劳动力严重匮乏的状况。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在铁路沿线两侧众多的中小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初看起来，这俄国人真是大公无私，可接着条件就来了，俄国提出，为了便于运输军队，俄国要在中国境内修建一条通过黑龙江和吉林到海参崴的铁路，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命名为“东清铁路”（后又称“中东铁路”）。1898年，东清铁路动工修建，俄国中东铁路工程局进驻松江平原上的香坊田家烧锅，这里后来成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点。由于叫田家烧锅实在有点不好听，这里最后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哈尔滨。
说了半天，忘记了夹在中间的朝鲜。甲午战争的结果以及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让朝鲜发现，日本打败了大清，证明日本肯定比大清牛，俄国人就没打，吆喝吆喝，日本人就下了软蛋，看来俄国人比日本人更牛。谁牛听谁的，因此，朝鲜采取了日益亲俄的对外政策。当时朝鲜实际上是国王李熙的闵妃在掌权。在闵妃的支持下，俄国先后在朝鲜开办银行，派遣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等，这自然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在日本的授意下，1895年10月8日，朝鲜爆发“乙未事变”，有日本背后支持的暴乱分子冲进皇宫，砍死闵妃并焚烧尸体，之后亲日政府很快组建。朝鲜国王逃入俄国驻朝使馆避难。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慈禧老太一怒之下，创世界纪录地对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宣战，给了列强入侵中国的大好借口。俄、德、英、美、法、意、奥、日八个国家互相勾结，决定出兵镇压。8月初，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是为“庚子事变”。
北京那边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借此机会，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征调16万大军分六路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远征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公然叫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当时，清廷京畿危急，根本顾不了东北，东北仅有的9万余兵力根本无法抵挡沙俄的多路进攻。1900年8月3日，俄军占领哈尔滨。8月29日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10月1日占领沈阳。10月4日占领锦州。10月6日，各路俄军在铁岭会师。至此，东北三省全部为俄军所控制，11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沦丧敌手。
相比日本人的凶残，俄国人一点都不逊色，著名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1890年以后，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暴乱不断，沙皇也企图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本国人民的视线。俄国内政大臣普列维甚至说：“为了避免国内的革命，我们需要一次小小的但是结果须为胜利的战争。”
伊藤博文的话坚定了明治天皇开战的信心。当天，也就是2月4日下午，日本御前会议做出了对俄开战的决定。
身患糖尿病的明治天皇已经52岁，他的双肩已略显佝偻，早已没了10年前对大清开战的信心和勇气。相比孱弱的大清国而言，俄国实在是太强大了。睦仁知道大清宅心仁厚，当年的甲午战争就是日本打败了，也不过是不要朝鲜，退回去而已，甚至连赔款都不用。睦仁清楚俄国人的凶残，此次一旦战争失败，日本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晚上，信心动摇的睦仁一度曾有直接给尼古拉二世拍电报求和的念头，但是被侍从武官劝阻。
战争前夕，俄国总人口达1.41亿，陆军常备军总兵力105万，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但其中90%的兵力部署在欧洲地区，远东只有正规陆军部队9.8万余人。俄国海军拥有200余艘战舰，其中太平洋分舰队拥有60余艘作战舰艇，总吨位19.2万多吨。
相对而言，日本总人口约4400万，战时最多可动员200万后备兵员。陆军火炮，其中37%为山炮，适于东北战场的地形特点。海军是日本建军的重点，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有战舰约80艘，多数是在英国建造的新型舰只，性能良好，规格统一。
日本陆军为即将开始的战争已编组为四个军，所有海军舰艇已经统一整编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就是大名鼎鼎的东乡平八郎海军中将。
1904年2月6日深夜，随着一铲接一铲的“威尔士无烟煤”被毫不吝啬地填进战舰的炉膛，联合舰队所有舰只都开始喷出浓烟，秩序井然地驶出了佐世保军港。
两艘失去控制的大船同时渐渐地向对方靠拢，即将发出惊人的相撞！
不宣而战
当时在仁川港停泊有英、美、法、意军舰各一艘。各国军舰害怕自己受到误击，纷纷催促“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出港。“瓦良格”号舰长鲁德涅夫上校愤然道：“未经战斗就屈服或者炸毁自己的军舰是一种耻辱，我们绝不向黄猴子低头。即使是有去无回，俄罗斯帝国海军的尊严也不容践踏。”面对日方的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绝境下的两艘俄舰毅然选择了出港作战。
2月9日上午11时20分，俄国水兵关闭了军舰的舷窗和水密门，扔掉了一切易燃物，“瓦良格”号高挂战旗，率先冲出，站在舰桥上的鲁德涅夫上校一脸镇静。“高丽人”号紧随其后出港作战。几艘英、法、意军舰上的官兵被俄国水兵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动，纷纷跑上甲板向俄舰高呼“乌拉”，同时奏起了“上帝保佑沙皇”的音乐，俄舰上也奏响了俄国国歌。不远处的美国炮舰“维克斯堡”号甚至钦佩地挂出了“祝好运”的信号旗。
但精神终究不能战胜物质，随后的战斗毫无悬念。半小时炮战之后，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舰队很快就迫使弹痕累累的俄舰返回港内。俄军阵亡31人，受伤91人。海战中，日军也有3艘巡洋舰被重创，1艘驱逐舰被击沉。
16时30分，港内传来一连串雷鸣般的爆炸声。“瓦良格”号、“高丽人”号以及锚泊在港内的俄国轮船“松花江”号全部自沉，俄国海军仁川支队就此覆没。俄国那些英勇的水兵被英、法、意等国军舰救走并辗转回国。
此后，“瓦良格”号被作为俄国海军宁死不屈的象征大肆宣扬，还特意为此创作了《“瓦良格”号巡洋舰之歌》代代传唱。苏联时期在海参崴和图拉分别为“瓦良格”号和鲁德涅夫舰长建起了纪念碑，“瓦良格”号也成为苏俄海军不断传承下去的英雄舰名。它的最后一艘，就是现在中国的航母“辽宁”号。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方打捞起“瓦良格”号将其拖回国内修复，改名为“宗谷”号，于1916年归还了俄国。当时日、俄已经同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阵营。
