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作物出口政策

    非洲各国政府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营销委员会的中介作用，从出口农业中攫取资源。据可得的有限数据显示，在非洲各国的财政预算中，出口农业通常贡献预算资金的20%，如加纳和塞内加尔的情况（Morrison；Amin），到40%，如西尼日利亚的情况（Onitiri and Olatunbosun）。在某些情况下，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乌干达（Walkerand Ehrlich），这一数字高达90%；而在其他国家，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亚（Sharply 1976），这一数字则低至10%。但即使是象牙海岸这类传统上通过国外贷款而不是向农民征税的方式获取投资资本的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多地从其农业价格稳定基金中获取投资资本（WstAfrica，April 28，1980）。
    在这两家公司运营期间，它们从西部地区市场营销委员会获得了大笔融资。我们缺少这家金融公司的详细数据，但我们确信，在194的年至1958年，西尼日利亚发展公司从市场营销委员会那里获得了1，100万黄傍的资金（Oluwasanmi，p. 182），而且它的总资金中有超过70%来自市场营销委员会（同上 p.129）。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因为这一时期该委员会受工业贸易部的管辖（Nigeria1962，vol.1，p.37），而工业贸易部将资源从委员会转移出来，用于发展工业项目。当发展公司或金融公司这两家机构需要资金时，它们的主管领导经常完全撇开市场营销委员会而直接联系工业贸易部；接着工业贸易部就会给委员会下达指示，命令委员会向这家公司提供其所需的贷款（同上，vol.1，pp.37）。这样便造成大批新工业企业的诞生，其中包括印刷公司、水泥厂、玻璃工厂、纺织工厂、皮革厂以及塑料公司。这些公司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市场营销委员会提供的贷款。
    从市场营销委员会获得资金的条件特别宽松。实际上，据调查显示，在许多情况下，这两家公司完全无力偿还市场营销委员会的贷款，而且时常严重拖欠利息的偿还（同上，vol.3，p.44）。而一旦需要还款，这两家公司往往能够获得支付期的大幅度延长（从5年到15年不等）和利息的减免（同上，vol.1，p.63）。此外，两家公司常常无法保证对委员会基金的安全使用。当贷款给地方投资者时，“公司缺少购买债券的相关安排”（同上，vol.1，p.63）。即使公司的确购买了债券，它们购买的也经常是不参与分红的股份，因而无法获得企业董事会的代表权，因此也就对企业如何使用资金丧失了影响力（同上，vol.2，p.1）。
工业发展的资本来源是农业，取得资本的条件是政府特许。
某些农产品原先是出口到海外进行加工的，现在则在国内进行加工，这些企业也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国内经济中获得更高的“附加值”。这些企业的重要性既得到了那些主张承前启后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的肯定，也得到了激进派经济学家的认可，他们寻求减少贫穷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因此，各国都努力推动这些公司的建立，其中的一个办法是提供低价原材料的预期。随着当地加工工业的成长，投资者和国家——无论它们之间有何分歧（有时二者分歧巨大）——接着就会组成一种政治经济联盟以对抗经济作物生产者。
       因而，工业化的椰子油压榨方法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并非一定能为其带来相应的经济优势。考虑到工厂所采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及其设备闲置的频率和程度，该工厂只能以极高的成本生产椰子油。例如，在1975年，该厂的单位生产成本是每吨987.98塞地；而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到岸价格）仅为每吨624.89塞地（Obben，p.iv）。
    为了降低成本，管理层就尝试以低价获得原材料。然而，由于其提供的价格低于椰子油“传统加工者”提供的价格，因此该工厂很快就无法保证充足的原料供应了。最后，它不得不向政府申请特许证，成为当地产品的独家垄断买主；实际上，它被授权建立了自己的市场营销委员会。由于得到国家警察力量的支持，这家企业排挤掉了与其争夺干椰肉作物的竞争者。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成熟的工业：工厂的设计布局有问题，机器设备运行不稳定又缺少维修的便利条件，直接导致国内加工成本远高于国外加工成本。即使加上材料费和运费，国内的产出品在售价上也无法竞争，唯一可通过政府力量短平快解决的就是原材料价格。