战争主要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腐朽透顶、懦弱无力的清政府在2月12日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两军“交战区”，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民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战争期间，日俄两军在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筑道路时，拆毁民房，砍毁树木，驱使民工，这些举动无一不使东北民众遭难。俄国军粮的85%取自中国东北，总数达到90多万吨。战争期间，死于战火的中国人超过2万人，财产损失折算白银高达6900万两。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同样在5月15日这天，在丰岛海战和大东沟海战中猖狂无比的“吉野”号被自己的战友“春日”号巡洋舰拦腰撞沉，舰上413名官兵中只有99人被其他军舰救起，其余都同“吉野”号沉入了它多次侵入的中国黄海。当年邓世昌驾驶“致远”号没有完成的任务，现在被“春日”号代为完成。
三天后，5月18日，炮舰“大岛”号被“赤诚”号撞沉，驱逐舰“晓”号也触雷入水。不到10天的时间，损失这么多军舰，其中还有两艘绝对主力的战列舰，这一星期随之被日军称为“恶魔一星期”。
马卡洛夫阵亡之后，他的继任者威特赫夫特海军少将不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和当年的丁汝昌一样闭门等死。当时一个英国海军专家对俄国太平洋舰队的表现大惑不解，特意在《泰晤士报》上刊文。文章提出，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实力相近，开出去决战，哪怕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也将因此遭到惨重损失，变得根本不是正在东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对手。文章最后写道：“俄远东舰队还有没有军人的尊严？”
但是，威特赫夫特要比丁汝昌幸福得多，他身后的旅顺军港驻守着强悍的俄罗斯陆军。
辽阳战役
南面乃木希典所部日军强攻旅顺的同时，北边大山岩的日军主力也在积极筹备辽阳会战。旅顺打成了持久战，大山岩原拟等第三军攻克旅顺后北上参加辽阳会战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援军将从欧洲源源不断地赶到，推迟辽阳会战对整个战局非常不利。为此日军必须抓紧时机，在俄国援军到达之前，以现有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一举歼灭集结于辽阳地区的俄军重兵集团。
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扬言“宁死不从辽阳后退”，他决定依托前沿工事抗击进攻的日军，并伺机转入反扑。辽阳地区俄军防御阵地分为三道。第一道防线长75公里，位于辽阳以南和东南约30公里。第二道长22公里，距辽阳约8公里。第三道防线紧靠辽阳城，全长15公里。这三道防线特别是第一道纵深小，侧翼暴露，防御工事也没有最后完成，无法有效抗击日军的进攻。
库罗帕特金决定10月16日在右翼再次发动进攻。15日夜间，日本第二军奥保巩部奇袭攻占了俄军左翼第一军地段内的制高点万宝山，形成了对俄军防御中心的威胁。库罗帕特金被迫放弃原进攻计划，令第一军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该高地。经16日、17日两日激战，俄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夺回了万宝山。双方各自巩固既得阵地，加修工事，形成对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5年1月奉天会战为止。
在为期两个月的激战中，日、俄双方均伤亡惨重。俄方损失6万余人，日方损失4.5万余人。
在此期间，一直龟缩在旅顺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突围未果，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辽阳会战之后，几乎所有观战的外国武官都认为，俄国的失败已经由“可能不可能”变成了“早与晚”的时间问题。
沙俄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当俄国组建满洲第二集团军，准备将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的消息传出后，巴黎证券交易所所有与俄国有关的证券，狂跌不止。作为俄国最大的债权国，担心没处要债的法国首先希望停止战争。英国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向，因为他的小弟兼打手日本财源也接近枯竭。战场形势有利的日本甚至破天荒地提出可以把旅顺留给俄国，条件是“不设防”。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德国和美国就希望战争能继续进行下去。参战的双方他们都不喜欢，甚至憎恶，最好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两败俱伤才好，这样他们就会丧失在远东和其他地区扩张的能力。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就曾经对德国驻美国大使施特恩堡说：“从我们两国的利益来讲，我们希望战争能够长时间地拖延下去。这样日本就无法在胶州湾威胁贵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
美、德的小算盘打得不错。如果那样的话，不但没有了“黄祸”，也避免了“斯拉夫祸”，岂不是两全其美？善哉善哉。
0803Wednesday
狼奔豕突
俄舰队在海战中损失了包括舰队司令在内的343人，日方伤亡226人。由于俄舰队的火力集中射击日旗舰“三笠”号，该舰严重受伤，舰上官兵死32人，伤78人，几乎所有的火炮都被打哑。
这就是史称的“黄海海战”。尽管海战中俄国人没有损失一艘军舰，但他们彻底丧失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大部分退回旅顺的俄舰再也没有尝试过突围，战舰的火炮被拆下来，安装在陆地上作为固定炮台，水兵则被编进陆军守备部队，和当年的北洋水师一样进入等死状态。
就这样人家也比北洋水师强，人家毕竟尝试了一次突围。北洋舰队进入威海卫军港之后就没再出来过。也不完全对，残余舰只再出来时已经由黄龙旗变成了太阳旗。
黄海海战失利之后，尼古拉二世仍然对俄国最终取胜坚信不疑。他对母亲说，上帝会保佑俄国人打赢这场战争。玛利亚皇太后一贯喜欢的是幼子米哈伊尔，当初尼古拉二世即位时她就拉长了寡妇脸不乐意。她刻薄地告诉尼古拉二世：“尼基，你和上帝的关系很奇怪，上帝凭什么保佑你？好像上帝是少将，你是他手下的上校一样。”
除了旅顺的主力舰队之外，在海参崴基地还有一支不很起眼的分舰队，由三艘装甲巡洋舰“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留里克”号为基干组成。就在双方公告开战的当天，这支还算英勇的舰队就在耶森少将的率领下积极出击，在日本周围海域开展破交作战。耶森的频繁出击给日本海上运输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从后来的战绩来看，这支小舰队取得的战果，绝对不逊色于不思进取的旅顺分舰队和无能的陆军取得的战果总和。
遗留在战场上的“留里克”号已经在劫难逃。舰长特洛索夫上校、副舰长赫罗多夫斯基中校先后阵亡，代理舰长泽尼洛夫上尉重伤，临时舰长伊万诺夫看到“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为了搭救自己，多次折返，久久不肯离去，而自己已注定不能返航，为了使主力舰队尽快脱身，也避免自己成为日舰的俘虏，只有中尉军衔的伊万诺夫毅然下令打开所有的通海闸自沉。
10时42分，这艘顽强的老舰沉入海底。在场的日本人都为俄国水兵的勇气所震撼，开始像抢救自己人那样卖力地打捞落水者。“留里克”号全舰官兵有625人获救，其余224人阵亡。
对于日军来说，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只击沉了一艘敌舰而让另外两艘伤痕累累的舰只成功逃脱，在战术上算不上成功。但俄军在抢占旅顺之后就将建设重点放在了那里，海参崴几乎被忽略，导致这里的基地设施根本无法对耶森的受伤舰只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维修。就这样，一直到战争结束，耶森分舰队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日军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
旅顺鏖兵
相比俄国陆军的不断增援，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基干力量组成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已经开始组建。这支舰队如果东调，与躲在旅顺港内的第一太平洋舰队残余力量会合，实力将远远超过日本联合舰队。摆在联合舰队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趁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尚未到来之际，彻底解决港内的俄军残余力量。从海上实施强攻已经尝试多次未果，所有的焦点集中在必须尽快占领旅顺。日本大本营会议研究决定，利用沙河会战后俄国陆军按兵不动的有利时机，将全部后备力量投入对旅顺的攻击，力争尽快夺取旅顺，盘活全局。
固若金汤的旅顺港被俄军称作“东方的塞瓦斯托波尔”。阿列克谢耶夫夸口说，别说是“黄猴子”日本人，即使是欧洲最强悍的陆军，打下旅顺口至少也要3年时间。
早在1904年8月，首次强攻旅顺受挫之后，日军就加强了第三军的兵力。参加旅顺攻坚战的部队超过了60000人，火炮386门，其中配备的280毫米炮更是成为之后的攻城利器。
8月16日，乃木希典致信俄军要塞司令斯特塞尔中将：“放下武器，避免无所谓的牺牲。一旦水陆并进，要塞指日可破。”斯特塞尔答复道：“这种与俄军荣誉和尊严毫不相容、同目前要塞状况极不相符的建议，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看来双方文化程度都不低，话说得也蛮有水平。
久攻不克的乃木希典在日本国内受到强烈谴责。像上村中将一样，乃木希典的住宅也不时遭到民众的袭击，玻璃窗和屋顶上的瓦片时常被石块砸碎。惊人的伤亡使乃木收到了超过2400封信件，有些人质问他居心何在，更多的人要求他辞职或剖腹。
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对乃木也逐渐失去了信心，但明治天皇认为乃木“纯忠至诚”，“一意奉上”，依然对其信任有加。闻听此信的乃木感激涕零，为自己和参加作战的儿子胜典、保典准备了三口棺材，声称要“三典同葬”，以报天皇知遇之恩。
其实早在攻打金州南山的战斗中，乃木的长子胜典已经阵亡，得到儿子阵亡消息的乃木悲痛欲绝。他的夫人静子听到儿子阵亡的消息后，若无其事地给乃木发电报说：“我为胜典壮烈战死感到欣慰。”前往旅顺的作战途中，乃木在路过南山时曾经专程去儿子的墓前祭悼并赋诗一首：“山月草木转荒凉，十里血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防守“203”高地的是在战争过程中俄国陆军唯一值得肯定的康德拉琴科少将（前文说过，赫鲁晓夫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在黄金山修建纪念碑的，除了马卡洛夫，就是这个康德拉琴科）。这次攻击前后持续了4天，到了9月22日晚上，所有进攻的日军都回到了出发的地方。第三军伤亡达7500人，攻击再次无功而返。
此时坏消息再次传来，10月15日，新组建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从欧洲拔锚起航，已经成为乃木的催命符。来自欧洲媒体的评论是：“日本到此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在俄国舰队到来之后土崩瓦解。”
11月29日，日军再度组织敢死队对“203”高地发起冲锋，这次冲锋甚至一度冲到了山顶。俄军炮兵连同港湾内的军舰一起，向高地进行无差别炮轰，在一起厮杀的无数俄、日士兵倒毙在炮火中，日军再次败退。30日，身为师团传令兵的乃木保典受命向前线传达“撤出战斗”的命令，在传令路上中弹身亡。得到消息的乃木竟然当着众多部下的面号啕大哭起来。三口棺材，两口都“名棺有主”，就差“老典”就满员了。
实在没有办法，1904年12月1日，满洲军司令官大山岩元帅在保留乃木面子的情况下，悄悄派出了被誉为“丰臣秀吉再世”“明治时期第一智将”的儿玉源太郎总参谋长，带领第八师团第十七联队前来支援乃木。还好儿玉来得及时，乃木已经组织了两个大队，挥舞着战刀准备亲自带队进行决死冲锋。儿玉要是晚来一天，估计三口棺材就满了。
儿玉改变了炮兵、步兵轮番进攻的固定模式，命令在步兵突击时，炮兵不准停止射击，使得山头的俄军失去了通常模式炮击后占据阵地组织防御射击的时间，也无法动用预备队支援受威胁的阵地。当有人提出这种办法很可能造成大量的误伤时，儿玉源太郎面无表情地回答：“多死点人没关系。这是日本赌国运的一战，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这句话让老酒想起辽沈战役中同样冷若冰霜的林彪：“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原来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样来的。
接着，日军在“203”高地上与其他俄军工事里冲上来的俄军士兵展开了白刃战。士兵用刺刀、枪托、石头甚至是牙齿和双手进行撕打。由于东西方人体格不同，拼刺刀，五个日本兵都打不过一个俄国人。直到17时左右，日军才真正占领了“203”高地，防守高地的6000名俄国士兵全部阵亡。
看到眼前的一片猩红，乃木希典再次诗兴大发，即席赋诗一首：“尔灵山险岂难攀，男子功名期克难。铁血覆山山形改，万人齐仰尔灵山。”
在这一次强攻中，又有11000名日军官兵伤亡。双方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居然与“203”主峰等高。要知道，当年甲午战争，日军攻克旅顺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伤亡280多人。乃木随即将“203”高地改名为谐音的“尔灵山”，借以祭奠战死在这里的日本将士。一位参战者事后写道：“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人与钢铁、炸药和尸臭的斗争！”在日本的俗语中，从此也多了一句话：“还有比攻打‘203’高地更麻烦的事情吗？”
为期329天的旅顺战役至此结束。俄国阵亡23000人，日军先后投入了136000人，伤亡高达62000人，也算是对10年前旅顺大屠杀的报应吧。
旅顺会战是世界上首次现代化要塞围攻战，被认为是1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堑壕战的预演。
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兰宁在军事著作《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场战役》中，将旅顺之战排在了第七十八位，排在第八十位的是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日、俄双方除了陆上和海上的激烈厮杀，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此处推出另一位传奇人物。老酒一直有“寻找第一”的情结，20年前，当第一次看到山本五十六被称为“第二个被摩纳哥赌场谢绝入内”的出色赌徒时，就一直想，那排名第一的人该有多牛啊。经过多年寻寻觅觅，老酒还真找到了这位牛人。他就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后来的陆军大将，被称为“天才特工”的明石元二郎。