剑麻的独家垄断买主——坦桑尼亚剑麻管理局——主要把产品出售给两类消费群体：“世界市场”上的买家和国内制造商。剑麻管理局选择出售给国内制造商的未加工的剑麻纤维要比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低得多。由于剑麻管理局支付给农民的是其销售价格和市场营销成本之间的差价，因此管理局对国内制造商降价出售的结果就是使其支付给剑麻生产者的价格降低了。
    1977年农业部报告指出：“1976年，坦桑尼亚剑麻管理局以平均每吨1,984坦桑尼亚先令的价格向国内的制造厂出售了36,072吨剑麻纤维。比较而言，1976年的平均出口价格是每吨3,007坦桑尼亚先令，当然这还必须考虑到商品等级以及出售时间的差别。”（Tanzania，1977d，p.27）尽管采取了谨慎态度，但该报告仍坚持认为“出售给国内制绳公司的产品获得了大量补贴”。这份报告也明确指出，这些补贴成本正是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来由生产者承担，这种价格调整反映为剑麻管理局压低农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
政府愿意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促进工业体系的形成。
另一个受益者是官僚机构，这一机构组织市场，并为了公共目的来负责管理市场。
    官僚机构所获资源量的大小可以从市场营销成本的规模中寻得一些痕迹。在对肯尼亚农业资本外流的研究中，珍妮弗·夏普利（Jennifer Sharpley，l976）发现，市场营销成本相当于下述两种价格——国际市场价格和支付给国内生产者的价格——差额的10%到35％（p.10）。正如她写道的：“在1969年，在各种可以评估的财政调整中，市场营销成本……是最大的一笔开销。……而通过税收、补贴、贷款和直接投资进行的财政转移则被发现规模要小得多。”（p.109）
    市场营销成本的不断增长一部分源于明显的无效率：糟糕的库存，对作物的运输和处置缺乏有效的安排，在签订采购和销售合同时粗心大意。所有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市场营销委员会，而所有这些问题看起来都由于委员会的独占垄断买主地位而进一步恶化：因为它们能够设定价格，它们就能够承受这种无效率，它们可以将其无效率的成本转嫁到农民身上。委员会的无效率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工作人员的数量和付给他们的津贴的增长。
    利用市场誉销渠道侵占经济作物生产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这种倾向不仅仅出现在公务员身上。当国家赋权合作社作为市场营销集道时，类似的倾向也出现了。在坦桑尼亚就有最全面的相关文献资料，该国1966年的调查（Tanzania 1966）和1970年的调查（Krieselt al.）揭示了由于合作社的介入，营销成本出现了急剧增长，并指出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薪金是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
    在肯尼亚，农产品工业的许多部门中仍然保留着合作社，营销成本急剧增长的情况也曾发生。国际咖啡组织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要注意的是，合作联合会和合作社扣留的金额已经从1974一1975年的每磅17.3美分（每包23美元）增加到1975一1976年的每磅36.3美分（每包48美元），到1976一1977年时则达到了每磅50.9美分（每包67美元）”（ICO1978a，p.24）。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些扣留，通过合作社进行销售的小规模咖啡生产者，他们获得的咖啡销售价格大约要比大规模种植园获得的世界市场价格低30%，后者可以直接通过咖啡营销委员会进入国际市场。
    我们在此已经考察了出口经济作物生产者的处境。我们发现，他们受到价格政策的影响，这一政策将支付给生产者的价格完全降低到世界市场价格之下。我们也注意到，虽然从农业攫取的一部分资源会以利息支付和公共服务的形式返回到农业中，但这些资源的大部分或许都被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国家、坐落在城市的工业企业以及那些对政府管制的农产品市场进行管理的官僚。