根据陆军参谋本部的指示，明石立即根据俄国的局势写出了一篇题为“落花流水”的专题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一、俄国皇室的腐败及其国民反抗历史；
二、俄国农业制度的特殊性及农奴状况；
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起因及活动；
四、俄国异议分子特质及其活动状况；
五、革命党重要人物志；
六、与革命党的联络及扰乱工作的开始；
七、谍报活动的大概及暗号制作；
八、有关谍报活动苦心谈；
九、俄国革命成功及帝俄沙皇必然崩溃。
不用看详细内容，光瞅这些大标题，就能看出明石的苦心孤诣。
当时还只是陆军大佐军衔的明石果然不负众望。1904年，他在瑞士日内瓦找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导师和舵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同志。明石见到列宁后，开门见山地提出：“大日本帝国基于公义，愿提供巨额资金援助俄国布尔什维克发起反沙皇的起义。”到底是革命领袖，列宁觉悟的确很高，一开始以“在战争时期接受敌国资助属叛国行为”表示拒绝。不过明石元二郎继续对列宁游说道：“罗曼诺夫的沙皇是斯拉夫人，您是鞑靼族的加梅部落人（列宁的祖母是鞑靼人）。少数民族借助友邦的力量推翻号称民族监狱的罗曼诺夫王朝才是最大的爱国。”看看人家明石下的功夫，连列宁奶奶的祖籍都查清楚了，不用说列宁的妈妈肯定也查过。
于是，列宁委托托洛茨基用这笔钱做活动经费，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活动。1904年，沙俄内政部长被暗杀，上边提到的“流血星期日”，6月3日战舰“波将金”号哗变的“六三”政变，其中都可以瞄到明石的魅影。除此之外，他还布置情报通信网，策反俄国军官，煽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会见芬兰独立领袖，阻碍俄军兵力运输，秘密偷运武器给反俄武装组织，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引导欧洲舆论对日友好等，工作量及困难度超乎想象。
孤军作战的明石自然受到了俄国反间谍人员的跟踪，时时处于危险之中，在恶劣的环境下能取得如此“成就”，殊为不易。四处奔波的明石还抄写了许多汉诗以表心境：“今夜不知何处宿，明朝晴雨喜忧间”；“功名何心望王公，雄心足伸千里风。成败任天天若墨，白帆一片惊涛中”……要不是老酒几大排行榜的榜上人物基本都要到正戏才出场，此人铁定上榜。
给了明石100万日元的参谋次长长冈外史，后来说：“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相当于十个师团。”德皇威廉二世也说：“明石元二郎一人的成果超过了日本满洲20万大军。”后来日本史学家总结道：“没有乃木希典大将，旅顺也拿下来了；没有东乡平八郎大将，对马海战也能赢，但要是没了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绝不能赢得日俄战争。”
明石不拘小节，不爱洗澡，衣服不穿到破不换，身边永远带着一只小猫。明石的不修边幅，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据说，一次明石去向山县有朋元帅汇报工作，谈着谈着想撒尿了，憋又憋不住，这位坐在那里就开撒了，尿随地奔流，一直把山县元帅的鞋都弄湿。后来山县元帅问他干吗不去厕所，他的回答居然是：“那不太麻烦了吗？”
联想到石原莞尔捉了虱子放在文具盒里玩，黑岛龟人赤条条在甲板上游荡冥思，身后留下一道烟灰，老酒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像老酒这样看着老板的脸色、规规矩矩穿着工作服，按点上下班、连话都说不利索的人，注定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奉天会战
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陆军会战。俄军损失89000人，日军损失70000人。俄军的惨败导致库罗帕特金被撤职，降为满洲第一集团军司令，远东陆军总司令职务由李涅维奇接任。
对于美、法两国的斡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审慎地等待更好的时机。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和奉天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俄国是不会提出任何和平建议的。”为了给美法一个面子，日本故意提出了一套俄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方案：日本获得在俄国经营商品的优惠权，海参崴为中立商港，俄驻军撤退到哈尔滨，俄国代替日本偿还战争借款，南满铁路交给中日经营，交出海参崴分舰队和逃到其他国家的舰只，召回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将俄国当作战败国来对待。俄国当然不会接受，因为他们还有希望，还有梦想，那希望和梦想来自海上。
全世界的眼睛再次转往海上，注目那支万里之外奔赴远东的强大舰队——它现在的名字叫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
倒霉的远航
旅顺陷落终结了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奉天会战之后的俄国陆军同样也陷入困境，俄国挽救败局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于由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了。目前，这支庞大的舰队已经绕过好望角，驶过印度洋，朝着远东猛扑过来。
不久之后将要爆发的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东乡平八郎之间的生死对决，将决定俄、日两国的命运。当时美国的一家媒体精辟地分析道：“这是一场决定两国国运的决战。”如果日本获胜，则日本就奠定了赢得日俄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一跃进入世界一流强国之列。如果俄国获胜，就可以夺得日本海的制海权，切断满洲日本陆军的补给线，俄国就将挽回颓势并反败为胜，使其日益衰落的国运重新获得复苏。
但事实上这支新舰队的内部却是危机四伏。第一战队的三艘主力舰都是刚刚完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战斗力。“鹰”号战列舰连完工都算不上，只好带上一群技术工人一起出行，边走边补。在执行“挑选精锐”的命令时各执行单位也大打折扣，那些毫无经验的新手、老兵油子、背着各种处分的闹事分子，甚至很多有着布尔什维克嫌疑的水兵和军官都被一股脑充实进这支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简直成了问题人员的收容所。只有很少的水手是从俄国沿海和从事航海工作的地区征集来的，其余绝大多数只是一群粗野的农民。因为波罗的海有很长的冰冻期，他们只受过很简单的训练。一位英国海员这样形容他们的俄国同行，“他们是一群臭气熏天、粗鲁、不修边幅但却很快乐的家伙”。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一位军官这样描述他的炮手：“要教给一半人所有的知识，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教另一半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东西。但如果他们的确记住了一些什么的话，那么都已经过时了。”这支舰队在私下里被称作“第二太平洋劳改团”。
当时的英国海军是地地道道的“大哥大”。自己的渔民被俄国人的军舰欺负，真是岂有此理。一家英国媒体甚至竭力呐喊要求英国立即对俄国宣战！作为日本盟友的英国正愁找不到借口，这下正好有了理由，驻扎在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已经升火待发。愤怒的英国人立即向俄国佬发出了战争威胁，要求俄国舰队立即停航。英国本土海军舰只开始耀武扬威地出现在“远征军”的周围，摆出不同的战斗队形。英国海军部下达命令准备随时封锁黑海和波罗的海。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关键时候还得求助于盟友法国。10月28日，在俄国的请求下，法国驻英国大使康邦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康邦毫不客气地告诉侯爵，法国人在俄国有大量的投资，谁都知道法国和俄国是结盟的。如果英国要对俄国开战的话，是否先征求一下伦敦金融中心那些财界巨头的意见。由于此前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人当时欠法国人的债务高达1.5亿英镑。有钱是大爷，欠钱是孙子。康邦最后威胁道：“布尔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如果法国抽回资本，英国的金融将陷于崩溃。”迫于法国的压力，英国无奈，只好放行了“远征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也不想真打。即使这样，俄国还是向英国渔民赔偿了65000英镑并把相关“肇事人”留下来接受英国法庭审判才算了事。
于是，日本人的训练变得愈发严酷。东乡平八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练兵宗旨——“百发百中的一门大炮要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
以逸待劳的联合舰队由3支主力舰队组成。他们分别是由四艘战列舰“三笠”“富士”“敷岛”“朝日”和两艘装甲巡洋舰“春日”“日进”组成的第一战队；由6艘装甲巡洋舰“出云”“吾妻”“常磐”“磐手”“八云”“浅间”组成的第二战队。第三支主力舰队说出来有点让大家笑话，这就是由3艘老式防护巡洋舰和一艘老式铁甲舰组成的第五战队。四艘舰都是老熟人了，名字分别叫“桥立”“松岛”“严岛”，还有一艘叫“镇远”——估计日本人是想羞辱大清，俘虏过去，连名字都没改。
与日本人相反，由于缺乏弹药补给，俄国人在航行中只进行了两次空弹演习。艰苦的生存环境成就了俄国人的一项特殊技能，那就是加煤速度。“苏沃洛夫公爵”号在印度洋曾经创下1小时加煤120吨的世界纪录，比之前英国海军创下的纪录整整多了18吨。
4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抵达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但是随后就由于英国和日本的抗议被赶到了芽富湾。5月初，涅鲍加托夫少将率领的第三太平洋舰队终于姗姗来迟，打架的人手终于凑齐。5月10日，翘首以盼的煤炭也终于从新加坡运来了，紧张的加煤作业随之展开。5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率领由38艘舰艇、14000名水兵组成的俄罗斯舰队离开芽富湾北上，奔赴最后的葬身之所。
前面并非坦途。由东乡率领的拥有40艘军舰、18000名水兵的已经休整9个月的日本联合舰队，早已严阵以待。
对马海战
不是每个人的结局都如此悲惨。巡洋舰队司令恩科维斯特少将率领“奥列格”号、“阿芙乐尔”号、“珍珠”号三艘巡洋舰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了菲律宾马尼拉的美军基地，随即被美军解除武装后扣留。“阿芙乐尔”号是必须逃出来的，要不怎么在今后成为炮轰冬宫的名舰呢？驱逐舰“快活”号独自逃走，驶入上海后同样被扣押。
20世纪第一场大海战——对马海战——至此拉下帷幕。这是海战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胜利之一。前文提到的迈克尔·兰宁《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场战役》一书中，对马海战排在第三十四位。
俄军战死人数达到5000多人，被俘6142人，突出重围的只有3000人左右。日军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其中1艘还是自己触礁沉没的，阵亡117人、伤587人。从此以后，俄语中的“对马”就变成了“滑铁卢”一样的代名词，5月27日也就此成为日本的海军节。37年后的这一天，山本五十六亲率联合舰队出征中途岛，最后折戟沉海。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第一战队装甲巡洋舰“日进”号上，一个刚刚从“海兵”第三十二期毕业的21岁海军实习少尉就在黯然神伤，尽管之后他领到了350日元奖金和一枚六等功勋旭日章。在5月27日的大海战中，“日进”号装甲巡洋舰先后被俄军的两发305毫米和一发234毫米炮弹击中，死伤近百人。其中19时中的那一炮，不但炸掉了“日进”号前主炮的左炮，也把担任舰长传令兵的实习少尉挂在脖子上的记录板炸得不翼而飞。少尉同时身负重伤，左腿被弹片削去巴掌大一块肉，左手也失去了两根手指。不幸中的万幸，只是两根。日本海军规定，缺少三根以上手指的伤员必须退役，少尉因此才有幸能够继续留下。少尉也是个风流情种，之后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日本艺伎在为客人修指甲时，价格是一根手指一毛钱，由于少了两根手指，少尉可以少付两毛钱，因此落了个“八毛钱”的雅号。这个当时的海军实习少尉，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打了胜仗，庆功宴会自然少不了。明治天皇特意在皇宫御花园举行了一个露天晚会庆祝胜利。皇宫花园里高朋满座，笑语喧天。摆了二三百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从旅顺缴获的俄国香槟酒。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自然是宴会的头号风云人物。吃一顿没啥意思的饭，本不属于此处讨论的范围，但宴会上发生的两件颇有意思的小事，可供刚看完紧张战斗的读者一乐。
其一，面对与会众人铺天盖地的马屁之声，一向沉默寡言的东乡平八郎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从腰间摸出自己的印章示与众人，上面写着七个字，“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个王阳明，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守仁。今天，他随着当年明月的名作《明朝那些事儿》迅速走红。现今随便走进一家书店，都会有介绍他的书籍。不算被借走的两本，老酒的书架上还有三本。
其二，由于是日本大胜，庆功宴会自然要邀请当时在日本的各国海军军官来参加，以彰显大日本帝国的军威。受邀者自然也包括当时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俄亥俄”号战列舰。舰上美国的高级军官对参加这种纯粹听日本人吹牛的宴会不感兴趣，于是就让六名年轻军官应付差事，顺便混个肚儿圆。不太清楚原因，美国这六个小伙儿还迟到了，只好坐在靠近出口的位置上。宴会临近尾声时，东乡平八郎大将准备离席退场。“俄亥俄”号上这群初出茅庐的年轻水兵乘着酒兴，决定邀请这位大名鼎鼎的日本大将与他们一起喝酒。这突发的奇想来自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德裔青年，这个小伙子也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拦截者。这不啻为一个大胆的念头，大将或许会对他们的冒失感到不快，更可能不接受邀请。出乎预料的是，兴致很高的东乡大将愉快地接受了美国小伙子的邀请。他与大家一一握手，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谈，并和大家一同碰杯。
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刻，两位史上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举杯共饮：一位正如日中天，另一位则旭日初升。
东乡平八郎绝对没有想到，面前这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将在40年后埋葬他手下的那支无敌舰队。这个当时只有20岁的小伙儿，就是后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朴次茅斯和约：埋下仇恨的种子
一直置身事外的清廷也不甘于只当朴次茅斯和谈的看客，曾经对日、俄及其他国家发出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扯大清国的内容，凡未经与大清商定的一概不予承认。清廷还提出参加会谈的要求，立即遭到日、俄的断然拒绝。双方在和谈期间，根本无视清廷的存在。
日本在战争中消耗巨大，坚决要求赔款不放松。同样打了败仗的尼古拉二世却比当年的大清有出息得多，当即声称“一寸土地和一个戈比也不会给日本黄猴子”。8月18日，第七次会谈之后，气急败坏的小村寿太郎甚至已经回宾馆结账退房：老子不谈了，回去咱们接着打！
1905年9月5日14时，日、俄双方在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办公大楼签订了著名的《朴次茅斯和约》。合约共15条，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对朝鲜享有特殊权利，俄国从满洲撤兵，转让关东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割让南萨哈林岛等。持续19个月的日俄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和中国甲午战争后的情形类似，日俄战争12年后，沙俄罗曼诺夫王朝亡国。1918年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皇后、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连同仆人，被看管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用机关枪扫射，集体处决。唯一的儿子是年龄最小的，当时只有14岁。
对于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日本民众所关心的只是掠夺他国的财富，根本无视可能对别国造成的伤害。这种自私、狭隘、不辨是非的极端民族主义，自然纵容了当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他国伸出掠夺之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这样论述：“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意义，除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白人第一次被有色人种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希望。
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可悲的是，在日本军队中也开始产生所向无敌、急躁、冒进的情绪。日本军人从此认为，所有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外交家从此被视为无用之物。谈判期间身患流感，发着40度高烧的小村寿太郎回国之后，被冠上“卖国贼”的称号。随着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广濑武夫一系列“军神”形象的不断涌现，日本军人阶层开始被国人奉若神明。武夫干政逐渐开始并不断深化，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朴次茅斯和约》签订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老罗斯福，他因此获得了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事实上，后来的结果却令美国大失所望。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反，日本随后在朝鲜和南满推行了极端的“关门”政策，导致美国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战后不久，原来敌对的俄国和日本也开始共同密谋对付美国。1907年7月30日，俄、日秘密签订协约，划分两国在外蒙古和满洲的势力范围，共同反对美国企图插足满洲的企图。一向自认为聪明的美国，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的海军实力从1903年的世界第三位，一下子跌到1905年的第六位，日本则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仅仅排在英、法、德之后。就在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日本海军就开始了新的打造“八八舰队”（八艘战列舰、八艘装甲巡洋舰）计划，陆军也提出了扩军至100万人的目标。放眼远东，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被日本打败，这庞大的军事力量要去对付谁呢？
谜底很快揭开。1907年4月19日，日本通过了“明治四十年帝国国防方针”——美国首次成为日本的假想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
20世纪的前50年，注定要成为最令人难忘的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纪录不但空前，也肯定绝后，未来不大可能在半个世纪内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一位历史学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究竟使用什么武器不敢断定，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却可以提前确认，那就是原始的石块、木棒和拳头。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管从规模、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等方面，均逊色不少，主战场也基本局限于欧洲。涉及亚洲、俄罗斯远东以及太平洋地域的战事，其规模以及对主战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讨论的主题，此处只简略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远东和太平洋战场有关的部分。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续沿着明治维新确定的方向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在中国，尽管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国体，但实际上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动荡时期。
远东地区一时形成政治、军事上的真空状态，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舞台。这对于已经近10年没有打仗，早已急不可耐的日本来说，不啻天赐良机。日本朝野上下为此欣喜不已，狂热的扩张欲望奔泻而出，“欧战机会论”的思维，无论在政界，还是军界，都占据主流地位。日本政坛元老井上馨在写给山县有朋和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就说：“这次欧洲之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时代之天佑，日本必须立即举国一致，享受此上天之佑。”山县有朋则强调：“必须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
无独有偶，此时远在欧洲的德国也同样对日本有所期待。根据当时在日本驻柏林使馆工作的重光葵回忆，10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给德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许多德国人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日、德两国是反击俄国的天然盟友，德国人甚至痴想有一天“日本会从背后突然进攻俄国”。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立即向日本交割胶州湾，并限8天内做出答复，若迟至8月23日未接到满意答复，将“任由事态自行发展”。随着8月23日最后通牒期限的到来，日本顺理成章地对德宣战。这可能是日本人唯一的“先宣后战”。对于德国人而言，日本人已经从“潜在的盟友”变为“现实的敌人”。德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和热忱也在一夜之间被怀疑与冷漠替代。为了避免德国人的敌意与攻击，当时在德国的许多日本人，不得不在胸前别上中国国旗，冒充素来为他们所鄙视的中国人。
这是一场几乎被遗忘的战斗，也许意义仅仅在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罪恶源的德国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曾经互掐过脖子。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和德军都开始在战斗中使用飞机。德国人只有一架用于侦察的飞机，而日本人将一艘在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商船“若宫丸”改造成了水上飞机母舰，四架飞机除了侦察，还参与对德军阵地和舰艇的轰炸。这应该算是日本航空兵的处女秀吧。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拜访了袁世凯，递交了名为“二十一条”的秘密文件，要求北洋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其中第五条尤其关键，要求在中国政府的军事与财政部门设日本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日本垄断中国军队的武器供应等，企图将中国全国的军队、警察、财政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作为一个保护国来对待。如果答应这些条件，中国就如之前的朝鲜一样，逐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最终被吞并。当这个条约摆在袁世凯面前时，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后来如此描述，袁世凯对日本顾问“以颇为愤慨的语气说道，日本应以平等友邦对待中国，为何常待之如猪狗、如奴隶”。
乱世枭雄袁世凯也有自己的办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前李鸿章大人的“以夷制夷”。他让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故意将日本要求严加保密的内容透露给西方各国，得到消息的美、英、法对日本此举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不过日本很清楚，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根本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干预此事，所提的抗议也不过是吆喝吆喝而已，因此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甚至变本加厉地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对外求助无门的北洋政府也竭力据理力争。在日本大兵压境、求助西方列强未果的情况下，最终，北洋政府被迫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第一条至第四条的要求，即后来的“民四条约”。双方于5月25日完成签字。悲愤交加的袁世凯下令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是为“五九国耻”。一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民四条约”中的特权才被彻底废除。
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军事、政治与经济扩张紧密配合。在占领这些岛屿后，日本立即在当地设立统治机构并大批移民。1922年，国际联盟将这些岛屿交由日本“托管”，日本政府随即在当地设立了“南洋厅”，还成立了“南洋兴发株式会社”。到20世纪30年代，当地居住的日本人已超过10万人。
1917年之后，德国对外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给英国的航运造成了致命打击。杰里科海军上将向日本提出了租借“金刚”号和“比叡”号战列舰的请求，遭到日本断然拒绝。但应英国请求，日本海军开始前往地中海、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等区域对协约国的船队进行护航。至战争结束时，日本护航舰队共护送了788艘协约国船只，人员约70万人。日本海军在欧洲海域一直待到1919年5月才回国。英国马耳他总督曼瑟恩勋爵在送别日本舰队的欢送仪式上甚至高喊：“愿上帝保佑这段鲜血凝结的友谊！”可惜短短20年后，这鲜血凝结的“友谊”就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
在远东发生的另一件事，就是“西伯利亚干涉”。1917年11月，俄共夺取了政权，第二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战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红色布尔什维克政权，西方列强肯定要加以干预。英国与法国决定武装干涉苏俄革命，支援俄国白军重新夺回政权，以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于深陷西线战场无力顾及远东，英、法积极拉拢美、日等协约国成员派遣军队干涉俄国。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0年6月，美、英等国军队陆续由海参崴撤出，就剩下日军依然赖着不走。1920年11月，日本扶持的谢苗诺夫傀儡政权倒台，日本转而继续支持在阿穆尔河到太平洋沿岸的阿穆尔沿岸临时政府。随着苏俄红军的进攻，以及英、美对日本觊觎西伯利亚的担忧，同时迫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日军只好在1922年10月全部撤走，同月，苏俄红军收复海参崴。
在这次干涉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日军有5000人阵亡或病亡，战争成本达到了9亿日元。最后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可谓得不偿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将俘虏的几十万关东军统统拉到这片荒野上，结结实实干了多年的苦工，也算是日军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1917年，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也受到了威胁。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看到参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借机于2月3日与德国断交，并于4月6日对德宣战。美国还号召“中立国和美国采取同一行动”，有钱人说话就是不一样，于是，出来助拳的国家争先恐后涌现，中国、巴西、希腊、古巴等12个国家先后加入了协约国阵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就结果而言，美、日都称得上大赢家。美国1907年到1911年的国民收入只有289亿美元，到了1917年到1921年就猛增到703亿美元。1914年，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额只有8.25亿美元，仅仅两年之后的1916年就攀升到32.14亿美元。战前美国还有3.2亿美元的对外债务，战后却一举拥有了100亿美元的债权，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欠下了美国的债务。战后的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也从1913年约20亿美元增加到1930年150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大为增加，从1913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25亿美元，到1930年更增加到45亿美元，世界黄金储备的40%都到了美国人手里。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英镑地位下降。大战也促进了美国国内工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军工业发展极快。美国作为世界新霸主的雏形已经初步显现。
日本无疑也是获利者之一。由于欧洲处于战火之中，使得欧洲各国原来输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品几乎完全被日本取代，等于日本借机抢占了市场。同时，日本还拿到了来自欧洲交战各国的大批军需品和生活品订单，出口量大增。1914年，日本的出口额还不到12亿日元，到了战争结束之后的1919年就猛增到43亿日元。黄金储备也从1912年的3.5亿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20亿日元。日本从战前一个12亿日元的债务国一下子成为一个28亿日元的债权国。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真正成为一个工业国，正式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经济大佬美国早就想尽可能多地参与一些国际事务，但实际上主宰巴黎和会的主要是英、法两国。论经济能力，美国早已是世界第一，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还略显稚嫩。海军没有英国强，陆军没有法国强，以前不爱管事，真该管事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管。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对美国这个新来的暴发户处处排挤，这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在会议上，美国方面无论是总统威尔逊本人，还是其他代表团成员，都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主张。在中国的要求被大会拒绝以后，美方代表团曾经全体离场以示抗议。当时中国因此一度对美国颇有好感，威尔逊总统也因此成为当时国人比较敬佩的“世界大人物”之一。在中国进步青年当中，威尔逊的威望仅次于列宁。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个今后要多次提到的名词“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在巴黎和会上宣布成立的。组建这一国际组织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这真是一个办好事的机构呀！美国总统威尔逊是成立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当时美国“领导世界”的霸主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在与英、法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失败，1920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美国最终并未加入国际联盟。所以，实际上国际联盟为英、法所操纵。
国际联盟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宣布加入国际联盟。虽然在鼎盛时期国联成员国曾达到58个，但在其存在的26年中，基本没有发挥什么明显的作用，到最后形同虚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终于被今天的联合国取代。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解散，其所有财产和档案移交联合国。
简单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大元凶国家在国际联盟中的出色表现。
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由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受到谴责，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意大利也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后来同样因为侵略埃塞俄比亚受到谴责，1937年12月12日宣布退出。德国于1926年9月8日加入国联，后英、法要求其限制军备，引起希特勒强烈不满，德国于1933年9月19日退出。
前面出场的德、意、日，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阵容的三大主力选手。这三家好歹还算主动退出的，还有一位仁兄的结局更出人意外。苏联于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后因攻入波兰，于1939年12月14日被开除。
小时候在老家读书，经常和小伙伴争论谁的官最大。有人说俺是公社书记，有人马上说俺是县长，接着就是省长、国家主席，当时老酒来了一句“俺是联合国主席”，所有的人都闭嘴。联合国主席多厉害呀，谁都得听他的。不过后来懂事了才知道，联合国根本没什么主席，只有秘书长。这个秘书长说话也基本没人听。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会费都收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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